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真相
管宁
田中内阁的反应
炸死张作霖的事件,当时被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是昭和初年震撼日本的一次大事件。关于这次事件，虽有关东军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6月5日）报告说是“南方便衣队”即国民革命军特务所为，但从一开始便有情报纷传说这是关东军的阴谋。不仅中国的报纸，连外国的报纸也报道说这次事件的背后有日本陆军参与。对此，关东军要求“厉行新闻报道检阅”，加强情报统制。但真相还是被日本的中央政府知道了。
当时的首相、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①从他所信任的贵志弥次郎②预备役中将那里得到了情报，说这可能是日军的阴谋。贵志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视察了现场，向首相报告说：从炸药的数量、火药的质量分析认为其不可能为南方便衣队所能携带之物。另外，从特意敷设电线，连接上起爆器这些精细的手段来看，也肯定与日本人有关系。
除此之外，6月19日，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处也收到了亲信工藤铁三郎的报告书，说事件的首谋者是河本参谋。另外，事件当天刚巧路过现场的民政党议员松村谦三也将状况报告了民政党总裁浜口雄幸③，民政党也掌握了这次事件是日本军所为的证据。不久，这个问题被提到了议会，发展为震撼昭和政界的重大事件。
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从听到第一次报告时，就认为这次事件可能有关东军的参与。田中首相听到第一次报告时正在吃饭，他下意识的将手中的筷子一扔，嘴里说道：“糟了”。
田中原来一直坚持将满洲与中国分离，日本在满洲通过张作霖行使影响力，不使其纳入了蒋介石的中国统一之中的方针，即所谓“满蒙分离政策。”事实上，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快打到山东时，田中内阁已采取了派日本兵，阻止蒋介石的北上的行动（山东出兵）。因此，田中首相不同意关东军要铲除不听话的张作霖的强硬主张。他认为无论如何也要拥立张作霖，通过张来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影响。从他的这种意图来说，河本等人的阴谋行动含有使他多年经营的中国政策化为乌有的危险。
派遣林特使
接到张作霖事件的报告之后，田中首相最担心的是怕张学良因其父被炸而转向反日，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携起手来。他决心查明事件真相，并开始作说服工作，以拉住张学良站在日本一边。
8月5日，奉田中之命，日本政府派林权助男爵④为特命全权大使参加张作霖的葬礼。林曾两次担任过驻中国公使，是外务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在东京港区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保存首田中首相当时给林权助的命令书。
在这份题为“林大使向张学良申明之要旨”的文件中，分条列款记载着田中首相期待能向张学良直接宣读的日本政府方针，明确记述了当时日本的满洲政策。
文件以“满洲乃日本之外廓”开头，田中首相极力强调要与张学良之间维持自张作霖以来的友好关系，互相协力，将满洲建成“支那全土中最发达之地区。”但是文件的主旨还是拉住张学良，使其不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文件中写道：“有人认为采用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亦无所谓。我认为不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确信如不彻底避免南方势力之侵入，则无法实现日本之意志”。
这里所说的“南方势力”，毫无疑问是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田中试图阻止张学良采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和脱离日本的影响。
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林特使在得到田中首相的授意之后，于8月8日、9日、12日，分三次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当时，张学良已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暗中游说，表现出了国民政府提携的动向。在第一次会谈时，林特使宣读了田中首相的申告，申明绝对不可与国民政府妥协。但张学良说，大势难动，他的立场也很艰难。接着在9日的会谈中，张学良仍说如中止与国民政府的妥协，他将陷入困境，自己说不定不得不下野。经张学良的部下刘哲与林特使间的折冲，双方又进行了第三次会谈。结果达成如下协议“关于南北妥协之事——决定观望形势三个月。”
