张学良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及政治伦理
李云峰 马建昌
作为20世纪叱咤风云的爱国名将和民族英雄，张学良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数次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为民族的复兴及世界和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审视张学良迭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我们不仅为其侠义率真的个性、至真至诚的胸襟所折服，而且为其独特的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所吸引。
所谓思维模式，“是指人们认识、体察、省悟问题的思路、习惯、具体方法和特征的总称”①。它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文化特质的突出表现。不可否认，张学良在其少年时期就接受西学教育，沐浴基督精神，这对其个性的形成和处事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张学良的思维模式更多地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汲取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政治伦理。这主要包括：舍生取义、家国一体的价值取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本文拟从这一新的角度去梳理和感悟张学良传奇的一生，从而在大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承上去把握张学良的思维理路和思维模式。
一、承袭了舍生取义、家国天下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其主体是儒家文化的一种道德型的价值理论，“仁”和“义”为其核心。“仁义”既是道德价值的体现，又是道德价值的标准。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以是否合乎“仁义道德”作为最终评判。于是在此道德价值标准之下就引出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②。孟子在同梁惠王关于“义”、“利”之辩中指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③孔子将仁义与生死联系起来，认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④。孟子进一步发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⑤。可以说，“仁义”是儒家道德论的最高原则，也是他们所追求和塑造的最理想、最完美、最高尚的人格。放在民族危难关头，儒家的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的价值观念往往会转化为“忧国忧民”、“舍身为民”、“舍身为国”和“家国一体”的忧患意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
那么，又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家国一体”意识呢?这就涉及到中华民族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关系上的思维模式问题。有学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一起受到高度关注，而且可以说，在这一问题的把握上集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独特的人文情怀。”⑥事实上，在中国历史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始终强调并赞扬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强调对社会的依赖和服从是个人实现其价值的根本途径。《大学·章句》里有这样一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古人正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这一逻辑顺序，把人的自身修养同参与国家大事有机地联为一体。这就是说，无论天子或者庶民，只有首先通过内心反省、自身修养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科条，遵循“内圣外王”的规律，才能一步步达到报效国家治平天下的目的。当然，关于《大学》中这一段话，也有其负面效应，如强调内心的修养而忽视自然科技和社会知识，强调道德内约而忽视法治等。但仅就“家国一体”的逻辑理念而言，千百年来，把自己个人的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奉献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要求又被无数中华儿女内化而成为自觉行动，形成了中华民族牢固的内向凝聚力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所谓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九死其犹未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都体现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自觉维护和强烈关注。可以说，将个人的前途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系于一身从而舍生取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是传统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和儒家政治伦理的积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和精华。
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6岁开始，即在名师鸿儒启蒙下，遍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儒学文化与道德教育。同时，优越的条件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也使其一涉足社会就很快进入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他19岁入东北讲武堂，20岁晋升少将，25岁晋升中将，26岁晋升上将、任军团长，28岁主政东北，30岁成为地位显赫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高起点及跨越式的发展使其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时事的复杂，更敏锐地感受民族的危难。大起大落、家国同仇的个人经历又使其在安身立命的追求上更为彻底和超然，自始至终浸润着强烈的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家国一体”的爱国意识。
