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郭冠英
以前我用高茂辰的笔名写有关张学良先生的文章。当时用笔名，是不愿为我、为张先生带来困扰，现在张先生已成了电视明星，我也不必再用笔名了。
以前用笔名，还为了省麻烦，怕人家以为我与张学良亲近，要我引介。现在人们要见他并不难，守教堂、拦馆子，都可以访问到他，不必来找我。何况我与张先生并不亲近，他处事有定见，选日不如撞日，他心情好多讲几句，心情不好说上帝那儿有本帐，问了也是白问。
记者问的永远都是那些老问题：您现在做什么啦?去不去大陆啦?对统一的看法如何啦?他答的也是千篇一律，我都会背了。但记者仍要问，这就是做明星的麻烦。
但是有些也问得太可笑了。我在“中国时报”上曾写过“记者的老问题”一文，其中开头如此说：
“台视记者那天又拦着出游方回的张学良，问了些独家的老问题，最后一个是问张夫人：‘是什么力量使你与张先生这些年来共守在一起?’这个问题可真有趣呢，好像在问戴安娜与查理王子一样，又好像说张学良是江洋大盗，你为什么与他在一起?”
我后来想，什么力量?真正的答案应该是蒋介石的力量呢!如果不是蒋先生把张学良关起来，他这个人不知会怎样了呢?也可能在抗战中打死了。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对美国之音记者的问答中有这几段：
问：您被软禁半个世纪，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您心中常常想些什么?是什么因素使你在软禁中安度50年?
张：这是上帝的意思，我非常感谢上帝。我这个人很不安静，没有这个事情也许我不知还会闯出多少个祸来。我是个很会闯祸的人，尤其这几十年，把我的性情磨练了很多变化，对我个人生活有很大的好处。我看书读书，当年我说过笑话，很盼望有人把我关起来，让我好好读书，这是上帝对我的恩典，让我安静这么多年。我的妻子曾经说，要不是这些年，你不知道会闯出多少祸。
问：少帅，你刚才特别谈到您的个人，关于您的事实在太多了，一般民间最乐意谈到的是关于您的爱情。少帅，在91岁的现在，您可愿意再回忆一下您们这段很不平凡的爱情?
张：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肯说这些话。我有两句诗：“平生无遗憾，唯一爱女人。”我乱七八糟得很，不能说得上什么爱情，我年轻时非常荒唐。
问：“请您谈谈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您们这些年相处的状况?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依柱吗？
张：本来是我和我夫人于凤至在一起。后来于凤至在贵州时得了乳房癌，政府很恩典答应她到美国医治。蒋先生蒋夫人对我很好，就召赵四回来陪我，我的后半生都是她在陪我。
问：您觉得她怎么好?
张：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
过去三四年来我陆陆续续写了十多万字有关张先生的东西，起初都不是我要写的，都是报纸上有了东西出来，我看实在离谱，才写点较真实的东西。张学良虽然常在讲完故事后潇洒的说：“你要怎么写我不管。”但我都是非常慎重，分寸间常斟酌良久，像“认真”那篇文章，都是在内容已被他人写在报刊的两年后我才拿出来发表，但是写多了还是有人不悦，我也很无奈。
用高茂辰，是从郭松龄的号而来，也许我老乱写，张学良把我视为“小郭鬼子”了。
张学良说他最讨厌记者，讲过他枪毙林白水、邵飘萍的往事；他又说最讨厌人家拿他做文章。但我基于对历史的珍惜，常常在他面前做起居注，有时找不到纸，就拿起餐厅的杯垫来记，这恐怕也不太好。其实我不是记者，只是在记史而已。
张学良对杨虎城的评价不一。他在NHK的访问中说杨是个老粗；但在纽约对曹长青等人则说他对杨虎城全家被杀最感痛心。也曾给杨之子杨拯民题了”爱人如己”四个字。他对杨的评价到底如何？他老说杨在放蒋一事上与他争吵，几至决裂。但杨也有苦衷，张学良、宋子文兄妹及端纳皆用英文交谈，杨听不懂，因此不能参与意见。对这关系性命的大事自然会不安、痛苦，甚至怀疑。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杨这个老粗的担忧也不是没道理。现在台湾人们因为张学良长寿，蒋家又逝去，把张捧得老高，但把陪衬一场却遭惨死的杨仍视为匪类，实在不公平也不客观。
公平不应以长命来做条件的。
张学良与蒋经国的关系也很微妙。西安事变以前，全世界最忠贞的共产党员就是蒋经国，现在苏联解体俄罗斯穷到卖历史档案，只要十万美元就可以买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者早年在苏俄一切的光荣纪录。直到西安事变发生，12月24日晚周恩来见了蒋介石，答应让他儿子回国，斯大林才放回这位早被染红的蒋太子。蒋经国回国之后，就被父亲送回溪口读书省亲，那位促成他回国的张学良这时也在溪口读书思过，两位与老蒋情同骨肉的叛逆，据说在溪口街上相遇过，但是并未介绍相识。