也就是说，对于国民政府的妥协问题张学良只答应等待三个月的时间。双方还同意对外发表时只说妥协问题尚在考虑之中。这虽然可以说是大体上保住了林特使的面子，但反过来可以说是日本方面承认了三个月后张学良得以加入国民政府。
从日本方面的记录来看，张学良当时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结果是暗中使日本承认了他与国民政府的携手。但是，日本方面当时尚未意识到张学良已决意归顺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统一，走民族自决的道路。
“林权助多次劝我不要与国民政府合作，我自始至终没作明确答复。我避开了。他回国时，我招待他吃饭，还喝了酒。当时林权助说：‘你父亲和我是老朋友，而且我是受政府之命来拜访你的。可你始终没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当时我回答说：‘林先生，你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还好。’他特别高兴。我说，‘但是，只有一件事你没考虑到。’他很惊讶，问到底是什么，我回答说：‘这就是我也是个中国人。’”
被中断的调查
在日本，田中首相综合林权助、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⑤送来情报，已强烈感觉到张作霖事件与日本军有关。他打算正式搞清事件的真相。9月22日，田中首相秘密地在外务省中成立了“调查张作霖爆炸事件特别委员人”，表明了他欲以严肃的态度搞清事件真相的决心。
从外务省保存的“松本记录”中，我们可以窥知这个“调查特别委员会”的概况。“松本记录”是战前众议院议员松本忠雄用钢笔抄写的外务省保管记录，共达117册之多。由于当时外务省记录的原本已在战败时焚毁，故此抄本记录乃是现今唯一保存下来的珍贵的外交史记录。根据“松本记录”记载，这个调查特别委员会由外务省、陆军省和关东厅的人员组成。田中首相要求他们收集有关事件的各种情报，于10月间提出调查报告。
对事件和第一次审议于9月22日开始进行。陆军省军务局长杉山元作了“事件虽不是日本人的罪行，但尚未判明犯人为谁”的报告，但是，在10月23日第二次会议上由关东厅警务局长藤冈提出的调查结果，还是含有显示事件乃日本军罪行的内容。藤冈在这个报告中说，事件当天在现场发现的两具中国人的尸体，实际上乃是住在奉天的两个吸毒犯，为日本人伊藤谦次郎所雇。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交给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而且，根据伊藤的供述，当时何本还说：“爆炸之事由我负责”。
但是，在接到这个报告书后，军务局长杉山元说道：“且暂等陆军方面的报告”，政务次官森恪也提议“调查目前先止于此，报告书也不必再往下写了”，便结束了会议。陆军方面不愿公布真相，而政务次官森恪也欲防备情报泄露。从中可以看出调查特别委员会已判明事件是日本人的罪行，并表现出究明真相的姿态。而且，至今尚未发现有这个调查委员会再开会的记录。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佐藤元英氏认为，从政务次官森恪不愿更多暴露真相的发言来看，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被中断了的可能性很大。由此似可看出日本政府曾一度想查清真相的尝试至此遇到了挫折。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田中首相已通过别的途径得到了有关事件及关东军罪行的决定性情报。这就是与田中首相关系密切的宪兵司令峰松浜的报告。峰松浜⑥受田中首相所派，于9月9日赶赴奉天，进行了3个星期的现场调查。他得到了由朝鲜增派而来的日军工兵队曾参与安装炸药的证据，于10月8日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田中首相。
至此，这次事件乃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主犯的日本军人罪行之事已明。对于日本政府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次事件。日本军人暗杀了中国的大元帅，这无疑是违犯陆军刑法的大罪，而且还孕藏着引起重大国际问题的危险。
围绕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日本政府内的意见，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以元老西园寺公望⑦、内大臣牧野伸显以及侍从长铃木⑧贯太郎⑨为首。主张要公布事实，将河本等人交付军法会议，严重处罚。西园寺要求田中首相“为了日本的国际信用，要敢于公布真相，由军法会议对责任者进行严厉处罚”。