张学良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国内，各派军阀各自为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厮杀，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国际上，列强无视中华民族权益，肆意践踏中国主权。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好河山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亿万民众，张学良自少年起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伟理想，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民族独立与富强联系在一起。他15岁时就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和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赈济河北水灾的义卖活动。尤其是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他“颇受刺激”，“即欲立意为国家做事”⑦。1916年11月，张学良在基督教青年会聆听了南开中学校长、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中国之希望》的演讲，所受影响极大。他后来在忆及这次演讲时说：“予闻之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⑧从此，“立志为国家做事”、“立誓救中国”已成为其矢志不渝的毕生追求。这种追求突出地表现在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和“西安事变”上。
1928年5月7日，日本逼迫张作霖出让东北权益，遭到张作霖的拒绝。日本关东军便于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预置炸药，将其炸死，妄图在东北造成混乱局面，趁机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进而占领沈阳。28岁的张学良临危受命，机智果断，迅速稳固了东北政局，使日本侵略者无机可乘。就在张学良刚刚主政东北之时，面临着国内外两种政治势力之争取：一是对东北垂涎已久、虎视眈眈的日本；一是北伐节节胜利、誓在统一中国的蒋介石。面临这样的形势，张学良可以有三种选择：(一)维护东北原有军政局面，凭借东北的各种优越条件，稳坐“东北王”宝座，独霸一方；(二)同日本“合作”，抛却民族大义，分裂祖国；(三)不顾个人和集团私利，维护祖国统一。张学良明大义，识大理，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终于选择了后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和特使林权助等表示坚决反对。林久治郎甚至威逼张学良说：“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自悬挂青天白日旗，则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严正回答道：“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为完成中国统一。”⑨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1928年12月29日晨，张学良在奉天举行“易帜”大典，并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⑩。“东北易帜”尽管加强了蒋介石的“反共”力量，但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阴谋，维护了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了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开创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新局面。此后，张学良确曾在“服从国民政府”的思想支配下有过迷误，走过弯路。如1931年九一八时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坐视东北迅速沦陷；1934年又拥蒋独裁，并遵蒋令到豫鄂皖和西北“剿共”。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张学良抗日的情绪与日俱增，萌生并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加深了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以至采取了兵谏拘蒋的惊世之举。事实证明，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的爱国壮举。当时，张学良以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在多次“劝谏”、“苦谏”、“诤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的情况下，毅然与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其发动西安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毫无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11)。当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后，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坚决送蒋返宁。1937年1月，他被送到溪口雪窦寺拘禁，消息传出，东北军、十七路军群情激愤，决心营救张学良。张学良闻讯后又致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并要求东北军高级将领“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12)其拳拳爱国之心，催人泪下，殷殷舍身之举，感人肺腑。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结束了内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了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西安事变，不仅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民主革命，有利于国民党，有利于蒋介石地位的巩固，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但西安事变也结束了张学良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剩下的只是50余年孤苦寂清的幽禁生活。更令人感慨的是，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采访时所说：“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毫不顾惜我的生命。”(13)这种为国家而舍弃个人利益的做法，正是对传统政治伦理和哲学智慧的继承和运用，从中不难感受到张学良的思维模式所具有的独特人文情怀。
二、遵从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诸如天与人、忠与恕、知与行、理与欲、义与利、道与心、心与物等等范畴。多角度、全方位注重辩证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色。其中“和同”思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要谈“和”与“同”，须先要说明与之紧密关联的“中庸”这个概念。何谓中庸?孔子认为中庸即“过犹不及”(14)、“允执其中”(15)。他曾感慨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6)所以他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7)。这是孔子对中庸思想的最通俗的解释。按这种要求，在思考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协调两方面的关系，要达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要反对过火，又要反对不及。同时中庸观念在维持矛盾双方的边际平衡时，反对一方吞掉一方，而是要寻求一种既包含部分彼又包含部分此，使双方连接与“和”在一起，保持稳定的方式。总之，“中庸之道”是儒家宣扬“仁义”，提倡“和谐”，高扬“人性”，反对固执、片面、偏激的基本方法论。儒家在处理矛盾时，采取“致中和”、“调和”态度的做法，既可以避免思想走极端，又可以增强矛盾双方的团结合作。