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四 救张斗争及西安内外4
应德田著
党的挽救
二月四日下午三时，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中与刘启文、邓玉琢等人谈话，孙铭九打发人来找我，我立即回家，进了大门，看见苗剑秋、孙铭九和刘鼎同志都在院中。我问：“有什么事?”苗剑秋急冲冲地对我说：“现在需要我们马上退出西安，周先生告诉我们，要我们暂时先到红军中去。”我莫名其妙地问：“我们搞二·二事件，不是要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吗?为什么我们要走呢?”苗剑秋不耐烦地说：“现在没功夫解释，只能告诉你，我们非走不可，刘多荃已向西安回兵。我们不走，东北军就会自相残杀起来了，那还怎么能营救副司令呢?为避免东北军自相残杀，周先生劝我们先退到红军中去。刘先生就是来陪我们走的，一切详细情况到路上或到那儿之后再跟你谈。”这时，刘鼎同志走过来催着说：“快走吧!”这样，我就跟着他们一齐上车向云阳进发。
与我们同行的有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苗剑秋的好友，同志会会员)、特务团连长孙聚魁、排长孙殿科(均系同志会会员)和孙我权(孙铭九族兄)，另外还有五、六个士兵，一行共三辆汽车，当夜到达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见到了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参谋长聂鹤亭三同志，受到了他们亲切的欢迎。第二天，秦邦宪同志来，告诉我们蒋介石已下令通缉我们三人，刘多荃命特务团连长刘凤德抢劫了我们的住宅。
到云阳后，苗剑秋把这次非退不可的情况向我详细说了。他说：虽然于学忠、杨虎城将军签发了坚持不撤兵的命令，于学忠又派了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劝说，但已不起作用。因为在泪南会议后，王以哲、何柱国已与缪微流、刘多荃串联好要他们执行撤兵的命令。同时，在二·二事件前，高崇民也在渭南与刘多荃筹划撤兵。二·二那天，何柱国又密令缪、刘回兵包围西安。因此，于学忠、杨虎城将军的命令和马占山等人的劝说都不生效了。缪徵流、刘多荃不仅不遵从于学忠、杨虎城将军的命令，反而积极退出阵地，撤往西安，并通知南京部队，请他们进驻渭南。他们把撤退的一○五师一部开到临潼，向西安进行威胁，与西安城里的东北军即抗日同志会领导的部队抗日先锋队、特务团敌对。如果我们坚持不让，很容易引起东北军内战；我们从西安退出，就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流血冲突，同时还可以保持同志会的其他同志留在东北军中，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联共抗日都有好处。苗剑秋说这个妥善的计划，是周副主席指导我们进行的。他还说，刘多荃正在指使他的亲信、特务团连长刘凤德在特务团内捣乱。这也是可能的，刘多荃以前作过卫队统带，特务团是由卫队的两个营扩编而成的。
这些情况，我在离开西安之前一点都不知道，我以为于、杨的命令和马占山等人的劝说都起了作用，驻渭南的东北军部队仍在坚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变故后，我的心情很沉重，逐渐认识到，二·二事件的发生，对三位一体的团结起到了很严重的消极作用，使三位一体受到很大的损失。由于二·二事件的影响，刘多荃命令葛晏春杀害了于文俊连长和对联共抗日起了重大作用的高福源将军。除了我、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个人离开了东北军外，同志会的其他成员康鸿泰、文英奇、陈大章，王甲昌、张哲、商亚东等也被迫离开了东北军。这些人的离开，是东北军中抗日力量的很大损失。刘澜波同志到淳化去看我们的时候，曾引《红楼梦》中“三春去后群芳散”这一诗句，慨叹当时的情景。
二·二事件之后，周副主席力挽狂澜，沉着果断，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才使东北军免于自相残杀，使我们免于再犯更严重的错误，使东北军的团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尚得以维持，从而使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勋得以永载史册。
对二·二事件的认识
如何正确地认识二·二事件，可以说是我四十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因为二·二事件的结果，不仅严重地分裂了东北军团体，而且对西安事变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错误的历史事件，我觉得不能只是看二·二这一天，也不能只从事件所造成的惨痛后果上着眼，必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分析它的全部演变过程，这才是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二事件已过去四十多年了，通过这四十多年来的历史实际来分析、检验一下过去的主张和斗争，能使大家心明眼亮地洞察实质和全面公正地为二·二事件做出评价。
二·二事件无疑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历史事件，但它决不是东北军内部的“帮派”矛盾发展的结果。
