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国家。论人口，居世界首位；论领土面积，排世界第三。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富有古老而高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深厚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从远古时代开始，直到一九一一年为止，中国经历了各个朝代的帝王统治，满足于自己的强盛和高贵，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
近代西方的入侵，惊醒了“东方睡狮”的迷梦，开始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西方列强的铁蹄，踏碎了“天朝大国”的根基，使得自一六四四年便入主中原曾强盛一时的清王朝有如江河日下，从此一蹶不振。
纵观中国近代史，它是一部屈辱而不幸的国难史。最先敲开中国闭关锁国大门，使得“帝国主义侵略”纷至沓来的要属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战争。这场战争，用费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的话来说，是中国政府致力于铲除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从英属印度)而使自己突然面临的一场灾难〔1〕。战争在英国军舰的强大火力下结束了，紧随而来的是一系列屈辱性的条约，使西方列强在中国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特权。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与外国人进行的一连串战争中接连受挫，暴露了清王朝的虚弱，刺激起与她隔海相望的岛国——日本的野心。
日本曾经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一八六八年，她才转而学习西方。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2〕，赋予他一个新式主权国家所必需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而他本身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传统尚武的民族精神使他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国内一旦得到巩固，他便必然要打邻国的主意，向海外扩张。
一八九四年，中国和日本因朝鲜国内问题爆发了战争，仅仅在日本人宣战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便遭致惨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3〕，条约规定：(1) 承认朝鲜独立，结束其依附中国的地位；(2) 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3) 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4) 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通商口岸；(5) 日本国民有权在中国开办工厂，经营工业和制造业〔4〕。
中国原本采取“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希望英国能出面为他干预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但英国没能做到这一点，使得清政府大为失望，遂求助于北方野心勃勃的强邻俄国。一八九六年，中俄秘密签署了一个联合防御协定。该协定允许俄国自中国边境重镇满洲里起，至俄国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止，横贯北满地区敷设一条铁路，以供日本进攻中国时运送俄国军队之用。一八九八年，俄国以“三国干涉还辽”之功〔5〕，向中国租借了辽东半岛，包括大连港和旅顺军港，租期为二十五年。同时，俄国还把其筑路权扩大到南满。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连结其租界和北满铁路的新线路〔6〕。
一九○○年，俄国乘中国“义和团之乱”〔7〕，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铁路沿线地区和租借地以外，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日本的警觉，它阻遏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同时，俄国在那里的地位，也威胁了日本在朝鲜的统治。
义和团运动期间，八个外国列强以保护其使馆区为名，派军队进驻中国。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各国相继撤军，只有俄国例外。他冬天借口太冷，夏天借口道路太泥泞，拒不撤兵。就这样年复一年，采取拖延的策略赖在中国不走。
俄国人的这种策略使主权受到侵犯的中国政府无可奈何，而日本人却不耐烦了，它采取了行动，于一九○四年二月八日向俄国宣战。
日俄战争于一九○五年九月以俄国的失败告终。在战后的和约中〔8〕，俄国把其辽东半岛租界和南满路权转让给日本，日本还向中国无理索要为改善安东到奉天之间的铁路所需要的一些附加权利〔9〕。南满铁路的租期为十五年〔10〕。一九○六年八月，日本组建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这是由政府控制的公司，由它掌管南满的行政职能，并有权征收税款和在这一地区经营其它工商业〔11〕。
打败俄国之后，日本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世界强国。除了蚕食中国东北以外，他还鲸吞朝鲜，于一九一○年把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并入了日本的版图。
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地位的日渐衰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他们开始为复兴自己的国家而奋斗。首先是兴起了一系列改良运动，但由于满清最高统治者们一味恪守祖训，愚顽不化，致使所有的改革方案都注定遭到了失败。于是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企图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以挽救垂危的祖国。
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终于获得了成功。一九一一年，爱国者推翻了最后一位封建皇帝，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在南京宣誓就职，而北京仍在清王朝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把它让给了清王朝立宪政府总理大臣袁世凯〔12〕，条件是废除帝制，实现共和。袁世凯这位乱世奸雄就这样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直到一九一六年寿终正寝。