“中庸之道”固然存在一定的消极性，但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和同”思维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晚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断”(18)的著名命题，认为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新的事物，而把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则不能产生新的东西。孔子继承了西周末以来的“和”“同”范畴，并将其发展为“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9)他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盲从附和，要有自己的见解，小人盲从附和，而没有自己的见解。孔子还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20)。到后来，儒家还把“中庸之道”与“和同”思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1)通俗地说，“和”即是承认矛盾，承认差异，坚持原则，它是与“分”相对而言的，它是对“分”的一种制约或补充，以预防“分”走向极端而导致破裂。“和”的基本前提是找到双方或多方都认可的“中”。所谓“同”，则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不讲原则，它是指事物的单一性，从而否认了事物的区别和多样性。当然，儒家的“和同”思维是一种文化观，是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比如孔子主张在真理面前要认真思考，要“当仁，不让于师”(22)，这本身就体现着文化继承上“和而不同”的观念。但“和同”思维不仅是一种文化观，更多的体现在政治上的实践，比如战国时的“合纵”和“连横”，西汉的通西域，三国时孙、刘的联合抗曹，清朝入关后重用汉人，国共第一次合作等等都是“和同”思维在政治范畴的成功运用。总之，中庸观与“和同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增益，它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影响和指导着人们的处事方式。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张学良是一位历史底蕴深厚并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爱国军人，具有强烈的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纵览他的一生，其做事方式一直受到传统的“和同”观念的主宰。
在军阀混战时期，张学良自己虽身为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国家统一，主张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治军者应对国家负责。1924年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说：“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23)当是时也，军阀集团内部家族意识和私有观念非常严重和普遍，但张学良能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实属不易。他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国家统一是国家富强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国家强大，才能避免“豆剖瓜分”的局面(24)。当其主政东北之后，则力图实现国家统一的夙愿。他不顾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毅然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使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得以结束。应该说，张学良奉天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矛盾，但站在“国家统一”这个“中”的立场上，张学良抛弃了自己的私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蒋介石实现了合作。
如果说东北易帜只是张学良国家统一、共御外侮理念上的第一步实践的话，那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是在国家统一理念更高层次上的修正与升华，是“和而不同”思想的成功运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双方互为敌手。国民政府作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秋不思抵御外侮，却一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做法，致使民族元气在内战中大为伤损。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历史主题，“但限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国共两党都曾程度不等地背离或偏离这一历史主题。”(25)张学良自1934年1月从欧洲返回后，赞同和支持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他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视作兴风作乱的“赤匪”，认为只要早日消灭红军，就可以集中全力进行抗战。但是随着不断接触红军及共产党人，张学良逐渐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共产党和红军是由于土豪劣绅鱼肉良善厚朴人民所逼成的”(26)。到陕西后，他逐渐认识到红军是一支抗日的生力军，不是土匪武装。尤其当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时，他承认“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27)。众所周知，抗日是张学良自九一八之后的夙愿，既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日的部队，那么两者之间就有了“抗日”这个契合点，就有了“和”的可能。纵观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中共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这四支力量之间互有矛盾。杨虎城“因红军误杀其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双方在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红军突袭宁强，致使杨竹荪团被歼”而对中共心存芥蒂(28)；杨虎城对于东北军移师西北也有警惕，“在很长时间，双方是官方酬对，内心话都不肯说”(29)；杨虎城与蒋介石更是貌合神离，矛盾由来已久，不仅存在嫡系与旁系之分，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政见和感情都不和。张学良虽在许多重大关头都支持和维护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将热河失守原因完全归之于张学良后又迫张“下船”以及不给战败了的东北军补充的做法，无疑给张、蒋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尤其是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可以说这四支力量之间都有矛盾，这就是“不同”。那么，这四支力量之间有没有某种东西作为“和”的纽带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实上，四支力量尽管在“安内”与“攘外”的次序、步骤和内涵等问题上各有主张，互不相同，但在“坚持民族大义，抗击日本，拯救民族危亡”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张学良坚信，“共同抗日”是各派政治力量合作的政治底线和最终目的。