当年在东北军内部的确是存在着“保定军校”和“东北军讲武堂”的自然区分。一般的说来，象王以哲、刘多荃等这样的高级将领，大多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而团、营长一级的中、下层军事干部，很大一部分是“东北军讲武堂”毕业的学生。这两种不同学系的区别，在正常情况下还不太明显，但到了关键问题上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产生矛盾，给人一种集团派系斗争的印象。二·二事件发生后，刘多荃、缪徵流马上积极回兵西安，誓为王以哲将军报仇，这个举动可以有三种解释：一、他们因为先撤兵后救张的观点相同，要在东北军中确立这样的观点，所以采取这种行动；二、对杀害王以哲将军的主谋和凶手实行军事制裁；三、为了消除或控制“东北军讲武堂”系的活动。有可能这三种含义都有，不过偏重于为“保定”同学报仇这一点上，或许他们就是为了与“东北军讲武堂”系争权。但这样的结果，不过是后来事件的演变而成的，决不是二·二事件的最初动机。前面已经讲过，二·二事件的中心目的，是要清除东北军内部的“先撤兵后救张”、扩大矛盾的带头人，更主要的是为了除掉在渭南决议上签了字而又拒不执行决议的领导人。二·二那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致是这个目的，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或隐晦地指出是为了消灭“保定”派而杀王以哲。况且，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孙铭九和我都不是这两派之中任何一派的，所以无从说得上是为了派系斗争。
有人认为，二·二事件是受了托派分子的影响搞的。坦率地说，张慕陶、徐维烈、张子奇之类，在西安事变时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谈不上见过、接触过。至于“托派”一词，我更不知道。后来在申伯纯写的《西安事变纪实》中和与他的谈话中才知道，张慕陶与十七路军的人来往较多。但张与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人没有来往。西安事变前，我除了杨主任之外，十七路军中别的什么人都不认识，就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也只是在设计委员会中认识了申伯纯、杜斌丞、王炳南、王菊人和南汉宸，这些人对二·二事件的发生，并没有起什么影响和作用。搞掉王以哲、何柱国，当时认为是属于东北军内部的事，如果说没有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十七路军商量就决然采取行动是错误的，这符合历史情况，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如此重大的事，是应该取得三位一体的一致意见的。
还有人认为二·二事件是受了十七路军的影响发生的。我本人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孙铭九有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不清楚。应当看到，二·二事件的爆发，时间很短暂，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和周密细致的计划，它是在群情激愤下激发而成的，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了托派或十七路军的影响，我看是不大可能的。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报私仇”的说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明当时历史背景的人的片面臆测。我虽然与张学良将军结识较早，但我到东北军中工作已是一九三四年，与东北军中的高级将领几乎没有来往。王以哲、何柱国将军是带兵的人，他们常驻在外，我是张学良将军身边的秘书，一直在“总部”，我与王以哲、何柱国将军没有任何私人联系，我们中间没有机会发生磨擦和结下仇怨。这样的臆测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二·二事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
导致发生二·二事件的全部历史过程，一直是围绕救张问题进行的。我们与王以哲、何柱国将军在思想认识上产生矛盾的突出时期，是在张学良将军送蒋去南京之后，解决扣押在西安的南京大员和战斗机一事上开始的。以往王以哲将军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所制造的“拥王代张”的气氛，尽管已使我们有所警惕，筹备成立了抗日同志会，但还没有形成面对面的直接讨论和斗争的局势。在放人放机问题上，我和孙铭九的态度鲜明一致，坚决不同意在张学良将军回陕前释放这些人质。根据张学良将军送蒋走之前所说的“我走后，大家要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有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他们回去吗?怕什么?”这一段话，应当认识到张学良将军估计到了他有可能被扣，所以他才非常看重这些“人质”，把这些南京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留在西安，当做他回来的保证。我们也充分地看清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对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为讨好南京而不顾张学良将军命运的行为，进行了直接的说理斗争。
我认为，西安事变扣押在西安的蒋方军政大员陈诚、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钱大钧等十几个人以及战斗机五十架，是保证张学良将军回陕的再好不过的条件。因为这十几个军政大员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在南京政府中很占优势，失去了这个强大的阵容，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不会看不清这个利害关系的，除非他甘愿垮台，他不会用葬送个人统治的代价来换取扣张的成功的；如果他甘愿垮台也要实现扣张成功，那么扣张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如果坚持不放人不放飞机，张学良将军是能够回到西安的。