袁世凯是北洋军的创始人，他曾做过清政府驻朝鲜大臣，后来出任统揽军务的兵部尚书和湖广总督〔13〕。他在担任民国大总统以前的最后职位是清朝内阁的总理大臣。他一手掌握北洋军这支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牢牢控制这支威慑力量来保持中国的暂时和平和秩序。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裂了〔14〕，中国历史进入了“宰阀割据”的时期。这一时期从袁死后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八年北伐革命的完成〔15〕，历经十余年。在此期间，军阀们控制一省或数省地区，实行专横暴虐的统治，公然蔑视自一九一一年成立以来有名无实的北京中央政府。这些军阀们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或互相攻奸征战，或联合起来与中央政府抗衡，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央政府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傀儡，不得不听命于他们的摆布。
军阀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他们就成为导致国势衰微，疆土分裂的最主要因素。民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军阀势力急剧膨胀，把中国搞的七零八散，破败不堪。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有东北的张作霖、中原地区的曹琨、吴佩孚和段祺瑞、西北的冯玉祥、长江流域的孙传芳以及南方的李宗仁等等。
人们习惯上把中国军阀武装的名称与其首领和他所控制的地区名称结合起来。例如，张作霖的军队叫做“奉军”，意即“奉天(东北军事、政治的中心)的军队”，把这支军队的名称与它所在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又如冯玉祥的军队叫做“西北军”，因为西北地区是冯的势力范围。除了这些通用的称呼外，大部分军阀武装都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是意义深远并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16〕。例如，张作霖的军队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他逝世这段时间的正式名称叫做“安国军”，冯玉祥的军队则叫做“国民军”。
中国的军阀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到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开始北伐〔17〕。在此十年时间里，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权更迭六次，军事和政治关系极为复杂。由于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军阀都是北洋军校的毕业生和袁世凯从前的门徒，故第一阶段一般是指北洋军阀时期。
中国的一些大军阀们都有外国势力作靠山，得到它们的援助。例如，张作霖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企图通过张作霖来加强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吴佩孚得到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财政授助，而冯玉祥则通过外蒙古得到俄国的支援。然而这些军阀没有一个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们没有任何革命的，先进的政治纲领，他们彼此争斗厮杀只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希图以此增加收入以维持和扩大他们的武装。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曲折与复杂主要就是由于军阀混战引起政府频繁更迭而造成的〔18〕。
正当中国军阀们为权力和地盘勾心斗角，自相残杀之时，日本人乘机陆续扩大了在中国的侵略政策。
日本巩固了在朝鲜的地位后，便把其第二个猎取目标对准了中国，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中国提出了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些要求可分为五个部分，前四部分涉及到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山东和福建的权利以及日本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控制。第五部分则要求通过由顾问和专家控制中国的政治、军火贸易和兵工厂的体制，实现日本对中国政府的控制。中国政府把这些令人发指的条件有意透露给美国驻华公使，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抗议。鉴于这种不利的国际反应，日本被迫将第五部分留待“将来讨论”。在五月七日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日签署了一个条约，被迫接受了日本前四部分中的绝大部分要求〔19〕。
然而，日本要想实现在东北获得的权益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众所周知，在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以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试图向现代化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觉醒，民族意识日渐增强。而日本人却乘中国发生分裂和内讧之机，趁火打劫，攫取它在东北的权利。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会发生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激情同时表现在经济抵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之中。由于日本是中国最凶恶的掠夺者，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指向了日本，最具体的要求就是保持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这块曾经叫做“满洲”的地区随着满族对中原的征服，早已确实成为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20〕。
满洲位于中国的东北，与朝鲜、苏俄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和蒙古相接壤。在中国，通称之为“东三省”，包括奉天(辽宁)，黑龙江和吉林。“满洲”这一名称是在这一地区成为国际列强争夺的目标以后所通常使用的称谓〔21〕。