但是，另一派，反对公布真相的意见也很强烈。不仅是陆军，连执政党政友会以及许多阁僚也持此意见。他们认为，为不招致日中关系的恶化和在野党的攻击，以及考虑到军队的反对，不应公布事件真相。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对田中首相说道：“今若采取迎合张学良之态度——将来彼等必会愈益提出更多要求，迄不知足——尤以欲公开奉天事件乃日本军人之所为之事，必致支那舆论翕然，高呼日本撤退，而美国复和之，有使日本陷入局面不可收拾之虞。”
田中首相本身的考虑，虽由于周围的这些情况而产生了很大的动摇，但当初肯定采取的是接受西园寺的意见，将责任者交付军法会议处罚，公布真相的方针。田中首相在政府内部意见未能统一的情况下，想先把事件真相报告天皇。
两份不同的奏折
炸死张作霖事件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众所周知，这次事件后来使田中首相受昭和天皇的叱责，并最终导致了田中内阁的总辞职。在日本近代史上，因天皇发话而导致内阁倒台的事例仅此一件。但是，对于这次应大书特书的事件，人们的一般认识却仅仅停留在由于田中首相向天皇作了事件的假报告，触犯了“天皇逆鳞”的程度。而关于田中首相到底是如何向天皇报告的，天皇为什么发怒等问题，直至近年尚未完全搞清楚。最近，日本新闻办陆续公开发表了位于天皇左近的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及内大臣牧野伸显了日记，而且还发现了田中首相给天皇的奏折，才终于补上了日本昭和史上的这一段空白。现在，我们就根据以上史料，来再现一下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历史真相。
田中首相第一次向天皇上奏这次事件的时间是1928年（昭和三年）12月，当时他报告说：“关于炸死张作霖事件，我帝国陆军中多少有其元凶之嫌疑，故此目下正命陆军大臣进行调查。”
12月24日，田中上奏折，称“遗憾的是帝国军人似有关连者——详细情况待调查终了由陆相奏上”。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臣冈田启介等人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可得知，当时田中首相在奏折中向天皇报告了将河本等人交付军法会议严厉处分的意见。
根据《牧野伸显日记》记载，当时田中首相恳切奏明了欲“以非常之决心，从根本上（中略）整肃军规，对内外恢复帝国陆军之名誉之旨”。不过。田中首相的这个奏折，既未经内阁审议，也未得到陆军的谅解，完全是一次独断专行的举动。这件事后来将田中逼入了困境。
1929年3月27日，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拜谒昭和天皇，呈上了题为《满洲某重大事件调查结果》的内奏。（《奈良武次日记》）
近年，立教大学粟屋宪太郎教授发现了被认为当时白川陆军大臣向天皇所上内奏的文件抄本。
美国华盛顿国立公文书馆，也保存着战后有关方面向主持东京审判的国际检查局（OPS）提出的数量庞大的证据文书。 其中有一份是由当时担任田中内阁书记官长的鸠山一郎所写的，题目是“关于田中内阁总辞职其间的满洲事件”。这份文件本为是应在东京审判中使用的，但由于这是一份必然会牵扯到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证据文书，故审判中未被采用。粟屋宪太郎教授认为，尽管这份文件中没有日期，但肯定是关于“炸死张作霖事件”向天皇奏折的抄本。奏折的抄本共有两份，被认为是1929年（昭和四年）3月27日“内奏”抄本的内容如下：
严秘。
内奏抄本
曩达上闻，于奉天之爆破事件，其后续行内密调查之结果，乃为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单独发意，在其计划下，使用少数人员所为。洵不堪恐惧。
就为上（整）肃军纪，欲给予处分。且以今后报此事件，若其内容泄露，恐有于国家不利之影响甚大之虞，为不惹起此种不利，深虑欲充分整肃军规。
以上之处置方法，乃关系到陆军将来之重大事项，遂经与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内议，且承元帅之意见，孰以相同意见。
此议达上闻。
上内奏终，御下问，
立置奉答。
这份文件被发现时，曾怀疑可能是首相的奏折，至平成二年，经外交史料馆佐藤元英、立命馆大学永井和副教授的研究，才终于确定其乃1929年3月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的“内奏”。
这份“内奏”清楚的表明，关于事件的真相，白川陆军大臣明确地将事件乃河本大佐的罪行之事告知了昭和天皇。只是在处分方针上，与前面提到的田中首相的意见有微妙的差别，仅仅停留在避免公开真相的同时，为整肃军规，给以处分的程度。这表明白川听取了陆军内部的意见，不愿由军法会议进行严厉处分的意向。这种动向说明，当时在陆军的首脑层中，已弥漫着强烈反对严厉处罚河本的气氛。
距此“内奏”3个月之后，1929年6月27日，即发生了前文中所提到的田中首相的“上闻”问题。被认为是当时的“上闻案”有关的文件，现也保存以美国国立公文书馆的东京审判证据文书中。据其中记载，当时田中首相接到了白川陆军大臣的如下报告：
