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论红军东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郝建生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事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和平解决对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实现全面抗战的基础，而且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点上，史学界都无可争议。但是，在西安事变爆发的诸多因素中，学者们对与它有直接影响和作用的红军东征，却注意不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正是中共重大策略转变的过程，也就是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策转变的过程。红军东征的行动直接影响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正是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急剧变化或转变的过程，在民族危亡时刻，张、杨本身具有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一拍即合、一触即发的结果。红军东征期间，中共政策的转变与张学良、杨虎城本身具有的潜在思想意识上的“逼蒋抗日”取得了共识，也是求抗日大同，摈弃个人成见的结果。
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对华北事变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粉碎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于12月下旬，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并依据这个总策略，详细研究了红军当时的作战任务和军事战略，作出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并规定了“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以“打通抗日路线”①。明确地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向阎锡山借路”的具体步骤和战略指导思想②。依据这一战略指导思想，1936年1月31日中共又召开了延长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红军东征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部署了兵力，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并于1936年2月20日晚8时，从绥德县沟口至清涧县河口百余公里的河面上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宣传抗日，筹款筹粮，扩大红军。在75天征战中，红军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3000人，俘敌4000多人，扩大红军8000余人。不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同时也使红军的物质和兵员得到了补充。③
红军东征的战略军事行动是和中共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项中心工作的进展情况分不开的。自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时刻不忘对红军和陕北苏区的“围剿”，而担负这一进剿任务的实际上主要是由三支军事力量组成，这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最早和红军接仗交火的则是东北军，但经过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连遭惨败。同时，中共又加大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和东北军的统战关系由此开始建立起来。当时，毛泽东曾写信给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以后又派刘澜波等人频繁地和东北军各军、师级将领接触，利用东北军思乡抗日情绪，促其走停战抗日之路。同时，又派出被俘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返回东北军，以私人关系做王以哲、张学良的工作，并以此打开了突破口。与此同时，中共和十七路军也逐步建立了联系，南汉宸按照党的指示，派申伯纯到南京会见了杨虎城，向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间，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杨虎城，并派汪锋去西安会见杨虎城。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到1936年2月初，即红军东征开始的时候，中共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已经沟通了各种谈判的渠道，双方事实上已处于基本停战的状态。这时，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威胁，不是来自南面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而主要是来自东面的阎锡山。
阎锡山本来就是反共老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一直认为：“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④。为了巩固他山西“土皇帝”的统治，也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剿共”任务，他派出孙楚、李生达等4个旅的兵力过河向陕北苏区“进剿”，形成了对陕北根据地的重大威胁。
红军东征的决策就是依据上述形势作出的。这与当时“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⑤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军事行动，既可打击阎军，解除对陕北苏区之围，扩大红军，筹备物资；又可向全国人民表明红军奔赴前线，坚决抗日的赤诚；更重要的是，它对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剿共力量，促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我党的谈判，孤立打击反共急先锋——阎锡山，乃至通过武力教训，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最终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红军东征的战略行动，是中共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反蒋”统战方针的重大步骤，并在实施过程中为这一方针的发展递变奠定了基础。
二
红军东征是一次重要的军事战略行动，而任何军事行动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红军东征的战略行动就是为贯彻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总目标服务的。由于政治目的明确，军事战略得当，中共在此期间取得了统战工作上的重大突破和进展。
关于中共和国民党的统战接触，其实早在1935年11月间就已经开始了。那时，不仅中共积极做“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而且蒋介石也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同时也迫于南京政府英美派的压力，采取了绝对机密的方式寻找与中共对话的可能和谈判的途径。蒋介石主要依靠两条线：一条线是蒋亲自委托陈立夫秘密寻找中共人士接头；另一条线是通过宋庆龄，让她向共产党转达蒋方举行两党和谈的意思。陈立夫方面，是由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办理的。他通过知识界中的一些关系，找到了北平著名的左派教授吕振羽，并通过吕振羽和中共北平市委发生了联系。中共北方局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直接领导这一工作。至于宋庆龄方面，她是通过一位“红色牧师”——董健吾办理的。1936年1月间，宋庆龄在上海寓所邀见了董健吾，交给他一份极重要的信件，托他亲自赴陕北将此信亲自交给毛泽东或周恩来。董健吾奉命到西安后，找到共产党员张子华。由于当时中共正与东北军密切接触中，故经张学良的安排，董、张二人秘密从西安经肤施(延安)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但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率红军出发东征了，留守在瓦窑堡的中央领导同志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人接见了他们。听取汇报后，秦邦宪等人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在山西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紧急研究这一新情况，复电秦邦宪，提出了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于是，董健吾迅速携带中央答复意见南下，向宋庆龄复命。张子华则根据中央指示东渡黄河，亲自赶往山西石楼前线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具体汇报⑥。 就在张子华赶往前线向毛、周汇报后不久，王世英也从西安辗转来到山西东征前线，他在石楼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他和南京政府接触的情况，以及他和杨虎城初步商定的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各项原则及情况，得到了中央的认可。⑦