到台湾后，蒋经国负责了安全工作，管张的事自然由他管，蒋介石在1959年左右在大溪召见张以后，就叫蒋经国正式与张学良联系，两人交往得很密切(如周鲸文所说)，此时蒋已准备更换刘乙光，因为张、刘关系很坏，刘的那一套也不足以因应解除禁制后的看张工作，所以就换了熊仲青。
在私人友情上，蒋经国与张学良是很亲密的，经国对张学良很好，加上王新衡这个两人间的老朋友，当时大家五六十岁，仍在壮年，常相往还。后来蒋经国日登权力高峰，有了另一局面，与张、王等老朋友间自然较淡了。但是中秋节、蒋经国的金婚，张氏夫妇仍坐首席，经国对张仍甚礼遇，经国去世张也赶去荣总致祭，他对经国的评价甚高。
蒋介石与张的关系从未恢复，有时在凯歌堂礼拜相见，据闻蒋也甚冷淡。蒋一生刚愎自用，张学良在蒋死时写的挽联确实非常贴切，张的才气在这方面常有令人激赏的表现。
但在政治上，经国仍很冷酷，在“风雨中的宁静”中，他把其父亲的睿智推崇备至，而“一无所知”的张学良则被写得极不堪。民国64年，经国又在党中全会中公布了张的“反省录”仍说张受了中共的欺骗伎俩所致，其实正与反省录中所说的相反。另外，说“反省录”是民国29年所写，这也有疑问，当时中国正在抗日，国共仍在合作，张会大骂共产党吗?会说：“中国今日之浩劫，不知祸延何日?”因此应是民国四十四五年间所写较可能。
谈起张学良的历史，就令人很感慨。以前要巩固领导中心，蒋经国对张做的一些保护措施是必然的，当时就只有“三张一王”，再有外人要见，王新衡先斟酌其必要和影响，大都会去请示蒋经国，蒋经国通常会问句：“有这个必要吗?”就打住了。但等到经国去世，强人政治的一些禁制已无必要，却又因为那个无形的圈子，那个长久以来的威权阴影，使得现在的当政者、传播界、学术界也不知怎么来看待张学良。历史认知不够，又有大大小小的利益羁绊，各种不正常的心理，包括追逐风头的记者们等等，最后是一团乱，加上张学良自己所说他这个人也乱得很，因此就又乱成了一团。我常说直八误真，真是可笑又痛心。我的感觉就如那个法国谚语一样：“在一个人人合污的世界，如果你要认真，那就如迎风拔鸡毛，迟早你的嘴巴都会塞满了鸡毛。”
我访问了那么多张身边的人士，现在蒋家关系人已去，这些人的说法已较持平，即令刘乙光，据说也认为蒋一直关着张实没意思。对于张的功过，有持肯定，有持没有定论的。对张的开朗亲和也都有好评，谈起张仍很尊敬，但是也一致认为张此人思虑不深，有些事欠考虑。而张学良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缺点他都自知甚详，他那篇“反省录”中所描写他的个性，真是十分的贴切，用字遣词更是准确，怪不得蒋介石看了叹其文笔。张学良常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王卓然以前写了个“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我的了解是，张学良是个最容易了解，也是个最不容易了解的人，他有时毫不隐瞒他的想法，有时又刻意打乱人家对他的想法；他有时有话直说，不把名利死生放在心里，犯颜直谏，对父亲、对蒋都是如此；有时又一切事放在肚子里，偏听偏信，胆大妄为。西安事变前，他在飞机上对何柱国说：“我现在肚子里想什么，我太太也不知道。”在杀杨宇霆前他对王树翰说他要放炮，后来果然都干了。所以说他潜回大陆，我虽以常识说不可能，但仍有一丝迟疑，因为我实不知他心里想什么?会做什么事?这可能也是蒋要一直扣着他的理由，连张也自承若不如此他不知闯了多少祸了。张学良似也喜欢如此，就如那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样。
当然，不论张学良心中想什么，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不会存害人之心，他不会搞阴谋诡计。他看到事情不合理他就反抗，但何时反抗，如何反抗，他捉摸不定，这也是蒋介石最后对他失望以至仇怨的原因，因为他太不受操纵了，也因此，那些想操纵他、不想操纵他、反对他、拿他当宝的人，也都无法在他身上找到答案。
也或许正因为他反抗性太强，所以在民族大节上他把握得很稳；也或许正因为中国太乱，才出了他这个乱世英雄；也或许，我们这批想在张学良身上认真求好的人，正因为违逆大势，才落得个明月照沟渠之叹!
也或许，我们正如年轻的张学良一样，求好心切，太急了一点——中国，原本就是步履缓慢的。
[注]
把张学良说成是爱情坚贞，只是文人墨客的罗曼蒂克想像，张学良年轻时绝对是个荒唐好色的军阀大少，他常说：“小郭，那天我没钱了，讲几个艳史给你卖钱去，”据其仆役王凌阁说，为了要赵四进门，张拿枪要打于凤至，于也不惧的挺胸说你打好了，张只得软求，特务们都谓于宽厚，90年于闻张将访美，还买了拐杖准备迎张，未等至而先去世，于葬在美洛杉矶比佛利山的一块墓地，她住的原是美国影星平克劳斯贝的房子，墓碑上写着：“张凤至一八九九——一九九0”旁边还留一穴给她永远的丈夫。
张自作诗：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