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周恩来——八天九夜，情定一生
郭冠英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会谈一晚。当年12月17日，周恩来又来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回南京，周恩来赶去机场阻止，飞机已起飞了，周对空含泪连说：“张副司令”“张副司令”，两人彼此未再相见。但这八天九夜的相处，却使两人惺惺相惜，情定一生。一直到台湾，早期处在那种肃杀的情形下，张学良还是说他最佩服周恩来，现在更说:“他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切，你不用什么罗嗦，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得很清，我们两个可以说一见如故。”
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1992午7月11日病逝，张学良立刻请在北京的侄女赴邓宅祭，并送花圈，上书“邓大姐千古”，“张汉卿、赵一荻敬挽。”
周恩来则一直以故友为念，据说在1976年去世时，仍惦念着“台湾的老朋友”。
张、周的延安会谈，事前的状况是这样的：1935年，东北军赴陕剿共，三战三北，两个精锐师被红军歼灭，师长自杀，团长高福源被俘，此时日本又积极进逼华北，东北军不愿剿共，要北上抗日。张学良想：“中共能够在经过二万五千里撤退行军之后，仍保持军容实力，的确不容忽视，消灭他们谈何容易？”“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与他合作。”乃“派人到沪，向李杜徵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在此之前，1936年1月，红军释放高福源回到洛川，高向军长王以哲传达了红军欲与张学良合作的消息。张请红军派一代表来谈，高回去复命，张在“反省录”中如此说：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早已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 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下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产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产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刻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枕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
会谈是在延安清凉山下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参加会谈有五个人：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王以哲、刘鼎；孙铭九在外守卫。周恩来是4月7日与李克农离开瓦窑堡，还带着电台，一路遇到大风雪，故延迟了一天才到川口。会谈极机密，连每人一碗面的夜餐，还是孙铭九送到阶梯上，由王以哲接递进去的。
周恩来同张学良一见面，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是同师。”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回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但是在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上，双方意见不同。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做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
周恩来则说共党之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一贯与人民为敌，“宁与外人，不给家奴”。基本政策是安内攘外，根本无法争取。
张学良回答说：“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泄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周恩来听到这里，站起来，愤愤历数蒋介石自清党以来。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历历事实，接着说：“旧帐，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说：“对啊!抗日是当前急迫之事。”
张又说：“据我这两年观察，蒋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但是亲日派不少。”接着就叙述汪精卫改组派、政学系、安福系等方面情况。随后又说，主张联俄乃至联共抗日的大有人在，历数了孔、宋、CC派、黄埔系的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等，至少是抗日不剿共。非蒋嫡系的冯玉祥、蒋光鼐、唐生智和许多实力派更积极要求抗日，停止内战。张就：“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内外夹攻，定能扭过来。”张还表示：“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双方仍在争辨，张学良心情很沉痛地说：“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和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决不会等着倒蒋或剃匪。”说完，痛哭。周恩来也陪着流了泪。周恩来问：“应该怎么办呢？”张学良答：“只有在拥蒋抗日的目标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战线。”周恩来答：“我们怎么能拥蒋呢?”张学良问：“联蒋如何?”周恩来立刻回答：“可以。”
达成了联蒋抗日的默契，张学良非常高兴。其他张并问了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的问题，且答应提供红军电讯医疗器材，张说：“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二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张还表示他有一大笔私款，将来可做抗日军费。
张还感到缺乏得力抗日干部，一再要求周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军工作，周劝张干部要自己培养，张后来就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
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张学良捧出了一本纪念“申报”60周年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张以私款三万银元送周做程仪，后又补赠法币二十万元。
以后，中共中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家认为连热衷联共抗日的张学良也不能接受反蒋口号．其他人就更难了。是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逼蒋抗日”的指示，终于完成了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转变。
