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张学良被扣 11.1 “军法审判”
李义彬
12月26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等乘坐的飞机从洛阳起飞。蒋介石与宋美龄乘坐第一架飞机，张学良与宋子文乘坐第二架飞机。当日中午，他们先后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立即翻脸不认账，他命陈布雷代他杜撰一篇《对张杨的训词》，在27日的报纸上发表，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由于他“伟大的人格”的感召，掩饰他对张、杨做出的承诺；同时对张学良实施报复，亲自导演了一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
张学良在南京一下飞机，就受到军统特务和宪兵的严密监视，先被软禁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蒋通过宋子文暗示张学良，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便在到京当天给蒋写了一封信，被称为“请罪书”，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钩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
敬叩。
学良肃二十六日。”①
蒋介石立即把张学良的“请罪书”分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在呈文中假惺惺地说：“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请求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他在呈文中接着指出：“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其直属长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反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②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第三十一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问题。主持会议的居正首先致词，欢迎蒋介石从西安平安归来。蒋介石在会上简要报告西安事变经过。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蒋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说他“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队，统一军心”，并吹捧他被扣留在西安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由”。会议决定：“蒋同志对此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③蒋再次表示要辞去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30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举行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由邹鲁主持，决定再次对蒋慰留，并给蒋一个月假期。会后，与会者全体赴蒋宅，表示慰留的诚意，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会议，不容讨论，即决定将张学良送军事委员会依军法处理，并成立高等军法会审，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当天国民政府发表李烈钧担任审判长的任命，军事委员会又决定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
李烈钧为“审张”事，12月30日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见面后，蒋倒先开口问：“审判长对此案子如何处理?”李烈钧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李还例举中国历史上齐桓公不记管仲的射钩之仇而拜其为相、晋文公宽容曾谋害过他的寺人披而终得其助而免遭暗害的例子，意思是问蒋“审张”可否按此办理，可是蒋听后反应冷淡。李见话不投机，遂改口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抗日战争时期李烈钧在昆明与人谈起当年“审张”这件事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演这出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④
高等军法会审于12月31日上午10时开始。审判的具体过程，李烈钧后来写的回忆录和档案馆保存下来的“审判记录”记载得颇为详尽：
“三十一日，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李问张：“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回答：“我不知道。”
李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对张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及，李烈钧心想：张学良真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李便问张：“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回答：“很好，给我看看。”⑤张学良看了准备向他提问的八个问题，之后逐一作了回答。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张说：“我对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和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关于送蒋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后给蒋写“请罪书”问题，张说：“我这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罚，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张学良还表示：“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始终。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意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的。”⑥
没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审判长就打断他的话，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张学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作的事，我自己当之。我岂是任何人能指使的吗?”
审到这里，张反问李烈钧：“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答：“当然可以。”
张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吧?”
李答：“是的。”
张理直气壮地接着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李烈钧忙打断张的讲话，斥责道：“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⑦
鹿钟麟见李烈钧大动肝火，建议暂时休庭，陪李到休息室稍事休息。复庭后又审问了几句，就草草宣布结案。待张在审讯记录上签字后，李即将审讯记录送蒋介石审核。整个审问过程没超过两个小时。据鹿钟麟后来回忆说：审讯记录送去后，“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而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⑧“判决书”给张学良罗织的罪名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戕害官员，拘禁将领”。结果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⑨
蒋介石把张学良送上法庭判刑后，又要求对张实行“特赦”。他在张被判刑的当天下午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呈文中写道：“窃以西安之变，西安‘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徒刑”，“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予以特赦”。⑩孔祥熙1月3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代理行政院长，与张学良函电往还，多次向张许诺“如能迅速护送蒋公回京，中央当可宽望既往，对其个人安全，愿为保证。继据往返人员声述，均谓其表示始终拥护，绝无危害之意，短期内可送蒋委员长回京。今果践其言，并上书请罪，证以事实”。孔据此恳请国民政府“俯纳蒋委员长所请，准予赦宥，以示宽大。”⑾
