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民 求真务实——记杨虎城将军主政陕西期间的政绩和作风
董继昌 陈祥林
在三秦大地，有一只雄鹰一直盘旋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早年，乡里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打富济贫的“刀客”式好汉。但是，经过率众参加辛亥起义、反袁斗争，以及之后为保存、壮大拥护孙中山先生之陕西靖国军而同北洋军阀进行了无数次的浴血奋战，1926年又以五千对十万之众坚持“二虎”守长安长达八个月之久。①特别是1936年他同张少帅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后又在十二年的铁窗生活中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这一切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杨虎城不仅是一个豪爽、侠义的爱国将领，他更是一位胸怀大志、深深热爱着自己祖国和父老乡亲的民族英雄。他是无愧于“千古功臣”这一光荣称号的。
杨虎城1893年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面对地主豪绅的横行乡里，官府衙门的巧取豪夺，尤其是父亲杨怀福以莫须有之罪名被清廷绞杀于省城长安，使童年的杨虎城满腔积怨，投诉无门，这是他后来走上以武力抗暴之路的阶级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没能力从书本上学到多少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知识，但是，由于他结交了一批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并用“人读我听”的办法，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并在思想上逐渐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8年，当他驻军皖省的时候，就已向我党的地下组织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②他曾几度向党的皖北特委负责人提出，愿将其所部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并说：自己“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其夙愿虽因种种原因未得实现，但他以后的思想和行为始终是靠拢着党的。在他身边，先后聚集着许多他“明知不问”或“心照不宣”的地下共产党员。他又通过魏野畴、南汉辰、王炳南、汪峰等共产党人长期保持着和党中央的秘密接触，所有这些，应该说是他思想进一步得到革命性转变的重要基石。
今年是西安事变六十五周年，有关他和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兵谏的前因后果，海内外的近现代史学专家已多有著述。本文拟着重论及的是他在主政陕西期间，胸怀百姓疾苦，立志振兴陕西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一贯求真务实、雷厉风行的作风。
杨虎城出身行伍，他自谦“兄弟学识简陋，能力薄弱”。但他注重调查和学习，体民情，知民忧。在1930年11月至1937年2月先后担任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以及十七路军总指挥期间，呕心沥血为三秦父老办了诸多有口皆碑、惠及子孙的好事。这里且举数例：
“民以食为天。”。杨虎城自主陕以来，除练兵习武，随时准备抵御外侮之外，在政务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尽快改变陕西落后的农业面貌，让老百姓有饭吃。自清光绪以来，关中“十年一大旱，五年一小旱”，几乎已成规律。特别是民国十八年的大旱，造成三秦大地饿殍遍野，万户萧疏，灾前人口950万，灾后饥民竟达500余万，其中饿死者250万，被贩卖或逃往外省者达40万，这给将军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他深信著名水利专家、曾一度任陕西省水利局长李仪祉先生的论断：要解决陕西人民的饥馑威胁，必须兴办水利。为此，杨一到任，立即举荐李仪祉来陕任职，而此时李是南京政府导准委员兼工务处长，还兼任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负责杭州湾海塘的设计和建设。杨为争取这一宝贵人才，竟急不可待地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被婉拒后，又通过李的伯父李仲特出面做李的工作。李仪祉素怀为乡梓造福之志，并且早在1922年陕西水利局长任内已做了一些兴修泾惠渠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一拍即合，李立即坚辞在南方之职返陕，并再次就任陕西水利局长(此前先任过一段建设厅长)。将军为争取尽快动工，首先压缩军费40万元作为水利专款，又经四处奔走，得到华洋义赈会和旅美华侨分别捐助40万元和15万元。1931年3月引泾工程正式开工，杨振十七路军工兵与“以工代赈”的民工一起日夜奋战，使工程进度大大加快，次年6月20日，第一期工程即完工放水，当年灌溉面积达50万亩，至1934年全部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73万亩。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因为那时国内兴建的两处最大水利工程可灌面积都不过20万亩。此事一时引起海内外水利界的极大轰动。而三秦父老得到的实惠是，麦、棉、玉米等的产量，在不少地方竟陡增2．5～3倍。泾惠渠两岸的地价则由灾年每亩1—3银元，猛圉到30—40银元。“关中膏沃，资始于泾”。但杨、李二人并不满足于此，旋即又提出兴建洛惠、渭惠两渠之计划，并于1934年和1935年先后开工。但不幸的是，就在杨虎城积极致力于兴修水利之际，他被南京方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省主席一职，③以致原计划修建的谓惠、梅惠、汧惠、湑惠、褒惠、汉惠等六渠皆成泡影或推迟动工。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水利事业在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重视关怀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论从规模、质量和效益上，都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继秦、汉两代以旧法修建郑国渠和白公渠之后，开现代化大规模陕西水利建设之先河者，实非杨、李二位先生莫属”。