所以，在历史的重大关头，正是他和杨虎城紧紧地抓住了这一“和”的纽带，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并非张学良一时之冲动，而是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和而不同”传统辩证思维的灵活运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即“和”的实现，是传统的扬“和”弃“同”观念的一种折射，求同存异正是其外在的表现(30)。作为多方契合点的“中”正是抗日救亡这一历史主题。当然，合作各方也没有因为“和”而舍弃了“不同”。比如，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共同抗日而放弃“灭共”和剪除异己之心；中共并未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尽管都回归国民党营垒，但他们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正义之举从不认错，他们的部分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中共又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和”。
张学良晚年被解禁后，曾公开表达自己对“台独”分子的批评与揭露。他认为，实现两岸统一是国共两党的责任，“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共两党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应是义不容辞的，理所当然的事”(31)。他“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方式竞争，看谁干得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32)实际上，这是张学良对“和而不同”辩证思维方法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而张学良的主张与中共坚持的“一国两制”竟不谋而合。
三、汲取了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颇具近代民主色彩的名词。在孔子眼里，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时代，已经远离尧舜禹的“大同”和德治时代。所以，他的学说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当世，从而建立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33)的完美治世。“天下为公”也是平民百姓的一个良好愿望，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政治追求，显示出普通民众朴素的民主意识。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34)，实际上就是对大公社会的一种设想和描述。“天下为公”的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被无数学者和政治家如孔子、孟子、荀子、司马迁、黄宗羲、顾炎武、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加以阐述和发挥。毋庸置疑，“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清流。
那么何谓以民为本?早在殷周之际，随着天命观念的日趋式微，开始出现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5)、“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6)等新的观念。把“天”的意志理解为民众的意愿。降至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中便有了“修己以安百姓”(37)、“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38)、“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9)等等主张。作为儒家基本精神的“民为邦本”思想不仅是对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而且还有系统的发挥。孔子的“仁”学即以“民本”为思想基础和终极目标。孟子将“民本”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0)的政治主张以及提倡“制民之产”，反对横征暴敛，以保持小生产的相对稳定的经济主张，并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41)、“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42)等等。孟子从正反论证了这样一个道理：能与民同乐、同忧，得民心者得天下；不顾及人民疾苦，远离人民生存需求，就会失去民心，失去天下。荀子在“君”、“民”关系问题上，总结了历代统治兴衰的经验教训，向社会的当道者提出了严正告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3)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则将“民本”思想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警句。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期，详尽地论述了“民贵君轻”的道理，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则国有民而后君；君末也，民本也。”(44)显而易见，谭嗣同的这一论述不仅从君民来源角度阐明了“民先君后”、“君轻民贵”的思想，而且带有浓厚的“天下为公”的色彩。
综上所述，“民本”思想是儒家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数千年来，它不仅仅被当政者当作治国安邦的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而且普通民众也将其转换为评判统治者政务得失的主要依据。同时，它也是政治家个人修行的出发点和归宿。
张学良活跃在军界政坛的二三十年代，正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黑暗时期。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实体。军阀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私”字。为了扩大地盘和权势，他们不惜分裂祖国，与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国权的条约；为了强化军队的私有化，他们更不顾及其所辖区域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诛求无已。可以说，军阀的统治毫无“天下为公”可言，一言以蔽之，天下惟“私”而已。然而在家族意识、宗派意识极其浓厚和私欲横流的当时，张学良作为统领一方军权和政权的实力派人物，却能吸取“天下为公”的民族传统智慧，不是将东北看作自己的祖传家产，而是视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将个人利益、地方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下，并始终把民众疾苦放在首位去考虑的人物，实属黑暗夜空中的一颗明星，分外夺目。