以张学良将军名义从洛阳发的释放陈诚等四人的电报到了西安之后，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即决定照办。象如此重大的事，最低限度应该召开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而王、何两将军亲蒋心切，觉得这是讨蒋欢心的好机会，不顾一切，自作主张，决意释放被扣人员。我和孙铭九知道这个消息，焦虑不安，我找到王以哲将军向他详陈利害，请他不要放弃这些能使张学良将军回来的保证。接着，我又在设计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说明了我的看法，取得全体的一致同意。但王、何两将军根本听不进去，固执己见，不考虑、不采纳我的建议，他们不只释放电报上提到的四人，竟将所有被扣人员都设宴欢送了，继而又将五十架战斗机全部奉还。结果，在扣张问题上，本来于南京不利的形势“骤变”为有利。张学良将军不仅没有在讨到南京欢心的情况下三、五天之内回到西安，反而被“军法会审”“严加管束”起来，这不能不使人在十分痛心之余，又增加了对王、何两将军的愤慨。不同意见的斗争从此展开。
张学良将军被幽禁以后，南京方面对西北的三位一体，更采用强力的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的双管齐下的方针，其目的，我认为就是想借西安方面在严酷的形势面前承认扣张的合法化之机，从根本上动摇西北的抗战形势。这对西安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军事上，“中央军匪惟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形势。”(摘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杨虎城领衔发出的通电原文)这些部队分为五个集团军，蒋介石任命了这五个集团军的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之外，其他全是西安放回去的人，这情况不仅使我们看到蒋介石阴险毒辣，而且还看到，放回去的这些人，在蒋介石左右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真是为蒋介石釜底“添”薪啊。
在政治上，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应即一并撤职，借昭炯戒”，但因“查陕甘地方匪氛未靖，庶政待理，该员等宣力有年，姑予仍留原任，……以赎前愆。”对叛降过去的军事首领，也委以重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军事、政治阴谋，使三位一体受到了冲击，十七路军有人在冯钦哉投降南京之后继续分裂出去，东北军内部也有人秘密向蒋介石表示效忠。
这些恶果，是与放人放飞机有直接关系的。
接着，南京方面又向西安提出了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撤兵的甲、乙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的实行，将瓦解三位一体的力量，投蒋势力会毫无顾忌地躺进南京的怀抱，营救张学良将军的问题也将随之成为泡影。可以想象得到，三位一体被南京拆散以后，还有什么力量组织救张呢?于是，在先撤兵后救张和先救张后撤兵的原则问题上，东北军内部出现了更尖锐的矛盾，又因这个矛盾解决不当，造成无法弥合的裂痕。
应当指出，这两种意见的分歧，不是“主战”与“主和”的分歧，这里不存在与中央军“战”与“和”的不同。东北军中的两种意见只是在救张一事上所采步骤的差别，其目的都不是为了打内战。
当时我认为，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军的地位是很重要很特殊的，东北军中的所有事务几乎都由他掌握，一直是以张学良将军为唯一的领导中心，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统率这支部队。虽然后来在东北军中秘密产生了抗日同志会的组织，但是，第一，因为这个组织存在时间很短，结构还不健全，所以实际上起不到领导核心的作用；第二，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基本上是以思想进步的中下级军政干部为主的，没有实际兵权，这种情况使同志会在军队中很难起到有力的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张学良将军送蒋走之前，没有对抗日同志会做具体的政策性布置，这样就使后来同王、何的斗争陷于盲目性；第四，抗日同志会的领导成员，没有建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度，遇到问题，无法周密地、深入地、全面地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做出决定。更无法动员所有成员协同步调，必然显得组织涣散、软弱，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张学良将军不仅是东北军“联共抗日”政策的领导者，同时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中心人物。所以，我的主导思想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是张学良将军回到西安。
因为在撤兵和救张的程序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我们抗日同志会的核心人物孙铭九、苗剑秋和我与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刘鼎于一月二十七日举行会谈，会谈中，我细致地介绍了先救张后撤兵的重要性，周副主席答应代表团立即去三原开会研究，回来后把决定告诉我们。第二天当晚，代表团回到西安，周副主席告诉我：“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一定同你们一同坚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后退，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周副主席在这里强调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坚持营救的基础是团结，只有做到了团结，才有可能“一致”。