“由于事件发生地乃属关系军守备地域之关系，尔已经慎重调查，未得任何可确认其真相之证迹。于我军部及军人，亦无与之相关之证迹。”
白川陆相3月时还报告说是河本大佐的单独犯罪，这次又说是没有证据证明是日军的罪行。这明明白白地是与3月的陆相“内奏”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此后，田中首相尽管进一步又得到了关东厅长官关于对这次事件怀疑和风闻的报告，却向天皇报告说：不论从中国人方面，还是从日本人方面，都没有得到证据。这样，由于没有认定是日本军罪行的证据。田中首相便向天皇“上闻”：欲“以不使重大影响及于他事之趣旨，通过行政处分而匡军规”，来处理这次事件。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件“上闻案”呢？这里有几个只有专家才能分辨清楚的问题。由于粟屋教授发现的资料是从缩微胶片上拍来来的，有些细微之处不大清楚。我们便到华盛顿国立公文书馆又复印了史料原件，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佐藤元英氏进行鉴定。
佐藤氏看到原始材料的复印件，首先提醒我们注意这“上闻案”中的“上闻”二字，指出这不是“上奏”，而是“上闻”，并说明了二者的区别：
“田中首相开始时可能想上奏，但临时仓促改为上闻了。如果是上奏，便是请求天皇的裁可，而上闻，则是‘达天皇之御闻’，仅仅是报告一下而已。因此上奏与上闻有重大区别。如果上闻，那只是说我想这样处理，请您听听。我（佐藤）认为，这里可以解释为：田中首相向天皇报告说：‘由于没有找到是日本军罪行的证据，为了不产生重大影响，想给于行政处分’。这里与前面提到的田中本人向天皇提出的处理方针不同，本来是应该将为什么要这样改变方针，其责任怎么办等问题一并报告的，但这件‘上闻案’中对这些问题却只字未题，这里就有问题。”
昭和天皇的震怒
田中首相的这个报告触犯了当时年仅27岁的昭和天皇的“逆鳞”。
在最近分开发表的内大臣牧野伸显的日记中，清楚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6月27日
首相一时半拜谒。愈愈奏上前日之内闻，退出，续召。今田中就满洲事件有上奏，言与前异，诚恐惧之至，二度反复，言不成句，天皇止之，言：无此必要，此件止此，无及其它。右（田中）谨拜承，退出御前。首相于接待室与侍从长会谈，面带忧色，叹拜谒之不得法，怪陆相上言不充分，致陛下不得接受，发遗憾之口气。述陆军方面有责任之意向，辞去。“
另外，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在第二天6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触逆鳞，事颇麻烦——传圣上逆鳞之旨，首相云决心捧呈辞表。”
那么，天皇为什么震怒呢？单纯地考虑，似可解释为：既然第一次已上奏说是陆军军人的罪行，这次又说不是，这是明显的撒谎，因此招致天皇发怒。但是，事情似乎还要稍微复杂一些。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1990年12月《文艺春秋》公开发表的《昭和天皇独白录》，看看天皇自己是怎么说的：
“田中再次到我这里来，说是想把这个问题稀里糊涂地敷衍过去。这与他前次所说的大相径庭。我以强硬的口气对田中说：这不是和以前不一样吗！你是不是该提出辞表了！我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如今想起来，全是我的年轻气傲所致，总之，我当时是那么说了。”
这时说的非常明确，田中首相不单单是向天皇作了谎报，还向天皇报告说想不针事件公开，稀里糊涂地过去。也就是说，田中向天皇报告说，事实是事实，但向外发表时不想牵连到陆军。这与1928年（昭和三年）12月田中首相上奏时表示的交付军法会议严厉处分的方针明显矛盾。因此才招致了天皇的激怒。根据满洲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后成为侍从武官长的陆军大将本庄繁⑩的日记，天皇曾流露过听到田中首相“上闻”时的心情：
“田中首相于先发表之后，说道：‘政治上只能这样发表。作与前次不同的上奏，实感抱歉，故请辞表。’陛下于些事之后对侍从长说道‘夫政治家无不得不之事。且先发表其事以乞裁可。若许可之，予不得不对臣民言诈矣”。
也就是说，昭和天皇感到田中首相这种明明知道真相，先发表假报告的作法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故而追其辞职。如果批准了田中首相的这一“上闻”，天皇就等于对臣民撒了谎。天皇的话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从牧野伸显的日记中可以清楚看出，天皇在此之前就对田中首相抱有不信任感。在此“上闻”之前一个月的5月6日，天皇通过铃木侍从长对牧野下达了如下“下问”：
“关于满洲问题陆相及首相若欲将这次事件作为行政事务进行内部处置，且欲以一般无事实发表之趣意奏闻之际，是否可以反问‘负不负责任’回答首相。”
也就是说，在一个月之前，天皇已知道了“上闻”的内容，并与左近人等商量可否说“你负不负责任”这句话。对此，牧野的回答是“诚如圣虑”。
可以说，田中内阁总辞职的脚本在这时就已经决定了。宫廷中，一边期待了周密的准备。
