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举世瞩目 国际反响强烈
米暂沉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际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再升级，并发布所谓《天羽声明》，视中国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俨然以东方霸主自居。这给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导致英、美等国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同时，英、美等国也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支持和加强蒋介石政府的地位，假手于蒋介石在远东与日本进行角逐。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西安事变，自然成为牵动国际风云的大事。
日本政府在事变后认为“西安事变中之日本动向，将对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欧美将极深注意，故有暂时静观形势进展之必要。”英国驻日大使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谈到：“日本的态度是等待和观望，同时怀有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认为全世界现在必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正如日本早已指出的那样不可救药。”日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一是对英、美的势力还有所顾忌，此时尚不愿与之直接对抗；二是日本政府心里很清楚，这次事变的起因就是为了抗日，过分介入只能是火上加油，反而可能促使南京政府与张、杨妥协，甚至联共抗日。因此，他们一方面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如外相有田称：“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日本军方更提出，如果“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的话，则“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另一方面，极力拉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他们暂时停止了在绥远的军事行动，提出恢复中断了的中日谈判，声称日本将改变对华基本政策，放弃使用武力，实行“亲善提携”。同时明确提出“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何应钦等人下达对张、杨的讨伐令之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得意，他在会见新闻界时说：“即使南京没有了委员长(指蒋)，中央政府看来也相当稳固”，“鉴于这种现实，中国应当面向新的光明”，公开表示出对亲日派取蒋以代的瞩望。《大公报》的张季鸾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致杨虎城电云：“有田告诉许世英，如蒋与张、杨妥协，日本不能再做静观。德王巧日通电停战，大局非常机微。盖日盼蒋速死，近甚失望。次盼陕战大起，故停攻绥。”
英、美帝国主义显然不愿他们支持已久的蒋介石垮台，更不愿看到亲日派执掌南京的大权。他们认为事变爆发的原因是联共抗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与他们的立场并非绝对不可调和，遂提出只要维持蒋介石的统治，这些是可以妥协的。因而英、美积极支持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并通过其驻华使节在南京和西安之间进行调停。英国驻华大使还直接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与蒋介石的分歧应当“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讨论”，并说西方的舆论一致反对这次只能造成损害的事变，希望张能够“彻悟”。英、美、法等国大使还联合向孔祥熙建议，他们的国家可以提供各种便利，以“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并派出与张学良及蒋介石都有密切关系的澳大利亚籍英国人端纳前往西安，以沟通南京与西安的联系。除此之外，英、美在财政上也极力支持南京政府，维持了事变期间的金融稳定。
国民党实行的法币制度，是英国人李滋罗斯帮助南京政府制定的。它既不是金本位制，也不是银本位制，而是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外汇本位制”，和英镑发生直接联系。因此，法币对内对外能否稳定，主要取决英国的态度。在西安事变这样一个政治突变中，法币在事变最初，虽曾有过紧张现象，但在汇丰银行的大力支持之下，很快就稳定了下来。在蒋介石被扣期间，仍按公布价格售出四百万美元之多，后来反有商人出售外汇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发行国内公债为财政命脉的南京政府，在这时候已发行的公债约二十亿元之多。所谓债信，即公债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南京政权的稳定程度。多年的事实证明，国内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或军事变动，很快就会影响到公债的市场价格。“两广事变”一发生，公债立即跌落；陈济棠一垮台，公债立即上涨。这已成为多年不变的规律。因之，上海的公债市场，已成为估量蒋介石政权稳定程度最可靠和最锐敏的温度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是星期一，“证券一开始曾暴跌四元停板，跟着就回升起来。到周末市价猛腾，已恢复到前周中坚昂之现象。此后半月之久，一直稳定在事变前一日的价格上，我对外发行之公债，初有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五的下降，旋即恢复，陇海路债券，在伦敦且有上涨。”(见当时《银行周报》)这种现象，充分证明英、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支持。
苏联对张、杨两将军扣押蒋介石也感到十分震惊，并对西安事变持严厉的斥责态度。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声明，苏联政府“判定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办向中国政府郑重说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同时《真理报》、《消息报》等重要报刊都以大量篇幅加以评述，抨击张、杨为“叛徒”、“强盗”，甚至在十二月十四、十七日的《真理报》上还出现了这样的评论：
此次张学良兵变之与著名亲日派汪清卫有密切关系，实非偶然之事。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兵士亦充满抵抗之决心，然张将军本人则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最近在迅速发展之抗日运动下，南京政府已走上用一切方法，努力统一中国，团结一切分裂势力之路。日方军阀当然认定目前蒋介石政府统一全国之过程日益发展，且有极大成功，此乃彼等使中国殖民地化计划之极大打击，故彼等乃煽动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并利用反日口号为掩饰。
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这种主要是出于策略上考虑的“外交姿态”，歪曲了基本事实，而且在客观上为南京政府攻击张、杨联共抗日是假，谋权谋私是真提供了借口，也必然对中国一些动摇的中间势力产生消极的影响。张、杨对苏联的这种态度表示了极端的不满。尽管如此，苏联反对中国一切形式的内战，而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
法国的态度基本上与英、美保持一致。
至于德、意两国，则站在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立场上。德国报纸发表评论说，“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仅系企图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耳。”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直接致电张学良称：“阁下为吾挚友，倘参加共产，即为吾敌。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云云。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