一月二十九日，根据王以哲将军的建议，在渭南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了撤兵与救张问题。这次会议是由董英斌参谋长受王以哲将军全权委托代他主持的。开始，何柱国将军首先发言，要点有四，主张先撤兵后救张。他讲完，我陈述了先救张后撤兵的观点，用八点说明。我的发言受到与会干部的热烈赞同，最后取得了先救张后撤兵的一致意见，包括王以哲将军(董英斌代)和何柱国将军在内的所有参加者都在渭南决议上签了名。应该说，这个没有任何一方压力的会议统一了东北军的意志，实现了巩固团结、坚持营救的愿望，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我心里十分高兴，认为东北军终于在这最后的关头争取了形势，副司令回来有望了。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字的人，如王以哲(董英斌代)、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甚至包括曾激动地表示支持我的意见的缪徵流军长在内，竟然背叛了渭南决议，他们串通一气，在背后商定从前线撤退部队的计划，因而破坏了团结的气氛。
如果在这次会议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能光明磊落地把自己的想法认真谈出来，经过坦率交换意见，透辟的分析，是能够取得一个求大同存小异的一致决议的，这样的决议在执行过程中，估计不会出现什么阻力，即便临时出现了问题，也会经过大家一致努力调整，趋于正轨，总不会使我们认为他们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关键在于王、何等人既不把心中所想的摆出来，又不甘心渭南决议得到执行，就另打主意。于学忠是张作霖时期的大将，可以称得上是东北军的元老，王以哲将军用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到西安，让于出头露面替他说话，就很有分量了。为了废弃渭南决议，王以哲将军组织了另一次会议——王宅会议。王以哲将军是有野心的。为什么呢?王宅会议未开之前，我曾与王以哲将军谈过关于渭南会议的情况，请他执行渭南决议，而王以哲将军说：“你不用害怕，副司令不回来不要紧，东北军军事有我，政治有你，怕什么?”我感到了他已有决心放弃张学良将军的意思，心中十分紧张和气愤。正是因为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襟怀坦白地阐明东北军中存在的两种不同意见，没有把渭南决议的实际情况向会议介绍，擅自伪称他是代表东北军全体的意见的，把刚刚有所缓和的矛盾，又扩大加剧起来。如果他召集王宅会议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解决东北军内部矛盾的话，那么就应该一清二楚地把问题介绍出来，求得一个妥善的决策，而他却不是这样，他企图用瞒天过海的手段骗取决议，压制不同主张。这不是在搞阴谋吗?于学忠刚从兰州到西安，不了解东北军当时的实际情况，听了王以哲将军一面之词，简单地表示了自己赞同王以哲的态度，何柱国更是追随王以哲。这样先撤兵后救张的主张，在东北军三个军长的同意之下，得到了三位一体的通过。这怎么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呢?所以二月一日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为东北军干部传达王宅会议决议时，引起全体与会干部的强烈反感，认为这样一来，张学良将军将永远回不来了，纷纷表示反对，甚至有人激动得痛哭起来。大家又联想起王、何独断独行放人放飞机的事，越发痛恨王、何两将军。假如说与王、何两将军有仇有恨，那么这仇和恨，是王、何两将军自己种在大家心里的，是他们再三做出出卖张学良将军的行为而凝聚成的。这不是私仇，这是公仇。
这些重要的因素，酿成了二月二日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事件。如果没有释放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放走五十架飞机的事，没有违背渭南决议的行为，或者在以后的王宅会议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决议的话，是不会发生这个事件的。
王以哲将军是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资格较老，他参加了张学良将军最初与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同志的会见，参加了在肤施(延安)举行的与周副主席的会谈，并对张学良将军以后的一系列与共产党的合作，都没有向南京泄密告发，这是他有功绩的一面。但是，不能不看到，他对张学良将军采取“联共拥蒋抗日”方针并不支持，他说这是讲不通的道理。他由于与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军的方针和前途上产生了分歧，势必使他加快投靠南京方面的步伐，当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他的这种倾向越暴露越明显了。何柱国将军在一九七九年坦自地承认：“王军长有野心。”王以哲将军的野心，突出地反映在弃张和企图控制东北军进而把东北军献给蒋介石，讨蒋欢心上，这必然要加剧同反对向蒋妥协坚持救张力量的矛盾，给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二·二事件造成的后果是惨痛的，严重的。