不过，是否可以说天皇认为应该公布真相呢？这也很难说。就在田中首相“上闻”的第二天，天皇批准了白川陆相的如下“上奏”：
“炸死张作霖之事件，今若揭发之，恐于国家不利，为此，将事件就止于此，另以守备区域之责任，奏请处分村冈司令官以下人等。”
昭和天皇虽然对田中首相前后不一致的上闻表示了愤怒，但却裁可了回避公布真相和严厉处分的方针。这样尽管田中内阁引咎总辞职了，但事件真相还是被稀里糊涂地隐瞒了下来，直至战后仍未公布。
军部一意孤行
炸死张作霖事件是日本通向后来的“满洲事变”、“七七事变”侵略道路的第一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事件3年之后的1931年（昭和6年），却又是由作为河本大佐后任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恒征四郎⑾一手制造了柳条糊爆炸铁路阴谋事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关东军一个小小的参谋发起的阴谋，很快引来了陆军激进派的第二个、第三个阴谋，终于将日本拖进了15年战争的泥沼之中。
如果在阴谋乍起之际即严厉处分河本等人，向世界承认日本之非，或许其后不会产生由关东军发动第二个、第三个阴谋事件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处理本次事件，对于决定其后日本前进道路具有莫大的意义。
昭和天皇后来在《独白录》中这样说道：
“自有这次事件以来，我决心对于内阁所奏之事，即使自己有反对的意见，也予以裁可。”
也就是说，自这次事件以来，天皇本身也决心成为对军部专权不说“不可”的“沉默帝王”。于是，军队以天皇的统帅权⑿为挡箭牌，对政治的干预更加强烈，日本就好像失去了制动闸一样，迅速走上了通向灭亡的道路。
日本不仅暗杀了张作霖，而且还将真相隐瞒了起来，此事在张学良心中播下了坚决反日的种子。
张帅府的对策
张作霖被炸之后，虽负了致命重伤，但没有立即死去。乘坐同一列火车的部属和急行赶到奉天北站迎接的亲信们用车将张作霖动进了张帅府。陈兆麟就是当时前去迎接张作霖的其中之一。他说道：
“皇姑屯发生爆炸时，我们正在奉天北站等着张作作霖列车的到来。大家立刻奔向爆炸现场。皇姑屯铁桥，下面是中国火车通过，上面是日本列车走的。上面的铁桥全都崩塌了，砸在了张作霖的列车上。我们把张作霖和他信任的部下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迅速抬到汽车上，送往张帅府。张作霖被送到五太太屋里。车到后，五太太说：‘别老坐在车上，快来来呢。’我们把张作霖作毯子包着抬进家中，不久就死了。五太太守着尸体守了3天，然后我找张作霖的秘书写遗书。遗书的内容是叫张学良继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然后给张学良打电报，叫他赶紧回奉天，还用电报通知了杨宇霆等奉系军阀的头面人物。” （采访陈兆鳞）
张帅府在将张作霖之死的消息告之奉系军政要人后，亲未对外公布，他们决定先将张作霖的死讯隐瞒起来，还采取了各种隐瞒手段，如重新为张作霖配制了爆炸时损坏的老花镜等。
“我们知道事件是关东军干的，因此没有公布张作霖的死讯，瞒起来了。我们担心如果关东军知道了张作霖的死讯，会趁机进兵奉天。由于我们瞒起来了，日本方面到最后也不知道张作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 （采访卢广绩）
日本方面的奉天总领事林久汉郎以及关东军方面的人士，为确认张作霖的生死，曾以各种方式探询张帅府。但张帅府戒备森严，无法确认。
张学良的行踪
张作霖所乘列车在奉天附近被炸的消息，于6月4日传到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那里。那天原定要举行张学良的生日宴会。尽管事件已经发生，但生日宴会照常举行了。应邀参加宴会的有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
“张作霖列车被炸的那天，北京正召开张学良生日宴会，我也参加了。我到了会场，一眼就看出气氛有些不对。杨宇霆等奉天军阀的大人物都来了，我觉得很奇怪。张学良一点儿也没有慌张的样子，他说，大元帅在列车被炸时平安无事，吴俊升负了伤。他一句也没提张作霖死的事。”
张学良这时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张作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父亲死，他们没告诉我，我仅知道我父亲回到了奉天，受了点伤，还在。我回到家里才知道父亲死了。（问：那您耿什么没有马上回去呢？）我不知道我父亲死，我自己还要回军队布置，要撤军，我还负着责任。他们没告诉我，如告诉我，我立刻就回去了。”
“父亲对我很好，很喜欢我。我父亲一死，我非常难过。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今后就全都压在我肩上了，当时我身体情况不好，很衰弱。”
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刘鸣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张学良那无比沮丧的样子“
