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指斥杨虎城等提出的解决陕事办法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函
(1937年1月19日)
委座致杨虎城书 第二函 一月十九日
虎城吾兄勋鉴：迭接来电，方幸陕甘局势渐有转机，兄等既愿接受明令，通电就职，复称取消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之一切临时组织，私意以为兄等已认识国家危机，急谋结束变态，以求精诚团结矣。今观鲍、米、李三君携来商酌之办法，乃知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宜称将一切临时组织撤销，而企图割据与罔恤危害国本，乃有加于昔。如此则兄等宣称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综合兄等要求之意，一则为西北之军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以兄等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队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华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若明知其为国家纪纲所万不许可，而故以窘迫中央则得矣。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不辞*(左尔右见)缕，再为兄等质直言之：
其一，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至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屡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为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放弃国防，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兄长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变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尤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所万不可不察者也。
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兄等以友谊袍泽关系，一再请求汉卿回陕，在私人感情上，容或不能不有此表示。但如为国家整个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以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射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与汉卿之罪责一日不得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兄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事。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得稍减神明之疚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仍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之罪戾也。
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于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亡之目的乎?口头言服从领导，而事实上形成独立，破坏统一，能达抗敌救亡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复兴之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义，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于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智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祗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如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盛情，及国事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手此。即问时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名人全宗档案]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