渭南会议以后，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已与刘多荃、缪徵流取得联系，命令他们撤兵，高崇民也前往渭南与刘多荃策动退出渭南。二·二事件发生，何柱国又密令刘、缪前线部队回师西安。刘多荃、缪徵流得到王以哲被杀的消息后，决心为王以哲报仇，加速撤兵。刘多荃派一○五师一部退驻临潼，威胁西安，准备与西安的抗日先锋队和特务团决一雌雄，并逮捕一○五师团长康鸿泰，逼走团附王甲昌，扣押中共代表邹鲁风。缪徵流逮捕一○九团团长万毅。东北军撤出渭南，中央军随即占领。东北军内部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大有自相残杀的趋势。这时候西安城内谣言四起，说二·二事件是共产党幕后挑动和制造的。高崇民就抱着这样的成见，拒绝与周副主席面谈。周副主席为了表明共产党的一贯方针，不顾危险，亲自率代表团前往王宅灵堂吊唁王以哲，平息了谣言，缓和了西安的紧张气氛。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冲突的加剧，周副主席安排孙铭九、苗剑秋和我等人撤离西安，前往红军驻地。相继离开西安的抗日同志会成员还有康鸿泰、王甲昌、陈大章、张哲、商亚东等。四日，我们到了云阳。五日，刘多荃命令驻西安的一○五师二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一○五师旅长高福源，并将执行枪杀王以哲任务的特务团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祭王以哲。六日，东北军一○六师师长沈克、骑兵师师长檀自新等叛变，致电南京，向蒋介石投降。同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要求全军东开。二月八日，何柱国、孙蔚如、于学忠迎中央军进驻西安。后来，杨虎城将军与顾祝同谈定，十七路军接受中央军改编。西安方面的形势，在几天之内急转直下，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这是二·二事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副主席力挽狂澜，采取了灵活、有力、恰当的措施，阻止了局势的继续恶化，使西安事变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掀起抗日运动高潮——得以胜利实现。
虽然二·二事件是由三十多人的感情激愤而酿成的，但我和孙铭九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因为我当时担任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少将政治处长、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孙铭九是少将抗日先锋队总队长、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长。许多人来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很明显是以我们为中心，向我们倾诉衷曲，听取我们的意见的。只要我们能做主决定的计划，他们一定会依照执行的。我和孙铭九的思想，支配着这些人的行动。
我认为，应该检查到的地方有如下几个方面：
做得不够、做得不好，主要是没有千方百计地想办法，阻止张学良将军匆忙亲身送蒋去南京。当时如果认识清、决心大，集合抗日同志会的力量，更请杨主任、周副主席帮助，大家一齐向张学良将军分析得失利害，使张学良将军确实相信亲身送蒋定遭报复，对自己终身前途，对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前途都将产生严重恶果，张学良将军是不至亲身送蒋的。当时，我虽然不同意他亲身送蒋，但最后还是听任张学良将军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可以说，在这时我没有尽到“曲突徙薪”的责任。
既然二·二事件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那么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围绕救张问题上形成的。我认为，张学良将军能够回来，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对全国的抗日形势都有好处，因此，坚持救张就是正确，应全力支持，把救张一事置于次要或被动地位的就等于弃张，是错误的，应全力反对。由于我在主观上对张学良将军产生脱离实际的看法，并且有“站在张学良将军个人立场上就是站在东北军、三位一体和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了”的错误认识，就使我对东北军的存在、西安事变目标的实现、三位一体的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战争的希望等等，都寄托在张学良将军一个人身上。这样错误的观点和认识，使我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偏重于用对救张的态度来衡量一切，形成了一个难以动摇的标准，不和自己一样积极进行救张的，必须与之斗争。除此而外，还使我片面、简单地看待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我们不利的条件。比如，坚持先救张后撤兵能否引起内战这一点上，我只看到了能够遏制内战爆发的一面，而没有深入全面地分析蒋介石会不会孤注一掷地向西安发起大规模进攻的一面。