“6月4日，我们只得到张作霖被炸，负了伤的消息，不知道负伤程度。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张学良把司令部转移到了滦县。到了滦县之后，内部的一部分人便知道了张大帅被炸死的事，但谁也不说。从前线撤退回来的将领当中，有人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也不说。张学良来滦县时，留着大背头，一天突然把头剃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父母亲死了，儿子在100天内是不许剃头的。张学良的行动大伙都觉奇怪。”
“当时，张学良住在滦县北山上的一个寺庙里，和杨宇霆、孙传芳（原直系军阀）等人住在一起。有一天我去打电报，张学良叫我到他的屋里，站在屋角，流着泪对我说：‘我父亲死了，我很痛苦。现在，再苦也不能说出来。’我记得这是在我们到达滦县之后大约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这时张学良已接到关天事件的详细报告，他确信这是关东军所为。
“当时这伯事立刻就知道了，不但我知道，谁都知道，是日军干的。南满铁路，谁能到那里去呢，日本军人做事我不佩服，为这个事情，日本南满铁路当时把车事前都停了。谁能让停？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炸车。为什么火车要停呢？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他们事先要爆破么。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当然我对日本是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难，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杀我父亲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表情严肃）
消失了的张学良
张学良在得知张作霖的死讯之后，突然消失了。至以后他在奉天出现时的数日间，张学良的行动尚是一个谜。
“一过山海关，我看到到处都是日本兵，我怕被日本兵发现了杀掉，我就伪装成炊事兵，坐火车赶回了奉天。谁也没注意到是我。回奉天，我来到大帅府，连部下都不相信是我。家里人也没能立刻认出来。我能学我父亲写字，写一模一样，另外我还保存着我父亲的印，于是我就以我父亲的名义下达了各种命令。在将黑龙江和奉天的悬案问题全部解决之后，才公布了我父亲的死讯。”
由于张学良返回奉天，奉系军阀内部政情安定，渡过了难关。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由于张学良从关内平安返回，我们渡过了这个难关。东北老将张作霖已把张学良培养成了一个出色的年轻指挥员。张学良有威望，他回来后，奉天军阀内部非常安定。这样，日本看看没有机会，便没敢动兵”。（采访卢广绩）
日本方面得知张学良回到奉天的消息是在6月19日（正式公布是6月21日），即以张学良的名义向内外公布张作霖死讯的那一天。在两周的时间内对张作霖的生死不明，这种情况使关东军失去了采取新的行动的时机。这样一来，关东军想以炸死张作霖事件为借口控制南满洲的企图未能得逞，事件仅以单纯的炸死张作霖而告结束。
“我父亲特别喜欢我，我父亲死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相当迷信，我和我父亲之间确实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我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我的生日，一过生日就想我父亲（流泪）。我父亲对我很好，很喜欢我。我父亲一死，我非常难过”。
张学良现在把生日改在6月1日。他不能在父亲死的那天过自己的生日。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父亲张作霖的爱戴至深，而且还可以看出这次事件在张学良的心中留下了多么深的烙印。
就任东三首保安总司令
张学良于7月1日就任黑龙江、吉林、奉天（辽宁）东三省保安司令，继张作霖之后，掌握了强大的奉系军阀的军权。8月，他为父亲张作霖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同时于1929年5月投入1400万元巨资，在抚顺的郊外开始为张作霖修造规模宏大的元帅林。
元帅林位于抚顺郊外铁背山山麓，地势雄伟，墓园壮观，从抚顺市开车一个小时可到。由于1954年修建的大伙房水库，元帅林正面的两个大门已被水所没。1979年，辽宁省政府根据保护文物政策对元由林进行了修葺，并辟为旅游观光地。现在，每年都有许多游人到这里来参观浏览。
修造元帅林一事向内外表明了张学良已成为奉系军阀的继承人，并显示了其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张学良就是这样登上由父亲张作霖所开创的东北地区霸主的权力宝座的。从此之后，这位年轻的“王太子”便按照自己的理想开始了满源程序的新建设。但是，在他的前面，横亘着已开始显现出露骨的侵略野心的日本关东军。
