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中央考察团在陕甘
李义彬
在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已经停止、国共两党高级代表的谈判正在进行时，5月中旬，南京当局通过顾祝同、张冲向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提出派“中央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目的在调查红军苏区是否具备合作诚意”。5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将南京的要求电告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当天做出决定，并电复周、叶：同意国民党方面派考察团来苏区，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进来；考察的目的应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的表现；坚决反对康泽及其他任何中共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经周恩来、叶剑英与顾况同、张冲交涉，国民党接受中共建议，将“中央视察团”更名为“中央考察团”，决定不派康泽和背叛中共的人参加。
考察团正式成员18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团长是陆军中将涂思宗。涂为广东蕉岭县人，1918年中学毕业后入粤军许崇智部，参加过东征和北伐。由于在东征作战中战功显赫，被升任团长，并兼任大埔县长，与当时任潮汕行政专员的周恩来和兼任梅县县长的叶剑英时有过从。后长期在顾祝同部队中任职，1936年6月被任命为陆军第十四军副军长(军长是卫立煌)。考察团副团长是萧致平(西安行营高级参议)、邵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西安市党部常委)；顾问是李英华(南京军政部参事，曾在滇军中任职，与朱德有旧)。
考察团组成后，在西安准备了一个星期。5月17日，涂思宗拜会周恩来、叶剑英，“对合作抗日，表示热诚期待”。在临行前召开的会议上，顾祝同说明考察团的任务与职责，并介绍周恩来、叶剑英与大家见面。周、叶致辞，欢迎他们到苏区考察。会后，叶剑英与他们商定了考察路线和日程，决定先去陕北，之后再去陇东。叶剑英陪同他们前往延安。
关于考察团内部分组及其考察内容，周恩来和叶剑英5月21日电告中共中央说：该团内部分四个组。第一组考察共产党最近活动，如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情形、与张国焘斗争经过等，看中共对合作有无诚意；第二组考察红军人枪数目，官长姓名，驻扎地点，教育情形和物质生活，看红军有无改编的实际准备；第三组考察红军大学及教育机关活动，看有无违反三民主义之处；第四组考察苏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和群众运动，看有无取消苏维埃的准备。
5月23日，考察团全体成员乘汽车离开西安，当天到达红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受到当地军民热情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机关、部队，出席了座谈会和联欢会。红军前方总指挥彭德怀接见他们，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他们十分关注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内容，彭说：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与动员改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讨论抗日准备阶段中，红军抗战教育问题”；“如何巩周国内和平统一问题”。这些与共产党和红军对立、作战长达10年之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初入苏区仿佛进入一个新天地，对所见所闻均感十分新鲜。涂思宗说，他现在见到的与过去听说的不一样。邵华公开说，他在云阳感觉很好。24日和25日，考察团在庄里镇一带考察。经过短短2天的初步考察，他们感到“共党合作具诚意”，“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
考察团结束在三原、庄里的考察后，乘车北上，经铜川、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于29日到达延安。延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考察团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和款待。陕甘宁特区政府派要员专程前往甘泉迎接，《红色中华报》发表题为《欢迎中央考察团》社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步调正日益加强”之际，“自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发出后三月，遂有中央考察团到苏区一行，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之意义上，此实为颇堪庆贺之事”。社论接着说：“盖此公开使节之派遣，实足以证明十年来对立之局面可告最终之结束，今后经过国共两党之愈益接近与努力，中华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实可有更大踏步之发展”①。
涂思宗在后来写的《延安点验共军记》中记述了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城外马路满布人群与旗帜，又是欢迎队伍，停车略整衣冠，徒步向前，见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周士第等高级人员，都站在仪队前头，向我们脱帽，或举手致敬，号兵奏三番号，武装仪队约一营，行礼后，高呼：‘欢迎中央视察团’、‘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口号，最后歌唱新编‘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相当隆重。”②