1937年1月4日上午，在林森主持下，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二十二次委员会议，并邀请在京五院院长及有关人员列席。在林森对蒋介石的呈文和司法院的核议作了说明后，会议一致通过对张学良予以特赦。当日下午，国民政府发表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予以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⑿这一纸命令，使张学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失去了自由，过着被幽禁的生活。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在“审张”的同时，也宣布对西安停止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12月31日，行政院根据国民政府令发布“训令”说：“此次西安事变，毁坏纪纲，全国震惊，事后追维，实堪痛惜。所幸当日倡乱之人，阅时未久，即已割除心迹，次第改悔，复据张学良亲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具呈请予制裁，来京待罪。政府念其尚知咎戾，兼为安靖地方，免致贴累人民起见，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并将讨逆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一并撤消。”⒀
蒋介石刚回到南京，形势有所缓和。12月26日，蒋致电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说他已平安抵京。何应钦也给杨虎城发电，说蒋介石“留陕旬余，多得吾兄爱护，此间同仁咸深感念”。南京方面的樊崧甫与西安方面的缪澄流26日在赤水会晤，商量中央军撤出潼关事宜。当蒋介石违背诺言及演出“审张”、“赦张”、“管束张”闹剧后，理所当然地引起西安方面的强烈不满和极端愤慨。蒋介石杜撰的《对张杨的训词》12月27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后，杨虎城12月29日致函陕西省各县县长，说明西安事变真相，披露事变经过和八项主张，公布蒋答应的六项条件。1937年元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在西安举行阅兵式，杨虎城在演说中谴责南京扣押张学良并重新派兵西进的行径。南京1月4日发表对张学良实行特赦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后，西安方面知张已不能返陕，气愤至极。1月5日，发表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共同署名的“歌电”，严重抗议南京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歌电”公开披露蒋介石在西安期间接受张、杨提出的救国主张和做出的“有我在决不任内战再起”的承诺；指出蒋回京后虽口头上令中央军向东撤出潼关，但实际上“中央军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举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百零三、第八十三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歌电”，严肃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之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⒁同一天，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将张副司令之公权恢复”，明确指出“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来，即军民一日不安”，请蒋让张“早日返陕，主持一切。”⒂
张学良送蒋回京后，中共中央立即于12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蒋介石获释后的形势与方针。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当天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同时指出：“要彻底地实现抗日的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推动蒋介石“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为此，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继续推动各地方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⒃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在27日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明蒋介石是在接受了张、杨提出的抗日要求后才获释的，并公开披露了蒋口头上答应的六项条件，郑重指出：“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现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⒄
在张学良被扣留和蒋介石着手部署五路大军威逼西安就范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2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认为蒋介石的态度仍在动摇中，中共的方针是要争取他，使他与亲日派分离，主要火力应对准亲日派。1月5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向他们通报政治局1月2日会议精神，指出南京派兵威逼西安的用心是要把东北军将领“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此电中提出：目前的对策应该是西北“三方面团结，真正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该电还提出在政治上周恩来、博古要“速发拥蒋迎张通电”；在军事上彭德怀、任弼时要“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1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周恩来、博古的电报再次明确指出：“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为贯彻和平方针，接连指示白区的党组织，要他们发动和团结各方面力量，迫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停止进攻西安。1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的潘汉年：“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要宋实践诺言，履行周恩来在西安与蒋、宋商定的六项条件。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指出：“内战危险已迫在眉睫”，要求他发动白区党组织设法推动舆论机关、人民团体、国民党许多将领与多数党员、各省实力派、以及英法美在华人士，反对亲日派发动的自相残杀的内战，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月15日，张闻天致电上海地下党冯雪峰、潘汉年，要他们策动韩复榘、刘湘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恢复张学良自由；要他们设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动此事，并请人向宋子文活动，“要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方拥护他调解之诚意”；还要求他们通过杜重远向熊式辉探听何应钦等的行动方针。潘汉年当天复电张闻天，说：“已请大姐(按：即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已派人去孙、冯、桂活动”，“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公开往南京”等。
①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② 台湾《革命文献》第95辑，第109页。
③ 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第114—115页。
④ 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368页。
⑤ 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良的审判笔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3页。
⑦ 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66页。
⑧ 鹿钟麟：《张学良南京受审记》。《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
⑨⑩ 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1月1日。
⑾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⑿ 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1月5日。
⒀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⒁⒂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⒃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⒄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