杨虎城在陕期间关注的第二件大事即兴办教育，网罗和重用知识分子。他认为西北贫瘠落后与教育滞后和人才匮乏有着极重要的关系。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各系军阀在西北争夺地盘，使得战祸连绵，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被迫逃往外地谋生。到他接手省主席之职时，陕西没有一所高等学府；全省中学仅十七处，在校生二千一百四十四人；小学不仅在农村风毛麟角，在省城亦屈指可数。为加速发展教育和网罗、培养人才，他上任后当即立断：(一)宣布“兄弟今后把教育经费令其完全独立”。他在全省教育局长等会议的致词中，一再表态：“教育经费是不可不充分筹备的。政府对于教育，不是敷衍了事，非要实事求是不可”。又说：“现已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无论任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取分文。④”(二)下决心缩减军费开支，从中挤出一笔教育专款，并由教育界知名人士组成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三)投资兴办企业，以其税利作为办学的资金来源。如在渭南一地，就先后兴办了棉花打包厂、面粉厂和榨油厂，规定其税利主要用于资助当地的中小学校。此外还出资购买了一些土地明确作为学田。(四)由自己捐资或出面集资，创办了蒲城尧山中学和孙镇高级小学等。又接受回族人士冯瑞生的建议，责成省教育厅和长安县共同出资，于1932年2月在西安办起了陕西第一所公办回民小学。至于杨在此前后以驻军各地时资助兴办的中小学就更多了。仅在榆林驻军时，就在三边地区办了五所小学，在蒙汉杂居区办了一所蒙汉小学，还在宁条梁办有一处中学。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他在于右任等人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向南京政府反复申请，终于在武功县办起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学府——西北农林专科学院(后改名为西北农学院)。此外，他还指示各校采取增班扩招的办法，以尽量满足青少年求学的需要。对残疾和遗弃儿童，他曾多次资助地处今日西安市东三路附近的一所福利院，并亲任名誉院长(该福利院现已迁至长安县翠华山下，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五)礼贤下士，网罗重用爱国知识分子。杨到任后，曾急电敦请本省在外名流：“幡然归来，理我陕政”。当时从南京、苏州、青岛等地受聘返陕的有李仪祉、王典章、张寒杉、薛健等一批名流和专家，均被委以重任。他还结交了蒙汉僧、杜斌丞、杨明轩、韩兆鹗、宋绮云、申伯纯等许多有识之士，屈尊就教，顾问政局。他到职不久当即免去了极不称职的原教育厅长，由进步人士李百龄接任，以控制全省的教育领导权，此事曾引起南京方面的极大不满。(六)大幅度地增加知识分子特别是执教人员的工资，以稳定人心。他就职后曾对部属们推心置腹地说：“当国民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用刮地皮的钱尽量给老百姓办事”。他对长年拖欠教师工资一事极为愤慨，在一次会上曾指出：宁可令军队减员，也不可欠教师工资。他把中学教师的工资，普遍提高到一般司书人员的一倍以上，最高者月薪竟达七、八十元，使困扰于执教人员多年的生计问题，初步得到缓解。据将军的家属回忆：他在西安事变后囚狱中期间，还经常念及尧山中学的生存问题，曾以自己的私蓄解其燃眉之急。(七)资助有志青年，出国深造。从档案中查到，被先后选派资助赴日、法、美、德留学的有江隆基、潘自力、郭则沉、王炳南、亢心栽、原政庭、周梵伯、王季陶、韩鲁、樊作栋、蒲克敏、袁若愚、李子健、刘佛吾、李敷仁等人，其中有的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有的回国后入党或成为进步民主人士。杨给留日学生曾写信说：“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上学，绝没有什么错。你们拿到了‘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杨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时，仍关心着留学人员的学习和生活，告诫下属，旅途花销一切从简，以所节余的三千多元资助了法、德两国的勤工俭学人员⑤。我们从所收集到的资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杨虎城之所以特别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与他童年辍学的痛苦经历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曾对他的长子杨拯民深情地说“做人哪，必须要有知识”。“我是军人，没念过多少书。军人要用枪，……枪和火药都是科学。在战场上我负过伤，我的一点知识是拿命换来的。”又说：“物理、化学我说不通，连符号都不会写，但知道一点，造炮弹没文化不行。知识来源有两个：一是书本，一是实践。你要珍惜坐在课堂里的学习机会，不敢虚度光阴。将来没有知识，干什么都不行”。一九三四年当尧山中学刚刚建成时，条件十分简陋，将军动员年仅十二岁的杨拯民去蒲城住校，并说：“这学校是我办的，我的儿子不去怎么行”!
