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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绥远抗战——从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日军侵华军事地图说起

王梅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6周年,陕西省档案馆在8月18日向社会公开展示了珍藏多年的一份日军侵华军事地图,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侵略野心。这幅地图是1936年11月“东北民众救亡会”主席车向忱先生受张学良将军委派,率代表团赴绥远慰劳抗日将士,在收复的百灵庙战场上拨开积雪发现的,并作为战利品带回了西安。1962年,时任辽宁省副省长的车向忱先生重返西安,委托作协西安分会负责人王汶石转,交陕西省档案馆保存。
  这幅地图长1.62米,宽1.4米,是1935年英国地图公司印度分公司印制,全图所用文字全是英文,内容是中国甘肃省及周边省份的区域地图。值得注意的的是在地图上方边缘空白处盖有“日军档案地图分类章”,正反两面均有番号。所盖日文图章写有“昭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附件”、“公第二二一号附属”日文“蒙古”中文“甘肃”,分类A42,番号257,受密入号:33373,昭和11年3月26日。①由此可知,该地图是日军为进一步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研究西北地区地形地貌而用,属于高级军官使用的保密级地图,使用时间是1935年10月,加密时间1936年3月。尽管经过了60多年的风雨,该地图的正面纸张已裂开,但因其制作时背面用丝网加固,地图上甘肃及周边省份所有标注都清晰可辩,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幅地图不仅是日军侵略绥远,窥视我国甘肃、宁夏的侵略罪证,同时也是当年张学良将军坚决要求抗日,积极支援绥远抗战的一份珍贵史料。
  (一)
  1936年2月,蒙古上层反动分子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公开投降日本,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伪蒙古政权。8月,日本唆使蒙奸李守信、王英率伪蒙军在日本军队的配合下大举进犯绥远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奋起抵抗,爆发了绥远抗战。11月,日伪蒙军再次向绥远发起了更大规模进攻,企图攻下绥远,进窥甘肃、宁夏,扩大伪蒙领土,成立“蒙古大元帝国”。绥远驻军与日伪蒙军在红格尔图进行大规模的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屡次进攻,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内爱国将领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的援绥抗日热潮。
  绥远抗战的爆发,极大地鼓舞了西安军民的抗日热情。在张学良的支持和领导下,西安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活动,从道义和经济上给绥远抗日将士强有力的支持,成为全国援绥抗日最积极踊跃的地区。
  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即在西安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总会”,通过了组织援绥募捐队,组织赴绥抗日义勇队等九项决议,并致电傅作义将军表示:“我公统领健儿喋血抗战,作卫国之前驱,申大义于天下……我们誓为后盾”,并表示现正募款“为经济上之援助”②随后,“东救”和“西救”、西安学联联合在西安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大会,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国共两党立即把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同御敌,以支持绥远军民抗击侵略者。会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给绥远军民以强有力的声援。
  与此同时,张学良以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为宣传援绥募捐阵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援绥募捐活动。10月24日,“东救”在《西京民报》的头版位置刊登了《为绥远抗敌将士募捐启事》,号召各界同胞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支援绥远抗战。报社还发表启示,愿代收捐款,并定期在报上公布捐款名单。张学良为了鼓励群众援绥捐款活动,首先带头捐款l千元,交给报社总编辑张兆麟。一时各界群众纷纷响应,“街头巷尾、茶馆、酒店,到处都是募捐的学生”。③他们愤怒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绥远将士抗敌救国的精神。“许多学生,特别是东北流亡学生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罪恶行径时,慷慨激昂,痛哭失声,激发了各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工人,市民、文化界人士,中小商人、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都纷纷解囊捐献。”④旅陕东北竟存小学的师生,积铢累寸,其捐款近二百元,同时还给绥远抗敌将士写去一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身陷囹圄的囚犯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也力所能及地捐出一顿饭的钱以表抗日爱国之心。面对社会各界捐款热情,11月21日,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发起“捐一日所得款”援绥,得款1万元。
  11月24日,我军取得百灵庙大捷,张学良和西安军民欢欣鼓舞。11月28日,张学良派出了车向沈,苗渤然等人组成“旅陕东北民众慰劳绥远抗日将士代表团”,携带30多万元捐款和大批慰劳品赴绥远前线慰问劳军。代表团参观收复的百灵庙战场,同当时驻军座谈,并向他们介绍了西安军民抗敌热情和张学良将军坚决抗日的决心。张学良将军在经济和道义上的巨大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傅作义将军和绥远军民的抗日热情,表示要誓死保卫国土,抗日到底。代表团目睹前线将士的精忠卫国,也深受感动。回到西安后,举办多次报告会,介绍绥远抗日前线见闻,车向忱带回的这张日军侵华地图,也成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宣传我军英勇抗敌的生动材料,极大地鼓舞了西安军民抗日救国的斗志,推动了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日后张学良发西安事变的强大推动力。 
  (二)