① 田中义一：（1964—1929年）山口县人。陆军士官学校三期生。陆军毕业后留学俄国，从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1915年任参谋次长、中将；1918年为原敬内阁陆相；1921年升为大将；1923年任山本权兵卫内阁陆相。1925年转为预备役，加入立宪政友会，担任总裁，贵族院议员。1927年担任首相，兼外相、拓相，召开东方会议，推行对华强硬政策，强行出兵山东。
② 贵志弥次郎：（1874—1938年）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生，中将。当时受托庇护张作霖的次子学铭。
③ 浜口雄幸：（1870—1931年）高知县人。东大毕业，历任大藏省专卖局长，递信、大藏次官。1913年加入立宪同志会。1915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24年任加藤高明内阁藏相。1926年任若槻内阁内相。田中内阁之后任首相。1930年11月，在东京车站被右翼分子狙击，负重伤，1931年4月总辞职。
④ 林权助：(1860—1939年)福岛县人，东大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历任通商局长、驻韩国公使，推行朝鲜殖民化政策。卸任驻意大利大使后，又于1916年担任中国公使，1919年任关东厅长官。1920年任驻英大使。退休后担任式部长官，1929年任枢密顾问官。
⑤ 林久治郎：（1882—1964年）枥木县人，早稻田大学毕业。1907年进入外务省，先后在中国吉林、天津、济南、福州、汉口等地任职。1928年—1932年担任奉天总领事，后调任驻巴西大使，陆军司令政长官。
⑥ 峰松浜：（1873—1958年）亦作峰幸松。长崎县人。陆军士官学校7期生，1904年任宪兵大尉，1906年应聘清廷，1924年升为少将，1927年任宪兵司令，1929年升为中将，1931年转为预备役。
⑦ 西园寺公望：（1849—1940年）京都人。生于德大寺家，继承西园寺家。戊辰战争中任山阴道镇抚总督，北国镇抚使，曾开设明汉法律学校，与中江兆民等合作办东洋自由新闻。1882年随伊藤博文旅欧进行宪法调查地，历任驻奥、德等国公使，枢密顾问官，第2、3次伊藤内阁文相，第4次伊藤内阁临时首相。立宪政友会总裁，二次组阁，后为元老，有向天皇推荐首相之权。1937年退隐。
⑧ 牧野伸显：(1861—1949年)鹿儿岛人。大久保利通次子。9岁随岩仓使节团赴美留学，历任驻意、奥公使。文相、外相，出席巴黎和会，后为宫内大臣。1925—1935年任内大臣，被军队和右翼势力视为亲英勇派，“226事件”中曾遭袭击，幸免于难。
⑨ 铃木贯太郎：（1867—1948年）千叶县人。海军兵科14期。海大毕业。参加过甲午和日俄战争，后为第二舰队司令、海军次官。1923年升为大将，任联合舰队司令、军令部长。1929—1933年任侍从长，“226事件”中遭袭击、九死一生。后为枢密院副议长。1945年4月任首相。
⑩ 本庄繁：（1876—1945年）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生。在日俄战争中负伤，陆大毕业后在北京、上海任职。1921—1924年间为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后为关东军司令官。担任侍从武官长时，遭遇“226事件”，因其女婿与事件有关辞职。日本战败后自杀。
⑾ 板恒征四朗：（1885—1948年）岩手县人。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生，毕业后历任中部支那派遣队参谋、参谋本部支那课员、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1929年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与石原莞尔等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担任第五师团长。转战华北。1938—1939年间任平沼内阁陆相，支那派遣队总参谋长，1941年升为大将，任朝鲜军司令官，战后定为A级战犯处绞刑。
⑿ 统帅权：关于军队作战用兵（统帅）的最高权力。旧宪法第11条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处于行政范围之外，由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辅翼天皇，统帅事项由两总长直接向天皇上奏。这种状态一般称为统帅权“独立”，是日本独特的制度。军队的组成，常备兵额的决定等处于国务与统帅之间的各项事务，一般也不受国务大臣的干预。在1930年召开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曾围绕海军兵员数量问题发生过所谓“干犯统帅权”问题。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