杨虎城在被免去省主席一职后，仍以军职身份关怀着地方建设事业。他在西安绥署的一次纪念周会上说：“我们之所以贵乎为革命军人，就是要时刻顾及到社会上现实的需要而努力奋斗。目前陕西的需要是什么呢?是需要减少消费，增加生产，积极地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在目前整个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之下，操上得再好，枪打得再准，是没有多大用处，总打不出饭来吃。所以我们大家得彻底的觉悟，深刻地认识目前所处时代，以及环境真正的需要，坚决地变更我们的战术，一致走到生产的道路上去”。他除了动员十七路军官兵积极参与水利工程外，还用大量工兵参与发展交通。孙中山先生生前关注的陇海铁路，因内战、缺钱等原因，至1930年只修到潼关。杨为此多次同南京政府商谈联合投资，并派部队大力增援，使陇海线于1934年11月即通达临潼，12月通达西安。咸(阳)铜(川)铁路也是在杨的任期内设计动工的。此外，于1935年又以十七路军工兵为主力，并以“以工代赈”的方式雇用了一大批民工，因而较快地修通了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他还和后任省主席邵力子一起，争取欧亚航空公司于1935年开通了西安至南京的航线。与此同时，杨还大力扶植现代工业的发展，先后帮助建立了西京机器制造厂、大华纱厂、西京电厂和中南和协火柴公司等一批新型企业。在改善医药卫生条件方面，除大力充实十七路军军医处的医务人员外，并创办了省立医院(即现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的前身)，以及助产学校和西北制药厂等。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的求医需要，他倡导私人办医院和小型诊所，使民间医疗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综上所述，杨虎城在主陕期间，爱民之心，报国之志，始终不谕。他的从政作风也有其突出的特点，这就是求真务实而不尚空谈。他在从河南回到西安为他洗尘的宴会上，就实话实说地讲：“希望大家不要把虎城当中央任命的官看待，要当自己的子弟看待，要站在父兄的立场上，尽量地指导才是”。他极其厌恶当时的旧衙门作风。在凤翔阅兵时说：“官大是负的责任大，而不是不做事”。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的两次讲话中说：对于实行新式教育“一个不接受换一个，都不接受，一起换。对于不努力的教育局长，简直要拿革命的手段去干”。“将暮气沉沉的老先生们，一鞭驱除”。他在《1931年元旦训词》中说：“在革命政府内服务，必须特别表现革命的精神，对于烟酒嫖赌一切不良的嗜好，要根本铲除，养成一个健全的革命分子，以完成革命的使命”。他身体力行，办事多谋而又果断。1930年底，他一到任省府，就着手大抓赈灾。当时大旱刚过，蝗、雹、虫、鼠等灾害又接踵而至。他在《为陕西灾民请命给国民政府的电》文中说：“窃以为灾有重轻，治兼标本，目前应分别急赈工账，兼筹并进”。他提出对老弱病残、身体极度虚弱者，应速办粥厂或散干粮，此为急赈；对尚有劳动能力者，则组织起来开渠、筑路，以期救灾、兴工两利，此为赈。1932年夏，陕西发生了大规模的“虎列拉”传染病，死亡之众为历史所罕见，严重时仅西安一地一天即死亡八百余众。按当时政制，各省医卫工作均归民政部门主管，杨闻讯后即以兼任民政厅长的身份，亲自挂帅，动员全省公私医务人员，日夜抢救，同时商请欧亚航空公司加班运输药品，由于各项抢救措施抓得紧，使“虎列拉”病情的扩散迅速得到了遏止。将军并以此为鉴，从军政费中拨专款，购买了一套生产“虎列拉”疫苗的设备，从次春起，即普遍地开展了预防注射工作，此事在老一辈的西安人中印象极深。一九三二年引洛之议初定，一九三三年二月杨即约同水利专家一起，沿澄城县永丰镇内所勘渠线，一路翻沟越岭，徒步察看。在与专家们商量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即下令李仪祉派队测量。引洛灌区的勘测和设计施工于次年七月即完成预期成果。据随行人员陈靖回忆，将军此行不要地方官员陪同，沿途访贫问苦，“完全是一种乡党邻里的相逢场面”。
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六十五周年，在追思和痛悼张学良将军不幸病逝的同时，作为陕西人也情不自禁地缅怀同是“千古功臣”的杨虎城将军。毛泽东同志在读《唐书·徐有功传》后，曾有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靖、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当今的中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又作出了开发大西北的英明决策，我辈应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集体领导下，继承伟人先志，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决执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切实加强和改进作风，脚踏实地为人民多办实事、办好事。
(董继昌，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 陈祥林，西安事变研究会秘书长)
注 释 ①1926年4月直系吴佩孚乘广东革命政府忙于并伐之际，派十万镇嵩军突袭西北。当时驻西安的仅有国民军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的少数部队。杨虎城闻讯后，从渭北率兵五千于4月16日夜兼程赶到西安，镇嵩军围困8个月不成而退。后人称之为“二虎守长安”。 ②有关杨虎城申请入党经过，详见米暂沉著《杨虎城传》增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③杨任省主席后，举荐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辰为省府秘书长，各厅局主要负责人也有一些是共产党员或进步民主人士。1933年3月在石家庄蒋介石对杨说：“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以后把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杨返陕后，在用人上仍我行我素，加之其他的原因，蒋杨矛盾激化。1933年夏，在杨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蒋突然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之名，向全国广播免去杨的陕省主席一职。详见陕西省政协文史委所编《回忆杨虎城将军》一书第124页及《杨虎城传》第64页。 ④此处及本文所引杨的讲话、电文等，均摘自《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一书。 ⑤引自1984年《人文杂志》汇编中鹤鸣所著《杨虎城将军重视陕西教育事业》等文章。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