也就在此时，中共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红军东征主力突破黄河天险第二天，即1936年2月21日，中共派出了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以及钱之光、戴镜元等人，在高福源引领下，前往东北军六十七军驻地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谈。由于张学良此时还在南京，他便委托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期与李克农进行商谈。双方先就互不侵犯、互守原防、经济通商、甘泉撤围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双方就此协议，还商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⑧。3月4日，张学良驾飞机飞抵洛川，对双方已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张学良继而与李克农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洛川会谈。张学良提出4个问题要李克农回答：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右?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三、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担心东征会吃阎锡山的亏。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出代表去苏联?请苏联帮助中国抗日⑨。李克农对此进行了回答，认为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还残酷镇压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只有打倒了蒋介石，人民才能真正实行抗日，如果蒋介石能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到山西，还可以扩大红军兵员，解决急需的粮款问题，迫使阎锡山的4个旅回撤山西。
张学良和李克农在对待蒋介石抗日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甚至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在其他问题上，张学良完全同意李克农的看法。于是，他们达成3项口头协议：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住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⑩。
李克农、戴镜元一行带着这些问题，于3月7日离开洛川，北上经延长、清涧河口，过黄河，于3月10日赶往山西石楼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的情况和双方达成的局部停战协议。这为下一步中共最高层与张学良谈判打下了基础。而红军东征的军事战略行动，更加引起了张学良对红军战略方向和行动意图的注意，认为红军的战略行动是坚决抗日的表现。并对红军东征“向阎锡山借路抗日”、“打通抗日通路”表示理解和赞同。
三
在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紧急商议了张学良在洛川会谈中的提议和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和李克农赴肤施(延安)面见张学良。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天主教堂作了彻夜长谈，共商合作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极坦率地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以及有关抗日等问题，与周恩来进行了交谈。他对周恩来说：他对国民党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现在开始有了怀疑。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想法进行了剖析，认为：法西斯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最反动的产物，是独裁，是专制，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只能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中国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抗日还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全国广大的民众。全国广大民众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依靠全国民众的力量，才能获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应如何对待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由他在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被他掌握，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掌握在他的手中。张学良说，根据他回国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抗日的存心的。蒋介石的错误只是在于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上。因此，张学良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介石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本人认为，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了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要把最大的军事力量抛开呢?张学良坦率地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建议，并主张由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迫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抗日道路。(11)
周恩来听了张学良这番话后，对其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主张表示完全同意，认为很有道理，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12)
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中，张学良还提出了东北军部队亟需进行抗日教育，希望红军给予帮助的要求，同时他对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深感焦虑。周恩来说：缺乏抗日干部可以采取举办训练团的办法，在培训中选拔。这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启发。后来张和杨虎城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以抗日为目的培养、训练了一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连以上、团以下的军官，作为抗日骨干，为日后发动西安事变作了骨干力量上的准备。周恩来还向张学良表示，同意派出红军干部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1936年8月，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叶剑英前往西安正是在这次会谈后定下来的。叶剑英抵达西安后，化名杨先生，就住在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的家中，张学良曾嘱咐孙铭九一定要照顾好杨先生，并保证他的绝对安全。这对及时沟通中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情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3)
在肤施(延安)会谈中，周恩来在接受张学良“逼蒋抗日”主张后，曾委托张学良将红军东征的真实意图转告阎锡山，并说愿在共同抗日前题下，停战议和。1936年4月2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赴太原，向阎锡山解释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向阎锡山说明了红军东征的真实意图，不是抢他的地盘，而是要借道山西，进军河北抗日救国。同时，他还把自己和杨虎城认为“只有抗日，才能统一，才能停止内战”的观点，以及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想法与做法毫无保留地告诉阎锡山。(14)
而此时，蒋介石以“援助晋阎”名义派遣陈诚的10个师已染指山西。阎锡山深恐赶不走红军，又引来了中央军，迫于形势所逼，为了“能自存与自固”，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地盘，于是表示“同意张的看法与做法，并愿与张配合，共同行动”。(15)
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即刻将他与阎锡山商谈的情况，经刘鼎秘密转告给陕北的中共中央，而此时在山西石楼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得悉张学良与阎锡山会谈情况后，也开始着手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准备。当刘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此有关情况通报给张学良后，张学良认为这是中共接受他“逼蒋抗日”主张或建议的结果，对此深感欣慰。