张学良在早年随父征战时，目睹战争之残酷和民众之悲苦，痛感内战不是消弥问题的途径，而是罪恶之源。内战只能消耗国力，自损民族元气，毁“公”而肥“私”。因此，其主政东北之后，便毅然决定“易帜”，服从中央政府，放弃东北私利，尊从“天下为公”的理念，这在“三千年国史上也是鲜有先例”(45)。在1930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过程中，他进一步指出，自私是内战的根源，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军阀为一时私欲而动用军队，内争之始“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地而已”。而出现内战局面的最本质原因是“重小我而轻大我，眼光过浅，仅知注意目前小利，而缺乏远大思想”(46)。张学良1933年下野时在上海发表公开讲话，郑重声明：“东北军乃国家之军队。身为军人，既已解除职务，将所统国家军队还诸中央，无复再有意见可以申述。”(47)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指出，“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48)。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蒋介石，而是为了“公”，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了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仅从较深的层次上认清了“天下为私”的军阀本质，而且在实践上吸收和遵从着“天下为公”的传统历史智慧和政治伦理。
关于“民本”的传统政治伦理，在张学良身上既表现为浓厚的大众和平民意识，又表现为“民贵君轻”的思想。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懂得同情与关心民众疾苦、解民于倒悬的重要性。张学良很早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民生之艰难，战争之残酷，使其深感不安。在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之后，张学良更加痛恶战争。他说：“余于十九岁时即参加战争，历年来对战争不论其为战败或战胜，均感觉万分痛苦”，每到战争发生之地，见“该地人民多躺卧地上，面黄肌瘦，呻吟憔悴，痛苦不堪言状……于是余之内心即感觉万分痛苦。”认为那些“只以争得最后胜利为目的，故作战时只知破坏，专事残杀”的战争的受害者只是人民而已(49)。并且下定决心“牺牲自己为国民造福利”(50)。他不断训诫部下说：“老百姓为什么要纳税国家来养兵?就是老百姓想要过太平日子，要防范外忧内患的骚扰，才肯拿出血汗钱雇佣我们这些人……这很明显，民众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作仆人的自有保护主人的义务，而且必须履行这种义务。”(51)并且教育自己的军队提高民众意识和国家观念，要求东北军树立保国卫民的思想，“下一番功夫，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52)如果从传统哲学智慧的角度去理解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则更能深切感受张学良的“民本”情怀。关于东北易帜的目的，他说：“民国十八年来，战祸频仍，危象环生，人民殷殷望治，机会虽多，惜皆错过，其惟一之光明，……以建设强有力之政府。”(53)实际上也就是说，他之改旗易帜，赞助中央统一是以民意为重，是顺应民心的结果。同样，西安事变的发生仍然是民意取胜的结果，也是张学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指出：“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应论人……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重，还是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54)这句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张学良的“民贵君轻”思想。
此外，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工矿业、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的详细计划，并且部分地付诸了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东北的现代化建设，提高和改善了民众的生存状况；在湖北期间，张学良部署兵力抗洪抢险，并带头捐款赈济灾民……凡此种种，都可以窥其“民本”思想之一斑。
综上所述，张学良的思维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政治伦理。如果我们从此角度去审视张学良传奇的一生，就更能强烈地感受到他那超人的智慧和独特的人文情怀，同时也能更深刻地体味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魅力。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邮编：710069)
①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06页。
②《论语·阳货》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④《论语·卫灵公》
⑤《孟子·告子上》
⑥唐凯麟、李培超：《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深层透视》，《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⑦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⑧天津《大公报》，1930年12月11日。
⑨郭君等：《张学良将军画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⑩《新民晚报》，1929年12月29日。
(11)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7页。
(12)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集，第1121、1124页
(13)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页。
(14)《论语·先进》
(15)《论语·尧曰》
(16)《论语·雍也》
(17)《礼记·中庸》
(18)《国语·郑语》
(19)《论语·子路》
(20)《左传·昭公二十年》
(21)《礼记·中庸》
(22)《论语·卫灵公》
(23)《晨报》，1924年12月2日
(24)刘鸣九：《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
(25)李云峰、刘东社：《西安事变的文化阐释》，《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6)天津《大公报》，1934年1月12日。
(27)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集，第1195页。
(28)李云峰：《爱国主义：西安事变的主旋律》，《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29)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30)李云峰、刘东社：《西安事变的文化阐释》，《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1)台湾《中华杂志》，1991年5月。
(32)《参考消息》，1991年5月26日。
(33)《礼记·礼运》
(34)《孟子·梁惠王上》
(35)《孟子·万章上》，引自《尚书·泰誓》
(36)《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37)《论语·宪问》
(38)《老子·四十九章》
(39)《管子·牧民》
(40)《孟子·尽心上》
(41)《孟子·梁惠王下》
(42)《孟子·离娄上》
(43)《荀子·王制》
(4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56页。
(45)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46)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
(47)《国闻周报》第10卷，第11期。
(48)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49)《民国日报》，1930年11月18日。
(50)天津《大公报》，1931年4月28日。
(51)周毅等：《张学良文集》下集，第93页。
(52)《军事周报》，1935年第7期。
(53)《新民晚报》，1929年2月5日。
(54)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