中国东北是一块辽阔富庶的土地，它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两倍以上，几乎相等于法德两国土地的总和。它是满族的发祥地，由它建立起的强大的王朝曾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才结束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几个世纪以来，东北地区仍保持近乎封闭状态，满族当权者不准汉人未经许可擅自入内〔22〕，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这里才门户洞开，汉人和平地、不声不响地流入这块关东宝地，人数逐年增加。到一九三一年，东北地区的总人口已达三千万，其中两千八百万是中国人，八十万朝鲜人，十五万俄国人，二十三万日本人以及少量的蒙古人〔23〕。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国的北京中央政府开始更积极地参与统治和开发东北地区。然而，一九一八年奉天省的军事头目张作霖使这一地区成为独立于北京政府的个人领地。
张作霖于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海城县，这是奉天省下辖的一个地区。他是家中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孩子〔24〕，据说他的大哥早年夭亡，二哥落草为寇，后被处死。和绝大多数东北地区的汉人一样，张家也是从山东省迁居关外的。因家境贫寒，张作霖的童年并未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直到十三岁才入村中私塾就读。由于父亲身亡，他十四岁不得不放弃学业，因而只上过一年学〔25〕。张作霖发迹后，当他谈论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时，总是幽默地告诉那些外国好奇者们：“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这里指他在东北山野林莽中的军事生涯，也就是土匪生涯。
张作霖是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期间在朝鲜开始其军事生涯的。象中国历史上许多军阀和军事首领一样，张作霖未满二十岁便离家出走，加入了清政府的军队〔26〕。为其家乡本土的艰辛和饥饿所迫，他早年加入了一支地方组织——义军，在朝鲜与日本人交战。由于他的勇敢与机智，张作霖由一名普通的士卒擢升为“哨长”，一个相当于班长的小官〔27〕。
由于他的组织才能和过人的精明和心机，张作霖网罗亲信，结党营私，逐渐发展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坚固的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虽小，但啸聚山林，忽合忽散，战斗力很强。正是凭借这个力量，使他爬上了东北军事首领的宝座〔28〕。
张作霖的军事力量不是按照中国官军的正规体系建立起来的，而是以地方民兵武装的形式组建的。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往往说他是靠土匪起家的〔29〕。然而日俄战争爆发以前。张作霖的队伍被收编进中国的东北官军之中，这便是他日后发迹，成为军事首脑的开始。逐渐他攫取了东北的军事大权，成为名扬四海的东北王。从一九一九年到他一九二八年身亡，他实际上把东北变成了一个自治的独立王国。
由于他自私的政治野心，张作霖对中华民族造成了许多损害，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对外国人出让一寸中国领土。他把苏俄和共产主义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机智巧妙地抵制俄国和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吞食。然而，为了保存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地盘和实力，他选择了在南满地区与日本人合作的道路。他所经历的那段极为错综复杂的时代，把他塑造成一位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极端自私自利，残酷无情的军阀，同时，也是一位最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军阀。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第一次同社会革命运动联结在一起。这股民族复兴的运动首先在学生中兴起，然后迅速扩大到中国社会的其它阶层。激发和滋养这股民族情绪的不仅仅是国内人民对其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外国列强所做出的屈辱性让步的义愤，而且还有国外的事件，尤其是一九一七年苏俄革命的成功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竟无视中国的主权，将战败国德国的租界地、山东省的胶州湾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酝酿已久的反帝爱国情绪终于在“五四”运动中获得了发泄〔30〕，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孙中山先生及其国民党追随者在苏俄的政治和经济支援的鼓舞下，于一九二三年与中国共产党结盟，并于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组建了一个革命政府〔31〕。国共两党携手并肩，共同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要求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故两党都获得了学生和知识界人士的热烈拥护。
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受到新兴工业阶级的拥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工业强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市场，致使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发展机会。由于这一发展，使中国的工商业人士充满信心和力量，他们确信，只要能够由一个可以保护其力量的政府出面领导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民族工商业的前景就不可限量，中国的富强便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城市劳工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农民协会也已组建起来，他们都是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复兴的力量〔32〕。
国共联盟把这些新的经济力量和劳动者力量组合进民族运动之中，把反帝爱国的诸种运动融汇到一起，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党所代表的民族抱负第一次获得全民族的广泛支持。实现这一抱负和志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军阀，在一个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
北伐的壮举把中国现代史纳入了军阀时代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经历的时间很短，它从一九二六年旨在消灭军阀势力的北伐战争开始，到一九二八年中国名义上实现统一，建立国民政府为止。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军队之间展开的殊死的搏斗〔33〕。