陕甘宁特区政府当晚6时设宴，为中央考察团洗尘。宴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朱德等出席。毛泽东在致词中说：“今天这个欢迎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一起干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个时候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中央考察团此来，使两党团结进入新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针对有人怀疑中共缺乏合作诚意，毛泽东强调中共两年来在文件宣言中一再强调两党团结，在西安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方针，并且“不怕敌人挑拨，始终没有动摇”。中共愿同国民党“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以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力、民生幸福的实现”。毛泽东还说：“有人怀疑两党没有长期合作的诚意”，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他说，共产党过去的工作是增进团结，西安事变后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真诚“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这个目标干。”毛泽东最后说：“共产党方面诚意的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充分的表现。”中央考察团的涂思宗和邵华也在会上致词。涂思宗在讲话中“非常感激”苏区军民对他们的欢迎，他说：“刚才毛先生的许多指示及沿途观察的结果，我相信全国精诚团结，定能使国家民族复兴。”他“希望两党彼此开诚布公，扫除误会矛盾，才能对付我们的敌人。”他还表示，南京对抗日已下定决心，有通盘计划，希望“举国上下努力，为民族生存打算，想办法来贡献中央”。邵华则“希望在最近时候宣布共产党红军领袖与中央负责人能够聚集一堂，倾谈一切，来研究最有效的办法”，并期望“国共两党紧握着手，长期的握着手，向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前进。”③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东门外大操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欢迎中央考察团。大会由冯文彬、刘长胜、林彪和延安县长、抗救会主任五人组成的主席团主持，毛泽东在报告中列举“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华罪行后指出：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灭亡全中国”，我们“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现在国共两方均感觉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考察团来此就是为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去打日本。”朱德和林伯渠接着致词，热烈欢迎中央考察团来苏区考察。中央考察团的萧致平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激动地说：“本团奉中央命来延安与各同志各同胞见面，非常高兴。从今天谈话后，我们将一致团结起来了，民族独立自由也一天一天的完成了，希望大家在民族抗战的决心上，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一致奋斗，把我们的敌人驱逐出中国去，收复失地，到那时我们再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大会。”他还说：“日本和汉奸经常挑拨我们的团结，使我们抗战阵线不能联合，我们今后更要永远地团结在一起”。④
中央考察团在延安期间，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和红军部队。在抗日军政大学，考察团由校长林彪陪同先考察校本部，然后在大操场检阅千余人的师生队伍，并与个别师生谈了话。抗大的艰苦生活环境、紧张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在红军部队，他们受到贺龙的盛情款待，并饶有兴趣地听取红军长征经过松潘草地时艰苦生活的感人故事。
涂思宗在延安还拜访了毛泽东。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以视察团长身份，率随从往毛泽东官邸拜访。毛邸是连着窑洞的一幢草房，会客室亦是寝室，也是办公室。待人接物，礼貌颇周，木床上铺着毛毡，帐内薄被约五六张，毛穿灰毛布棉军眼，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毛习于夜生活，以夜作昼，白日非到下午一二时，不能见客”。在交谈中，毛“郑重质问我，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何以又公然宣布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呢?我答以：‘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的时候，依国法不得不称为赤匪。后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红军成为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过去事已成过去，请勿介意，希望今后在国家民族利益大前提下，真诚合作。’”⑤
中央考察团5月31日乘车离开延安南返，由陈赓陪同前往陇东西峰、泾川、镇原等地苏区考察。
经过十几天的多方考察，考察团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共产党确有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红军团结坚固，抗日热情高涨，但生活过于艰苦，战术教育较差；共产党、红军与苏区群众关系密切。实践使他们认识到，实地考察是消除误会、增进了解、加强团结的一个有效方法。因此，他们在延安时曾建议红军派代表到京沪一带考察南京政府准备抗日的情况。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提议，责成叶剑英、林伯渠负责筹备。6月2日，毛泽东、朱德又提出待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的谈判有结果后再决定此事。
① 《红色中华报》，1937年5月26日。
② 徐思宗：《延安点验共军记》，《八年抗战是谁打的》，香港现代中国研究社1986年版，第107页。
③ 《中央考察团抵西安》，《新华号外》，1937年5月31日。
④ 《延安市举行五卅纪念大会欢迎中央考察团代表》，《新华号外》，1937年5月31日。
⑤ 涂思宗：《延安点验共军记》，《八年抗战是谁打的》，香港现代中国研究社1986年版，第108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