四
周恩来在与张学良会谈后的第二天，即4月10日，将谈判的有关情况及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建议，电告山西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中共中央为了慎重研究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为了听取周恩来关于肤施(延安)会谈的详细情况汇报，以及董健吾、张子华传递过来的国民党有关秘密对话和谈判途径的情况，并对红军东征山西以来的局势变化，和红军下一步的军事方略进行研究，于1936年4月15日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召开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16)，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策略转变过程中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认真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批准了肤施(延安)会谈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攻，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也受到了直接损害，日本与英美等国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进一步激化。同时南京政府中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势力划分，也愈加明显。因此，在目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央认为采取“逼蒋抗日”的主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中共中央一致认为，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主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主张。为顾全抗日救国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中共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17)。这是中共根据形势发展，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定和政策转变。
1936年5月1日至5月5日，东征红军的各路部队先后从清水关、永和关、铁罗关、于家嘴等黄河渡口回师西渡。 5月5日，回到陕北的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这一通电中，中共剀切陈词，说明红军回师陕北的原因是“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并表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红军“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通电还“慎重”地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希望他们能“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站到抗日救国的立场上来。可以说，红军回师通电是红军东征的一个高水平的政治总结，也是中共接受张学良建议，放弃“抗日反蒋”策略、改取“逼蒋抗日”方针的宣言书。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递变。
五
红军东征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实施的一次重要的战略军事行动，它的直接后果是推动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适时地把“抗日反蒋”的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策略的递变，使国内错综复杂的局面，逐步趋向了“共同抗日”或“联合抗日”的共识，使张学良和杨虎城首先看到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行动和决心，并能以此去说服阎锡山，与阎锡山达成了“只有抗日，才能统一，才能停止内战”的共识，并愿与张学良配合，共同行动，从而化解了有可能在山西重新爆发“内战”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阎锡山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正是由红军东征所“逼”出来的。
从另一层意思上讲，红军东征的战略行动，直接影响于张学良、杨虎城。在红军东征期间，中共与张、杨逐步建立起了稳定的统战关系，彼此互通情报，达成局部秘密停火协议。同时，在此期间，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秘密谈判(从洛川会谈到肤施会谈)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并发生了急剧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日后发动西安事变有很大影响。用张学良的话来说：“肤施会谈，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我认为是个了不起的人，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的反应很快，了解事情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的很清。”(18)
综上所述，红军东征与西安事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红军东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抗日统战史上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假如没有红军东征这个“抗日反蒋”的行动和东征回师通电中“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后来的“联蒋抗日”的局面也就很难出现。而“逼蒋抗日”这一主张，也正是张学良向周恩来建议，并被中共接受采纳的结果。假如没有红军东征期间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恐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就无从发生。因此，我们在评价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探讨西安事变爆发的起因时，万万不可忽视红军东征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且，理应视之为促使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西安市幸福南路1号技术管理中心；邮编：710043)
①《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
②李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记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8页。
③李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记述》，第162页。
④吉平：《毛主席率领红军渡河东征纪略》，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
⑤《六大以来》(上)，第153页。
⑥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见《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68期。
⑦李吉：《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征记述》，第131页。
⑧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3页。
⑨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见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⑩《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
(1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12)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13)《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版。
(14)任振河：《试述张学良五访阎锡山的历史意义》，见《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52页。
(1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37页。
(16)厚华村、刘宗义：《赵家沟会议及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山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6期。
(17)李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记述》，第139页。
(18)张学良：《1990年12月9日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记者采访的谈话》，《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7日第4版。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