一九二六年春，国共两党合作发起了一场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军事远征。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从其基地广东出发，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军阀武装见大势已去，纷纷放弃抵抗，加入革命阵营。
然而，北伐期间，国共合作的前景令人担忧。随着北伐的深入，两党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远比国民党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共产党人在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中的宣传鼓动引起了国民党保守派的恐慌。况且，共产党的势力激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中都占据了重要职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领袖之间展开的个人竞争，加剧了国共合作的两极分离倾向。
当革命力量发展到长江流域时，革命阵营终于分裂了。掌握着政府权力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由广东移到汉口，而掌握军权的国民党右派已看准了时机。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起突然袭击，杀死数百名左翼人士，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劳工运动，实际上粉碎了中国的共产党组织，俄国顾问也被驱赶回国。自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便开始的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分裂。蒋介石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他成为国民党和军事力量的最高领袖〔34〕。
经过了这些剧烈的变动之后，一九二八年四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重开北伐战火。最强大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把所有华北军阀置于他的控制下，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京中央政府的最高执政，试图对国民党的胜利进军作殊死的抵抗。北伐军浴血奋战，终于冲破层层防线，濒临北京城下。张作霖见颓势已无可挽回，遂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决定撤离北京，逃回东北大本营。不料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算〔35〕。尔后，阎锡山这位参加了北伐革命的原山西军阀占领了北京城，就是说，北伐战争大功告成，中国于一九二八年最终实现了统一，尽管这一统一仅仅是名义上的。
张作霖的死标志着北洋军阀时代的结束，但是，军阀的影响仍继续存在。实际上，军阀的“残余因素”从此时起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就一直在威胁着中国。所以，军阀时代的第三个阶段，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便可算为“军阀残余”时期〔36〕。然而，一九二八年以后，大部分军阀头目或寿终正寝，或一败涂地。在中国的北方，只剩下三股重要的军阀势力，这便是西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和东北的张学良(其父张作霖的继承人)。
张学良以“少帅”闻名于海内外，年仅二十八岁便当上了独霸一方的东北王，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军阀，也是“军阀残余”时期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张学良与其父不同，他是新时代的人，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常常以“国难家仇丛集一身”的话来提醒自己，对日本人十分反感，不想步其父后尘，与日本人合作。经过一系列小心翼翼的谈判，他决定支持南京新政府，与国民党合作，遂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东北挂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但尽管如此，他仍不忘牢牢掌握一个军阀的命根子——军队，坚持把五十万东北军掌握在他个人支配之下，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37〕。
一九三○年，冯玉祥和阎锡山背叛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北京另外组建政府，与南京分庭抗礼。蒋介石费尽心机，说服张学良与他结盟，率东北军入关助蒋作战。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得以在这场著名的“中原大战”中击败冯、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是现代中国军阀时代的最后一场大战，也是最残酷激烈的一次。这场战争的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军阀势力，冯玉祥的军事力量被摧毁了，然而，冯的同伙阎锡山和广西、广东地区的军阀却仍继续期待着有朝一日他们能东山再起。可是，他们逐鹿中原的梦想和期待却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东北的枪炮声中烟消云散了。
东北“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出于长期的霸占东北的欲望而一手制造的。一看到张学良投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阵营，日本人就开始宣称，它在东北地区有着许多特殊的、不可否认的利益。后来，日本人又变本加厉地断言，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所谓日本的“特殊利益”是建立在战略和经济两大因素基础上的。从战略上看，东北对日本至关重要，它位于朝鲜和苏联之间，占据了这块地区，向南可以直下中国的其他领土，向北可以横扫苏俄的远东地区，它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构成了一块理想的战略基地。从经济上来看，东北是一块富饶的宝地，它拥有辽阔肥沃的平原，适于各种农作物生长的土壤，茂密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煤、铁等矿藏，这些都是为战争和征服而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38〕。
日本人以其“特殊利益”为借口，指责南京和奉天的联合威胁了日本的国防。日本人从以往的条约中找不出能够证明中国政府曾允许日本使用东北作为反苏基地的任何条款，甚至是默许，它便无理地设想它有这种权利，并指责中国威胁了它。
日本人俨然象一个受害者一样，喋喋不休地抱怨中国违反了条约。尤其是宣传归还租界地和南满铁路，拒绝给予日本人在南满地区居住、旅行和租借土地的权利等做法，严重威胁了日本的安全〔39〕。
