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五章 联共逼蒋抗日-第一节 洛川会谈与肤施会谈
张魁堂
肤施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报告了在洛川与张学良会谈的结果。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与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同意张学良在洛川会谈时的提议，由中共派一负责人去肤施商谈团结抗日问题。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25)。并将这一决定电告张学良(26)。会谈时间原拟在3月底，因张学良患喉病，推迟至4月8日。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周、李行期和联络地点，并提出会商的如下五个问题，征求张学良的意见：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红军集中河北抗日；3.中共十大施政纲领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4.派代表联苏；5.订立互不侵犯及通商协定(27)。
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内，这是东北军一二九师周福成部的防区。4月7日，周恩来偕李克农及随行人员离瓦窑堡，8日抵肤施东北20里之川口，因大雨雪电台联系不上，但是在山西石楼的中共中央电台却与六十七军电台能正常通讯，由石楼电台中转，双方才联络上。因此，会谈推迟了一日。9月下午，张学良自驾飞机偕王以哲、刘鼎等自洛川飞抵肤施。下午6时，张学良派人去川口接周、李等人。晚8时后，周恩来一行6人入肤施城，至天主教堂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对这次会谈极端保密，除了同行的王、刘及随从参谋、副官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是张入陕后的一次所谓“失踪”。会谈室内只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和周恩来、李克农5人。会谈中，每人一碗面的夜餐，是随从参谋孙铭九与驻军一二九师的团长赵绍宗送到阶梯口，由王以哲接递进去的。
张学良迎接周恩来、李克农进入教堂。周恩来一见张学良就说：“我是东北长大的。”张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一听很奇怪，问张：“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爽朗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又说：“我和你是同师。”(28)周想张学良是个血性汉子，今天要敞开谈。两人会谈就是在这种非常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的。张又问周：“从上海来了个共产党的代表，叫刘鼎，是否可以来一起谈?”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但同意请来。刘鼎不知道会谈的准确时间，是在床上被叫起来的。在室内张学良居中，上首是周恩来、李克农，下首是刘鼎、王以哲。
团结抗日是个战略问题，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张学良在洛川就向刘鼎说过：对抗日的大问题要一齐下手。张学良按自己的想法就中共事先提的问题和周恩来商谈，主要谈了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29)：
一、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对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的主张，张学良也完全同意，说：“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将来实行时再研究。”这样，双方全面合作抗日的方针和主要方法就首先肯定了下来。周恩来原设想在施政纲领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措施会有争议，曾准备了好几种方案，结果全用不上，因而使他感到出乎意料。
关于红军兵出华北，以号召和推动全国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表示赞成，但他不赞成取道山西。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没有解决他的疑问，后来在洛川又曾向刘鼎提出。刘解释说：“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在有革命基础的地方才容易取胜。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迷信严重，军阀影响群众，群众对共产党不了解，也不信任。”但这也没有使张学良完全释疑，因此这次会谈又向周恩来提了出来。他说：“我和晋军打过仗，晋军防御力量很强，红军入山西，阎锡山能与部下结成一体，坚持苦战，甚至会促使阎和蒋介石联结起来，红军孤军作战，恐难立足。”当时实际情况是红军取道山西比较顺利，但为避免蒋介石势力借机入晋，中共北方局已派人与阎锡山联系，并释放被俘晋军军官带信给阎锡山，示意红军将撤退，对此阎已表示欢迎，并要中央军撤出山西。因此，周恩来肯定地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所以要兵出华北，不仅是为了我们抗日，还要带领群众一起抗日，这样才有力量。”又说：“红军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抗日。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张说：“如果红军入河北，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4个师)和红军联络。”又说：“阎锡山太保守，不要逼之太甚，会后，我就去太原和阎联络。”
但是张学良还是认为红军入山西阻力大，最好兵出绥远，解决德王，东向察北，与日军接触。他说：“出绥远有两条路，一是经延长、清涧、绥德一线北上，一是绕道宁夏。”他列举了下列理由：(1)“宁、绥人口多，粮食多，红军可以作为抗日的后方”；(2)“绥远邻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3)“红军让开陕北一些县城，我好向蒋介石交账”；(4)“红军和日军接火，我就可以公开地联共抗日，否则只能和红军悄悄地联合”。张还向周介绍，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参与过豫鄂皖“剿总”的军事，战斗力不强，兵也不多。周恩来凝神地听完张学良列举的理由后，说：“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张学良知道他所提的取道清涧、绥远北上的意见行不通，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周恩来提到红二、四方面军将北上抗日。张学良有自己的情报组织，知道红二、四方面军的实力大于陕北红军，他认为这是抗日的力量，回答说：“欢迎在川西北一带的红军北上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军防区，我可以去斡旋。”
二、关于抗日救国的道路问题。张学良自欧洲回国后，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一才能御侮。在他看来，共产党和法西斯都是强有力的政权。经过回国后两年的实践以及同杜重远、李克农、刘鼎等人交谈，他已从拥蒋武力统一逐步转向抗日统一战线。这次会谈他又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权，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是法西斯的道路，周恩来否定了法西斯道路，解释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