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军中所居地位特殊而重要，这是当时军阀势力所共有的客观情况。他不在东北军，会给各种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矛盾。但是，并不是张学良将军不在，东北军就再也没有继续存在和战斗下去的办法了。西安事变之后，有着明确斗争方向的巩固团结的三位一体已经形成，依靠这个力量，能够统一东北军全体的意志，纠正某些错误倾向。可能仍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斗争，但通过全体干部协商，能够取得有效的调整办法。即使有难以一时解决的矛盾，也可以在大的方向一致或其他矛盾消除了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着，决不会出现自相残杀、令人痛心的局面。我过于注意张学良将军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其他积极因素。
在救张问题上明显发生的第一次不同意见的交锋，是反映在释放蒋方陈诚等十几个南京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的决定上。我是不同意放的，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放”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由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来承担。但是，对他们的行为没能有效地阻挡住，我有一定的责任。虽然我二次找到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向他们详陈利害，又在设计委员会上得到对我的看法的支持，可是我在王、何的决心面前显得手足无措，没有去动员所有的力量一起向他们斗争，阻拦蒋方大员和五十架飞机的放还。其实，我当时本可以与抗日同志会的人一起坚持劝阻王、何，也可以请周副主席、杨主任帮助向他们说理。当时如果这样做，或许能促使他们回心转意，不致失掉这个能使张学良将军获释的有力保证。
渭南会议的召开，我想得太简单、太幼稚。我错误地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东北军全体干部思想的一次开诚布公的检验，既然两种不同的认识都在会议上讲了出来，讨论之后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全部在决议上签了字，那就是说，东北军的意见已经统一，是绝对正确的了，这个决议是东北军以后行动的唯一准则了。却没有想到，这里边有人使用的是权宜之计，他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的面目，不敢在讨论之中坚持自己的主张，怕被大多数干部认清他们的目的所在，对他们进行批评，妨碍他们的活动，因此来一个伪装的签字。事实证明，何柱国、刘多荃、缪徵流、高崇民等人一开始就无意遵守渭南会议的决议。渭南会议没有真正解决东北军全体干部中存在的根本矛盾，相反，倒使不同的意见隐蔽起来，他们的活动步伐更快了，矛盾在急速地恶化。
使我感到万分遗憾的是，在三位一体王宅会议上我没有设法争取发言，说明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当时所说的意见并不是渭南决议的意见，不是东北军的一致意见，而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根据他们个人的意见做出决议，是违背东北军全体意志的，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请周副主席和杨主任考虑，同时也请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考虑。我想，我请求发言会能准许的，我说明的道理，周副主席和杨主任会认真对待的。因为这完全表明东北军内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主张，这对东北军的团结有直接的影响。周副主席所一再强调的，正是东北军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矛盾解决不了，可以暂时不作决议，说服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先召开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然后再召开三位一体会议。如果东北军再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其结果不出三途：一、由于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和刘多荃、缪徵流、高崇民等坚决主张，通过先撤兵后救张的决议。这一种可能性不大；二、由于王、何、于、刘、缪、高同意我们的意见，定出先救张后撤兵的决议。这一种可能性也很小；三、一次或几次会议都没有结果，这种可能性较大。不论哪一种可能性，至少使人知道，先撤兵后救张的主张不代表东北军全体的意志。我在旁听的时候，心中只是对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违背渭南决议、出卖张学良将军的行为感到无比气愤，对张学良将军的部下采取这种手段感到莫大痛苦，忽视了与王、何斗争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又是十分重要和难得的，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错误。
应该说，杨虎城将军是迫切希望张学良将军早日返回西安的。他与张学良将军共同策动西安事变，福祸与共。张学良将军不在，他对东北军也不易领导，无法决定东北军内部的行动，不好干预东北军中的问题。但是他也有具体困难，如制定救张政策，他无法做东北军的主，只得听东北军主要将领的主张。另外，他也怕与南京争持不下对张学良将军不利，这些情况，当时我没有想到，只觉得杨主任在救张上没有主见。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等从三原回到西安，讲了红军方面的决定：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红军可以与东北军一致坚持。这个决定的实际意思是，首先应该做到统一东北军的意见，红军与东北军共同坚持的基础是东北军的团结，并不是说红军已经支持了我们的主张。但是当时我却理解为红军同意了我们的主张，这是不对的。
