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庐山谈判
李义彬
1937年六七月间，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先后进行了两次谈判。
6月4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13个问题到达庐山。从8日到15日，他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谈判。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蒋介石。这个纲领有52条，主要内容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蒋介石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如今他比2个月前杭州谈判时后退了一大步。本来，在杭州会谈中他提出让中共提出合作纲领；现在，他把周恩来交给他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抛在一边，又新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其具体办法是：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①
显然，蒋介石是企图利用“民族革命同盟会”这个组织，把共产党融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
蒋在杭州会谈中答应的一些问题虽音犹在耳，可他公然推倒。他虽仍表示共产党发表宣言后，红军可改编为3个师，4万5千人；但推倒了答应在3个师上设总司令部的承诺，改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公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来做事”。②他还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南京派正的长官(可由共方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国民大会代表，共产党员可参加，“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③
对蒋提出的这些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决定；有关红军“指挥与人事问题”，“都不能同意”。围绕这些问题，他“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只得离开庐山回延安讨论，“并最后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④
周恩来6月18日回到延安，汇报与蒋谈判情况。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为顾全大局，准备做重大让步。为此，制定出与国民党谈判的新方案。新方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其组织原则，则我方拟出草案与蒋商定”；“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我们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关于当时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新方案确定：中国共产党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方案为根据”；“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7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仅为挂一名义，蒋甚坚持)，林伯渠同志为副长官。其下各行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将来由边区参议会推出，请行政院任命。县长及其下各局长，则由县议会选出”；“对其他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即着手调查各省在狱共党及一般政治犯名单，俟宣言发表后交蒋实行分批释放”；“与蒋及国民党谈判在全国公开发行《解放》周报(现在延安出版)”；“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此外，新方案还对国民大会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决定：周恩来“再次见蒋加上博古、林伯渠、董必武”，“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还决定“宣言发表后，如得蒋同意，即组织我们考察团赴各地考察，扩大影响。”⑤
南京方面6月26日来电邀请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继续谈判。周恩来7月初为中央起草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草案后，7月4日便同博古、林伯渠一道到达西安，7日由西安飞抵上海。
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当天晚间，日本侵略军开始进攻北平郊区卢沟桥，当地驻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吹响。
周恩来等在上海短暂停留时间里，会见了潘汉年和地下党负责人刘晓，要他们注意局势的变化，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性的抗日运动。
周恩来等到庐山时，蒋介石、汪精卫正在邀请各方人士举行庐山谈话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正如周恩来说的那样，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⑥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这次谈判成功，7月14日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这次国共两党在庐山的会谈，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此前，周恩来已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看。宣言提出中共奋斗的总目标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重申中共提出的四项保证。蒋看后态度十分冷淡。谈判中争执的焦点仍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蒋又向后退。上次庐山谈判，他曾同意红军改编后3个师之上设政治机关行使指挥权；现在又改口，7月14日他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红军改编后的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指出他的上述要求与6月在庐山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17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从大局出发，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训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18日，周恩来提出12条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张闻天、毛泽东17日来电中的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管理，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周恩来为政治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的上述意见，中共决不接受。
张闻天、毛泽东7月20日致电周恩来等，提出：“日军进攻的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并“请你们回来面商之。”⑦周恩来等根据中央指示，离开庐山，飞往上海，暂观时局的发展变化。7月21日晨，他们致电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提出无论如何，我们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5000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7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告周恩来：蒋介石催红军在10日内改编后，出动抗日，并发布3个师番号及其师旅团与政治主任、副主任(康泽)名单。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后决定，红军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另编地方保安队1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此时，朱、彭均在三原云阳镇。30日，周恩来和张闻天、博古赶赴三原，出席在此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博古、朱德、彭德怀等商议红军改编的有关事宜。
① 《笫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② 《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③④ 同上书，第226页。
⑤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杯、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230页。
⑥ 《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195页。
⑦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