张学良提出几个有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一)日本会建立许多伪政权并封锁我国沿海，将使我国难以取得外援。(二)日军占领要冲地区屯兵固守，怎么办? (三)抗日战争一起，是否可以引起日本内部的变化?周恩来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抗日则上下一致，汉奸反而少活动余地。我国领土广阔，从日本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封锁起来，而且我们需要的军工器材，不仅可得之于英、美，也可以得之于苏联。日本入侵我国后，如在占领了一定地域即实行固守的防御战略必然导致失败。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革命危机增长，可能引起日军哗变。”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李克农、刘鼎都曾向张介绍过，因此，张对周在这些问题上的解释觉得有道理。两个月后，他创办长安军官团时，就宣传持久战的思想，反对唯武器论。
三、关于联蒋抗日问题。这是张学良最关心和希望解决的“大问题”之一。他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时就曾提出过，李当时避免作答，所以这次又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与培养干部问题是这次会谈占时间最多的两个问题。
张学良首先提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他在内，如果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蒋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你的意见。”自1935年底起，中共中央已在酝酿蒋介石是否包括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内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在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中间接同盟军问题，已从理论上解决了联蒋的难题。但是，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创造主客观条件，直到肤施会谈，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因此，周恩来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态度是积极的。
张学良说：“在国民党中，蒋介石的领导力最强，他有民族情绪，据我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也不少。”接着就叙述了汪精卫、政学系、安福系等方面的情况，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恢复，宋就是为反对打内战与蒋闹翻的。但是，主张抗日、联俄甚至联共抗日的也大有人在。”张先介绍了孔祥熙，宋氏姊妹同意联共抗日的情况，连CC派也主张联俄抗日，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将领如陈诚、胡宗南主张抗日不剿共，非蒋嫡系的主张抗日或联共的更多，如唐生智、蒋光鼐、冯王祥等等。张又说：“蒋介石是处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国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点不容易，要做艰苦的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他还表示：“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张学良详述了各方面情况和意见之后，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张看到周在这个问题上一点没批驳他，而且回答恳切，认为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这样就可以解决他既要联共抗日而又不反蒋的矛盾，因此表观很愉快。
张学良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张的意见后，大多数人感到如果反蒋口号连张学良这样热心联共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的人就更难了，因此联蒋抗日的问题终于定了下来。同年5月5日，红军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即已不再提反蒋口号。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终于最后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变。
四、关于联苏问题。张学良问周恩来：“苏联援助中国是否出自真心?”按北伐战争的历史和当时国际形势，他认为苏联会支持我国抗日，他这样提问的目的是希望从中共方面得到证实。周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只求利己。”双方商定：张学良派人取道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旧关系去联系：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派人和盛世才联络，既帮助中共人员成行，又为西北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不久，中共中央派邓发去西安，拟经新疆赴苏，张学良也派栗又文、董彦平等去新疆，就是双方为实行这次会谈中联苏的协议所采取的行动。
五、关于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张学良明确表示不愿打红军。但是，由于蒋介石责备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并令东北军打通绥德、清涧一线，十七路军占领延长、延川一线。因此，张学良提议，红军在关中活动，牵制十七路军于韩城、澄城一线。另在东北军帮助下，红军一部赴陕南，去蓝田、鄠县(户县)一带活动，佯作威胁西安态势，东北军则借口防御西安不能北上，以拖延时间，静观变化；以后如有军事行动，双方都要预先商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年6月，红军主动让出瓦窑堡，就是根据这次协议所采取的行动，以便让张学良向蒋介石交账。
周恩来提出：“抗日战争发动了，红军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和医疗设备，请东北军帮助采购。”张学良说：“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二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事后张对人说：“这算不了什么，等于东北军多装备一二个师。”张还对周表示：“抗日战争一起，我有一笔很大的私款可以移作军费。”
至于交通问题，张学良提出双方互派得力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顺，周同意。
对互派代表事，张学良完全同意，说：“请你们赶快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厚的人常驻我那里。”又说：“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我派一个人去，身边就没有人了。我一个也不派。”
六、关于培养干部问题。张学良感到抗日干部缺乏，很苦闷。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多得很，成长也快，而他却十分缺乏得力助手，所以商谈互派代表时，他只希望中共多派，他则不派。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请求中共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军工作。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随地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了。”张又再次提出请求，周又说：“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联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经过周反复说明，张才懂得了干部要自己培养，而且要逐级培养，感到很高兴，会谈后，张就认真迅速地办起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干部。