在东北的目标既已确立，日本便策划了一系列促进其实现的步骤。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在对待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策略是不一致的。在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和一九二七年四月北伐战争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表面采取“善意”、“睦邻”的“亲善政策”。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一九二九年七月的田中内阁时期，日本采取了以准备对满洲使用武力为基调的“实际政策”〔40〕，这一“实际政策”的重点是必须把东北视为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一个特殊地区，进而，它包括一个明确的宣告，即从中国腹地扩展到满洲和蒙古的任何骚乱都是对日本特殊利益的威胁，日本将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防卫措施〔41〕。田中的这一政策还进一步明确表示，日本将单方面着手保护满洲的和平及秩序，这就不同于前一阶段只把日本的目标限制在保护日本在那里的利益的“亲善政策”。
基于这种强硬政策，田中内阁便开始无限制地放手干涉中国东北的事务。田中内阁的计划是和平地进占东北，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通过与张作霖合作，把日本人在东北的权利扩展到最充分的程度〔42〕。
一九二八年，当张作霖在北阀战争中败给国民党军队以后，田中建议他放弃华北，宣告保护东北独立，把军队由关内撤回关外。这一建议起初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和愤怒，但是后来它还是被采纳了。然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却日益不满田中内阁的合作政策，急欲使用武力占领全东北。一小撮关东军军官们在未经东京允许的情况下，密谋暗杀张作霖〔43〕，一九二八年这个阴险的密谋变成了现实〔44〕。
暗杀张作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以便把东北从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正式分离出去〔45〕。这件事传到东京，日本的天皇、首相和陆相一致同意应采取严厉的惩治性措施维持军纪。然而，惩办肇事者的决定受到参谋本部的强烈抵制，由于在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下，田中内阁被迫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辞职。它的后继者滨口内阁和若槻内阁重新奉行“亲善政策”，直到一九三一年九月。
张作霖死后，其二十八岁的长子张学良继承他的地位，成为东北的统治者。和他父亲一样，少帅也不得不在东西两大强邻的威胁下小心翼翼地求生存，因而他也奉行反苏和反日的政策。所不同的是，他比他父亲走得更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为了停止国内纷争，实现国家的统一，确保东北主权的完整以及他个人的利益，毅然决定与南京政府联合。为酬谢他的支持，南京委任他为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并继续把持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军政大权。通过这次合并，中国本土和东北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南京政府在东北的经济开发，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影响大大超过了日本。张学良元帅为了东北和中国本土的振兴，真诚地希望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当日本人发现他们已不能靠政治手段控制张学良时，便决定占领东北，搞垮少帅。然而，少帅张学良是一位铮铮铁骨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把命运交给日本人摆布，为了收复沦陷的东北故园，拯救垂危的中华民族。同时，也为了挽救自己的前程，他与命运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伟剧。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把这出以张学良政治生涯为主题的历史伟剧推向最高潮。此后，他便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也可能是永远地消失了。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是短暂的，但也是辉煌的，他对中国现代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共产党凭借因他而产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机绝处逢生，东山再起，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所以周恩来曾将少帅誉为“千古功臣”；而国民党却因此吃了大亏，斩草未尽，酿成大祸，最终断送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基业，故台湾有人称少帅为“党国千古罪人”。究竟为功为过，作者力图秉笔直书，千秋是非功罪，留待读者品评。
注 释
〔1〕见费正清等著《东亚·传统和演变》(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美国，波士顿，一九七三年版，第454页。
〔2〕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日本政权从幕府手里重新归还到明治天皇手中，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过程。有关这一问题的详情，请看G·B·桑塞姆爵士《日本史》(sir G·B·Sansom，History of Japan)，美国，斯坦福，一九三六年版，第三卷。另见W·G·贝斯雷《日本现代史》(W·G·Beasley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纽约，一九七三年版，第五章。
〔3〕马关又名下关，是日本本洲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4〕有关这一条约的文本，请见J·B·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一九年对华及涉华条约和协定》(John B·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r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from 1894——1919)，纽约，一九二一年版，第一卷，第18—26页。
