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谈判与释蒋 10.1 张、杨的诚意
李义彬
西安事变经历了惊涛骇浪和克服了内战危机后，最终获得和平解决。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很多，应该说首要的因素是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具有和平诚意，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
张、杨在扣蒋前后一再宣布，他们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泄私愤，更不是要取而代之；而是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扣蒋后，他们在通电中向国人郑重宣布：要保蒋安全，促其反省，对蒋绝无危害之意。为此目的，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事变前，他们用口头诤谏的方式，要求蒋改弦更张。特别是张学良，在事变前一个月时间里，为劝蒋改变政策，“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但其动机“绝对是纯洁的”。为当面向蒋诤谏，张曾接连遭到蒋的拒绝、斥责甚至辱骂。在万般无奈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对蒋采取“兵谏”行动。正如张学良事后所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生死荣辱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对蒋委员长没有私仇私怨，找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①张、杨那炽热的爱国深情和纯洁的“兵谏”目的，溢于言表。张学良不只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12月11日，他派孙铭九、王玉瓒率卫队营在临潼捉蒋时，要求绝对保障蒋的人身安全，不许伤害蒋。12日晨，孙铭九进入五间厅不见蒋的踪影，他非常焦急。张对在场的双方文武官员们说：若找不到蒋，我要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便成了千古罪人。捉蒋后，张、杨向全国发出的八项主张“通电”中郑重表示，对蒋要“保其安全”。张在事变当天给宋美龄的电报中解释发动事变的苦衷，表示此举只是“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并且说：“学良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②同一天，张给孔祥熙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邀请他来陕，协商解决问题。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说，孔祥熙因故不能去陕，要求允许宋子文和顾祝同去西安，张、杨当即复电表示同意。张16日给在南京的顾祝同发电，表示殷切期望他和宋子文来陕。可见，张、杨欢迎南京要员前往西安，协商国事，和平解决事变的心情是何等急切，其态度是多么诚恳!
事变刚发生时，京沪一带谣言四起，蒋介石生死情况不明。端纳奉宋美龄命来到西安，亲眼见到蒋介石平安无事。张学良请端纳劝蒋采纳西安方面提出的救国主张，并表示：蒋只要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条件，立即会获得释放，张还说他将亲自送蒋回南京。16日，西安召开市民大会，张、杨莅会讲话，再次申明发动事变的纯洁目的，杨虎城说：“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他指出，对这一点，他和张学良“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③为了回击英国《泰晤士报》的攻击和谩骂，张学良12月19日致电该报驻沪记者弗拉塞，说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是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的政策，领导全国抗日。张在电报中说，对蒋介石“我们不得已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伤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委员长”。张还说，蒋之“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在星期一(12月14日)的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跟他商讨阻止内战爆发的必要措置。……委员长跟我们一样一直等待着京方要员来此处理这件事情，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这事情竟迁延得这么久，实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④
应当承认，张、杨的诚意是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前提；假如没有这个前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本不可能，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因为张、杨扣蒋只是为了逼蒋抗日，后来当他们与宋氏兄妹谈判，蒋答应抗日条件后，释蒋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再者，张释蒋后亲自送他回南京，这也不是张在12月25日释蒋时灵机一动的抉择，是他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断，并多次向国人作过表示。
① 张学良：《对总部职员的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② 《团结报》第1158号，1990年12月22日。
③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④ 《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3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