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夜餐后，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纪念60周年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本大地图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对缺乏地图的红军是件珍贵的礼品，也是红军仅有的两本申报大地图之一(30)。另外，张学良赠送私款2万元光洋，后来又赠送了20万元法币。这笔巨额赠款，对处境困难中的红军不啻雪中送炭。以后，还陆续有所接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军需账目上，查明接济红军所用款额达76万元之巨。
对肤施会谈，双方都非常满意。
周恩来一行离肤施抵十里堡遇雨停宿，他对同行的人说：“谈的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周又向这次随他同去苏区的刘鼎了解他在洛川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东北军干部状况和张学良与蒋介石相处安全不安全等问题，一夜未睡。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4月22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刘鼎面交张学良，开头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刘鼎从苏区回到洛川后，告诉张学良：“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大大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张学良也对刘说，肤施会谈“我很得意”(31)，“我同你来洛川等周先生，预想一定会谈出很多理想的问题，为我解决疑难，树立抗日信心。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还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又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张学良终于找到了抗日建国的道路和朋友，肤施会谈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着张学良的一生。
①《彭德怀自述》第208、209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②周桓：《西安事变前的一段经历》，《解放军报》1986年12月12日。参见周祖尧：《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7页。
③《彭德怀自述》。
④伍修权回忆，记录存全国政协。
⑤钱之光：《洛川会议》，全国政协存稿。
⑥栗又文1981年与著者谈。栗是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成员。1961年，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决定编纂西安事变史，成立编史领导小组，以刘鼎为组长，先征集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日常工作由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承担。十年动乱中，这一工作中断。1979年，中央统战部接受李维汉的提议完成周恩来的遗愿，恢复编史领导小组，仍以刘鼎为组长，编纂工作由全国政协承担。1986年，全国政协编成《西安事变简史》。
⑦张濬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存稿。
⑧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24页。
⑨周桓：《西安事变前的一段经历》，《解放军报》1986年12月12日。周桓与著者面谈一次，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
⑩李克农致毛、周电：《与张学良谈话情况》，1936年1月21日。
(11)1936年2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东征宣言》，准备东出河北，与日军作战。 2月中旬，红军东渡黄河入山西，遭到蒋介石、阎锡山部队的阻击。红军为顾全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5日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12)宋黎口述。
(13)戴镜元：《从洛川到延安谈判》，《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14)《彭德怀自述》。
(1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24页。
(16)吴奚如：《惊雷》，《长江文艺》1980年第1期，《刘鼎札记》。
(17)钱之光：《洛川会谈》，全国政协存稿；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18)王明：《新形势与新政策》，《共产国际》1936年1、2期合刊，第26页。
(19)《黎天才自传》。
(20)赵毅在“九一八”事变时任东北军二十二旅的团长，苏德臣投敌，张作相任赵为旅长。他参加李杜的吉林自卫军，忠于东北军和张学良，1934年曾奉张派遣与李杜去苏联，未成，后任一二○师长。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军政部次长陈诚以保定军校同学关系拉赵靠拢南京方面，赵复信拒绝，表示：“毅以亡省奴而成为叛逆，此后不愿叛而再叛，只有束枪待命，静候中央政治解决。知我罪我，俟诸异日。”
(21)《刘鼎札记》。
(22)洛川行辕是张学良为等侯与周恩来会谈而设的，肤施会谈后，于4月17日便撤销了。
(23)《刘鼎札记》。
(24)在张学良的《自述》中曾说他要求去侍从室工作，蒋介石不同意。
(25)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肤施会谈》，《文献与研究》1986年1期。
(26)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电讯往来，由六十七军电台收发。刘鼎初到西安，与中共中央的通讯也由六十七军电台收发，8月，刘鼎架设了专用电台，径与中共中央直接通讯。
(27)1936年4月6日毛、彭致张、王电转引自《西安事变简史》第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8)《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308页。
(29)《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16—18页。
(30)另一本是申伯纯送给中共中央的。这本地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周恩来一直放在手边使用的。1948年，这本大地图放在平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著者查用过它，但不知道是张学良赠送的。当时，周恩来兼任该部部长。
(31)在张学良《自述》中也有：“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之句。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