  11月24日百灵庙大捷,歼敌6000多人。消息传来,张学良再也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于11月27日张学良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感情激昂的《请缨抗敌书》,再次要求率领东北军开赴绥远参加抗战。他说:“……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筹划,上渎钧听,……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钧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以静待命,无烦喋陈,乃彼大军调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达到;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者前锋即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原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谴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和一部,克日北上助战……”。⑤
  然而,一心要“先安内,后攘外”的蒋介石全然不顾张学良的强烈要求和东北军高昂的抗日激情,断然拒绝了张学良的请示,而且还讥讽“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顾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定也。”⑥
  张学良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和诚意,又于12月2日自驾飞机赴洛阳见蒋介石,再次提交援绥请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对外抗日,释放被捕的爱国人士。但是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并告诫和威胁张学良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不然,就把你换掉。”⑦最后,张学良告诉蒋介石,东北军因请战受阻,群情激愤,自己已难以控制。蒋介石也认为“察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而陕甘地区残匪企图渡河西窜,局势甚不靖也。国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这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因此他决定同张学良一同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⑧
  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于12月7日晚又到华清池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要求抗日。他痛哭陈词:“日寇由占领东北而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逼进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⑨任凭张学的良苦口婆心,蒋介石也不肯改变主意,最后竟拍着桌子对张学良说:“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⑩
  蒋介石这种无视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抗日热情,迫使张学良最后采取非常手段,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以实现抗日目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对全体市民的广播讲话中都谈到绥远抗战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和作用,他说“绥东的抗战,全国民众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面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分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到误国的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11)
  绥远抗战坚定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也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绥远抗战促成了西安事变,同时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条件之一。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李济深通电全国,要求政府“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12)12月22日,西北各界救国会把“南京政府立即动员军队去赴绥援战,尤须积极拨空军赴绥”作为对和平谈判的六个条件之一提出,并针对主战派何应钦对西安军民的进攻,向全国发出“劝告何应钦勉全晚节”的通电,希望何应钦放弃野心,翻然醒悟,把“西调来内战之旅,充北上援绥之师,将来抗日成功,民族解放,或可以晚节而盖前愆”。(13)
  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传到绥远时,日伪蒙军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以为“中国从此要发生内乱,对于我们作战前途有利”。(14)德王在日本政府授意下,决定趁此机会,呼吁停战言和,作为缓兵之计,可收到一箭双雕之利。15日以察蒙政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杨容共抗日,劫持最高领袖,紊乱国家纲纪,表示“蒙方情愿停火以待中央裁决。”
  日本政府在事变后则采取“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动”。但暗中却配合和怂恿何应钦进攻西安,表示愿意给予军事援助,并通电关东军停止对绥远的军事行动,授意伪蒙李守信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讨伐”张杨。21日,德王根据日方的指示,与卓会海等协商,决定乘机收束军事,停止进攻绥远反攻百灵庙,并发出停战通电,称“愿中止进攻绥远,与南京合作反共”。西安事变最终使日军侵略绥远,西进甘肃、宁夏的军事阴谋得以彻底破产。
  绥远抗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巨大的爱国热情,坚定了张学良主即停止进攻红军,一致对日作战的决心,鼓舞和推动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终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注 释 
  ①刘玉川、王秋喜《从一幅地图看侵华日军的野心》载《陕西档案》2001年第4期。
  ②转引周毅、张德良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③④李连壁《西安事变前后的青年运动》,载《人文杂志》1981年国庆专号。
  ⑤⑨(16)(19)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册。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台湾《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
  ⑧《周恩来选集》上卷。
  ⑩(11)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转引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96页,东方出版社。
  (12)1930年12月14日“张学良广播词”载《西安事变资料选揖》。
  (13)《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14)卢明辉编著《德王“蒙古自治”始末》。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