〔5〕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归属日本。俄国对中国东北早有野心，它会同德、法两国进行干涉，联合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日本鉴于战争造成的困境，被迫应允，但须中国以相当款项补偿。中日遂签订条约，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6〕Immanuel Hsu，《现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纽约，一九七O年版，第413页。另见J·F·贝德雷《俄国·蒙古·中国》 (J·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伦敦，一九一九年版，第二卷，第208页。
〔7〕义和团运动发源流行于华北民间的宗教秘密团体，其名称叫做义和拳，西方按字面意思译为“正义和谐之拳” (“Righteous and Harmonious Fists”)，或简称为“Boxer"。它取“正义”、“和谐”之义，以一种中国拳的形式出现。信教人确信，在打仗时，通过一系列姿态和招式做准备工作，使心灵和肉体达到和谐一致，这样就可以达到刀枪不入的境界，从而无需惧怕外国人的洋枪洋炮。义和团运动的目标是驱逐外国人，杀死传教士。他们吸引了大批信徒，迫使清政府对其让步。他们围攻天津的外国机关和北京的外国使馆，随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背景、起源过程和后果，请见《义和团灾祸》(The Boxer Catastrophe)。纽约，一九五五年版。
〔8〕该条约叫做《普茨茅斯条约》，这份条约是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一九○五年九月五日签订的。
〔9〕奉天当时是东北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中心。
〔10〕有关这一条约的详情，见费正清等著《东亚：现代的变迁》(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波士顿，一九六五年版，第481页。
〔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57号，第194号。
〔12〕有关孙中山的生活见H·L·鲍尔昌《中华民国人名辞典》(Biographical O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纽约，一九六七—一九六九年版，第三卷，第17O一188页。有关孙中山先生生平的权威性著作很多，其中一九七七年出版的马丁·韦伯著《孙中山，不屈不挠的爱国者》(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是较好的一部。
〔13〕有关袁世凯的生平，见《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四卷，第78—79页，有关其详情，见Jerome Chen《袁世凯》，斯坦福，一九六一年版。
〔14〕李剑农《中国政治史，一八四○—一九二八》，斯坦福，一九六七年版，第467页。
〔15〕北伐是由蒋介石主持的为消灭军阀势力而进行的对中国北部的远征，详情见下文。
〔16〕王季《少帅张学良，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第40页。
〔17〕有关北伐的详情见D·A·约旦《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中华民族的革命》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火奴鲁鲁，一九六七年版。
〔18〕关于这一时期军阀政治的详情，请见Lulian W Pye《军阀政治》(Warlord politics)，纽约，一九七一年版。
〔19〕该条约规定，租借辽东半岛，包括旅顺港、大连、南满铁路、安东——奉天铁路的租期由二十五年延长到九十九年。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人还获得了在南满租借土地以营造为经营商业、制造业或农业所必需的建筑物的权利，以及旅游、居住和工作自由的权利。见费正清《东亚》，第648——687页。
〔20〕关于满洲并入中国的背景资料，见欧文·莱蒂莫尔《满洲：冲突的策源地》(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纽约，一九三二年版；另见东北文化社《东北年鉴》，奉天，一九三一年版。
〔21〕K·S·莱特里特《远东简史》，纽约，一九六二年版，第586页。
〔22〕关于汉人移民东北的详情，见罗伯特·李《清朝历史上的满洲开拓者》(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剑桥，一九七○年版，第一、第五章；另见前引《满洲：冲突的策源地》第三章。
〔2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D—12页。
〔24〕《张大元帅哀挽录》，奉天，一九二八年，第一卷，第16页。
〔25〕J·B·鲍威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纽约，一九四五年版，第88页。
〔26〕同上。
〔27〕《张大元帅哀挽录》，第1页。
〔28〕《分省中国人物志》，上海，一九二七年版，第521页，原文是日文版。
〔29〕同上，另见王季前引文，第41页。
〔30〕“五四运动”是为抗议中国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屈服而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于北京的学生运动，它触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民族爱国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见Chow Tse—tsung《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ont)，剑桥，一九六二年版。
〔31〕关于这一时期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政府在广东的活动，见马丁·韦伯前引书。
〔32〕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南京，一九四七年版，第4—5页。
〔33〕J·塞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 (The 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斯坦福，一九六六年版。
〔34〕关于这一时期国共合作和分裂的详情，见H·R·阿塞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斯坦福，一九六一年版。
〔35〕有关暗杀经过，见下文。
〔36〕王季前引文，第31页。
〔37〕详见下文。
〔3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P·D—15。日本当时还不知道东北蕴藏着后来在大庆和辽河流域发现的丰富的石油贮量。
〔39〕同上。
〔40〕同上。
〔41〕同上文，P·D—17。
〔42〕同上，另见“展出文件”第175号。
〔43〕同上文，D—17—18；另见《我刺杀了张作霖》，东京，一九五四年，第194—201页。
〔4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P·D—17。
〔45〕同上文，P·D—18。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 /(美)傅虹霖著 王海晨,胥 波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