张学良后来在“反省录”中记述这次延安夜谈如下：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之领导。但左右如何乎? 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恨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而为约。”
(刘鼎绘，载“刘鼎札记”：另据六十七军副官处长李维称：会议后，张学良就住在这里。李把自己的军毯加铺在这张床上。4月11日，张一行离肤施。)
会后周恩来一行离延安抵十里堡遇雨停宿，他对同行的人说：“谈的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4月22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刘鼎面交张学良，开头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刘鼎从苏区回到洛川后，告诉张学良：“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做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大大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张学良也对刘说，肤施会谈“我很得意”。“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又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周恩来说“愿受指挥”，张学良说他“胆大妄为”，现在史料渐渐公布，才知此中实大有文章。“延安会谈”后张学良不但在某种程度上指挥了红军，且已有两位一体之势，双方结合程度之深，实非蒋介石当时以及后来所能想像。张那时为同难家仇所迫，加上与周会谈后的好感，尤其是王以哲对此有了疑惧，东北军中此时又发生老派与少壮派之争，加上复兴社的分化，张学良怕夜长梦多，曾想把部队拉出去与中共一起干。在“刘鼎札记”，中记载，张对刘说东北军有人“别有用心”，“好坏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我和周发生谈过，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这时他已对蒋彻底失望，视蒋若仇雠，说蒋“自成—系，损人利己、太阴险，跟着他难得好果。”刘大惊，赶去安塞约毛、周来见，告知张意。毛、周冷静，说还是希望张团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合作。张知毛、周意思后，对刘说：“我懂了，我要尽一切办法劝委员长，争取他抗日，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杀头、坐牢也在所不惜。”这是1936年8月的事。
8月底，发生张总部的秘书宋黎被陕西省党部捕去的“艳晚”事件，当时张又准备与蒋决裂。已决定“今天要杀几个人”，后被黎天才劝住，才只抄了省党部了事。
此时，中共提出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拟以张学良为首，共党、杨虎城副之，并准备廓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共部队。本来在延安会谈中，周就提出要从山西借道阎锡山的地盘北上河北抗日；但张学良主张应取道宁夏，因为那里人少兵弱，马鸿逵的部队不强，而且可以打通苏联，周听了说：“有道理，要和毛泽东商量。”这时张学良一直想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认为冯玉祥就是靠俄援的两车军火在原誓师起了家。他用“东来”的化名与苏联通电，并派手下从盛世才的新疆去苏联，后经斯大林批准，同意在平凉修建兵工厂。张在“反省录”中说：
“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抗日之准备也。”
10月底，中共派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准备实现西北国防政府军事计划，这支西路军由徐向前率领，有两万多人，张学良还把蒋介石的“通渭作战”计划通报中央；但这支军队西渡后却在甘肃受到马家军的强烈打击而全军覆没，红军被活埋了两千六百多人，结局极为惨烈。西路军壮烈的西征史从此埋没，政委陈昌浩留下了这首诗：
“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吟。”
11月底，张学良曾对在西安的叶剑英说：“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coup d’etat)，”叶说：“蒋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中共得知后也劝张慎重。但张此时已没路可走了，正如东北军中所说：“我们副司令已快红了。”
张学良当时接济红军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还救了邓小平的命。西安事变前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这是1992年5月聂去世后，邓女儿邓榕的纪念文中说的。
张学良则有次差点把周炸死。1936年，张常驾飞机出巡于洛川、西安之间，看到汉唐帝王之墓，曾说：“人贵有所建树，以重史册；否则建筑工程无论如何壮丽伟大，若此许多陵寝，亦不过只剩黄土一抔。”张学良说他其实不太会开飞机，起降都是法国机械师所为，他只是飞上天了才开一下。(张魁堂指正，“是美籍巴尔，张会开，他与刘鼎自洛川返西安，由张自开，并让刘坐副驾驶座上与他一同开，二人动作不一，致舱内人大吐”)有次看下面有一群人队，张低飞巡视，突然子弹贯穿机腹打上来，吓得法国机师马上接手，张的“搏鹰机”就向下投炸弹，其实炸弹就是迫击炮弹，开窗往下丢就是了，下面人马大乱，纷纷散避。后来张与周会谈，周说那次下面就是我，你差点把我给炸死了。
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仿徨束手，问策无人，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周至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
张国焘回忆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为之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冷静地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中共当即电复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张说：“用我的座机随时去接，”并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15日清晨．周恩来带领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共九人．骑着骏马，驰向那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当晚，在安塞住了一夜，17日才在延安坐上张派来的专机飞到西安。他抵达西安的情形，周的侍卫龙飞虎有生动的记载：
“当时西安城里相当混乱，为了不惊动人，进城后我们先在东门一个叫涂木匠的家里休息。因为快要同张学良等会见了，有位同志对副主席说：‘请把胡子修一下吧!’ 副主席不仅接受他的意见，还接着说：‘干脆剃了吧!’当时红军生活非常艰苦，连刮胡刀都没有，王铁匠家里也没有剃刀，副主席说：‘弄把剪刀就行了。’于是找来一把大剪刀，副主席就对着镜子剪起来，剩下的胡渣长短不齐，可是副主席倒满意。后来，张学良见到了周副主席，第一句就问： ‘你的胡子呢?’副主席说：‘剪掉了。’张学良还惋惜地说：‘唉，这么长的胡子剪掉了多可惜呀!’