二月一日深夜，孙铭九、何镜华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心情十分沉重，何镜华曾经谈到把王以哲、何柱国抓起来或杀掉的建议，当时我感到太突然了，而且我们的力量也做不到这些，沉默许久，没有什么结果各自散去了。我没有对这个提议冷静地分析，没有从后果上考虑，当时觉得这也是个办法。当二月二日再次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时，我觉得只有这样做，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这是东北军的除奸运动。先撤兵派唯王以哲的马首是瞻，不把王以哲、何柱国搞掉，东北军的意志难以统一，张学良将军回陕希望渺茫。在我和孙铭九的意见一致之下，于是群情激愤，集怒火于他们两人，仓卒之间，爆发了二·二事件。严重的错误在于，事前没有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联系，没有与三位一体共同协商。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些呢?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时间仓卒，没有容我们考虑到其他因素，一下子做出了决定，就立即派人着手进行；二，认为这是东北军内部的事。我们觉得，东北军内所以搞得意见无法一致，是王、何两人带头闹的，这两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企图讨好蒋介石，乞求南京的恩赐。必须把他们除掉才能把东北军团结起来。他们是东北军的人，由东北军自己把他们解决就行了，这也是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学良将军、为了三位一体着想；三、除掉王、何，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出卖张学良将军，就等于出卖东北军，出卖三位一体。由于这些极端片面的、主观的理由，造成了失去理智的行动。
总的说来，自张送蒋走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直到演变成二·二事件，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想到应当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十七路军共同商议解决。我们的想法极简单，认为这是东北军内部问题，自己解决就行了。有这种思想，就使我们在处理一个一个的问题上，都处在十分被动和失败的地位上。
我自从在北平教书办学时起就做拥共抗日运动的工作，到武汉、西安之后，又直接积极劝说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一贯做这样的工作，应该说对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认识，对党的主张应当有足够的重视。然而在救张问题上，却由于认识和感情上的偏见，没有听周副主席所强调的首先要注意内部团结的建议，我们背着周副主席打了二·二的一枪，给西安形势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若不是周副主席力挽狂澜，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将被我们的二·二事件所断送，这真是极大的历史教训啊!
②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孙铭九给应德田的信中说：“刘鼎同志来上海看过我，并和我一问去杭州看过了何柱国委员，他表示我们大家都有错误，他并说过王军长是有野心的话的。”
③ 据孙铭九的回忆，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并且说一直不知道中共中央代表团对我们的答复。我回忆中，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同志会中心负责人之一，又是坚决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的重要人之一，这样重要的会议，不能不参加。尤其他说始终不知道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答复，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谈，我们两人和苗剑秋经常相见，也会告诉他的。何况我们两人又住在一个院子里，怎能见不着，怎能不谈这件事呢?可能因会谈时他没有说多少话，事隔多年，便忘掉了。参加这次会谈的，现在还有叶剑英同志、刘鼎同志健在，他们都可回忆。
④ 何镜华在回忆时说，当时会谈地点是在三楼东边周副主席的屋子里，是不对的。他说他发言最多，并说周副主席当时就表示了支持我们坚持的意见，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他回忆的可能是在这次会谈之后，他自己或者还有苗剑秋和周副主席谈过这个问题，显然不是这次会谈。
⑤ 鲍文樾字志一。——编者
⑥ 高起众(凤舞)1980年1月20日谈：于学忠为人耿直，有倔脾气，对张学良很忠诚。他与王以哲有些不和，他反对王以哲企图独揽大权的行为，因此赢得了东北军中一些人的拥护。一月三十一日王以哲约于学忠去西安，于本不愿去，是王以哲去飞机硬接走的。高在一九三六年时任兰州于学忠部宣传委员。
⑦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⑧ 一九六三年间，商亚东、贾国辅、赵龙涛都曾给我写过信，说明在二月一日那天孙铭九和他们商量过，计划将王以哲将军诱骗到张将军公馆内杀掉，因当时王以哲将军推说有病没有去，此计划没有实现。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应德田著.-- 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