在涂木匠的家里休息了一会，我们便搬进了张学良公馆。张公馆是三幢三层楼，张学良住在中楼，周副主席和我们住在东楼，蒋介石就关在前面的高桂滋的公馆。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就设宴招待我们，是中餐西吃，张、杨两将军亲自为我们分菜。”(刘鼎则说，因不知周何时到，故其实不算设宴，是临时备饭，有如战地野餐，大家吃得倒很尽心。
在吃饭前张、周就开始会谈，一直谈到深夜。张学良说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对此完全同意。第二天周见了杨虎城，也对杨解释了中共的立场。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十分惊奇，因为他原来估计：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致立即杀蒋，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决方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周并对杨个人的安危顾虑做了说服工作。
张、周谈话中只有一次不愉快，周在谈话中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张学良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扣蒋介石还算阴谋?”周说明扣蒋是出其不意，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而且又和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对蒋的处置要极其慎重，张的神色才缓和下来。
张在事变中对苏联攻击他以抗日为投机最为不满，他一心想联苏，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结果苏联却说他是军事阴谋，他很难过，甚至对中共也有点怀疑，有次拿了份苏联的新闻评论说：“我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周恩来自保安出发前，始终未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报。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飞到西安，立刻代表蒋与周恩来、张学良谈判。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
“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其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优，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 ……。”
在谈判中，宋氏兄妹代蒋做出什么保证?周在24日晚见了蒋又谈了些什么?一直是个谜，张学良不愿说详情。只说此事不应出自他口。周是他带去见蒋先生的，周只是问候家常，没谈什么政治的事，张说：“其实是外面很大的误传。”不过这些疑问也实在不是什么谜，因为周恩来早在事变时就把隔日谈判结果电告中共中央，但中共却长时期一直没有把它公开发表，经过半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所收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第一次披露出来。为什么压那么久，或许是周指示不要使张学良为难吧!等到完全“境迁”之后，才有这些电报的发表，现录24日傍晚谈判已成后所发的第二则如下：
“今日蒋答复张：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政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 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作出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的样子，请周坐下。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按着，据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谈完这三点后，蒋表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说：“好，好。”周恩来就辞出。
25日日下午4点，张即送蒋返南京，周是反对张亲送的，经孙铭九告知，赶到机场，飞机已走了。周后来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最杰出的表现，还不在事变时，而在张走后。东北少壮派不惜一战要少帅回来，高级将领则主慎重，杨虎城也两面为难，端赖周在其中三方奔走折冲，心力交瘁。结果还是发生了内部相残的“二二事变”，王以哲被孙铭九等打死，周恩来最先赶到王以哲家里，并对少壮军人痛斥说：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西北的“三位一体”就此瓦解，张学良再也回不来了。
周恩来以后一直为放张而讲话。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一)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爱国被囚人士(其余三项略)。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氏发言时，忽然传来一阵“立正”号响，大家都站起来，接着是一阵降旗音乐。礼毕坐下，周恩来接着说下去，他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他的声音充满着动人的感情，严肃的眼光扫射着全场，这时整个会议厅像死一般沉寂。大家面面相觑，一个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和平老人”邵力子硬着头皮起立发言，他以蒋先生和张汉卿先生的关系，与一般长官与僚属的关系不同做解释。
1946午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话会上，报告了东北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与张学良有深厚历史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卓然对周的感慨致了一番安慰，他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话引起了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情景。
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也是千古功臣。”“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
1961年，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周恩来邀请在京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参加西安事变的人士，举行纪念会。东北人高崇民即席吟诗一首：
“兵谏功成廿五年，
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
一人憔悴在东南。”
张学良的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因当时台湾发表了“张学良西安忏悔录”，感情不可自抑，异常激动，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顿然使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沉重。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邓颖超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杨拯民起立说：“革命成功，必须代阶，我们努力奋斗，终能获得完全胜利。”周破涕为笑说：“好孩子，虎城有后。”会后，周对高崇民说：“‘憔悴’二字太消极，不如改为‘奋斗’。”
现在是“当日座中皆故去，一人旺健在东南”了。
[注]
93年7月号的台湾“传记文学”刊出蒋永敬教授之文“有关西安事变新资料”，引用大陆学者杨奎松的“中国地带的革命”一书，揭露了张学良在1936年6月间已与中共结成“秘密同盟”，不是“联蒋抗日”，而是“抗日反蒋”，“中共中央并明确主张，按照实力原则推举张学良为未来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应吸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唯此项建议由洛甫(张闻天)电报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却被共产国际批驳。
有关张要加入共党一节，近年来大陆学者之著作中已有陆续暗示性披露，过去可能因事涉敏感，未能直说，现在已无安全顾虑，此事应可明朗了。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