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七章 为国家不惜牺牲一切-笫三节 冰雪节操 老而益坚
张魁堂
1946年初，蒋介石恣意撕毁墨迹未干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蓄意发动内战。6月，以国民党军围攻湖北宣化店原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为开端，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了。蒋介石对与共产党交了朋友、又始终不肯屈从于他的张学良当然不能给以恢复自由，并决定将张学良送往远离内战战场的台湾。
11月间，张学良被特务由桐梓送往重庆，骗他说，将等飞机去南京。他信以为真，以为去南京后就可能获得释放，十分高兴。在重庆，军统局书记张严佛及重庆绥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常去看他，张严佛还让李觉夫妇①去看望张学良和赵媞。在武昌行营时，李觉部队归张学良指挥，此时李任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见张学良头已花白，牙齿掉了一半，抑郁心情时有流露，赵媞消瘦，衣着陈旧。张学良见到李觉夫妇很高兴，还邀他们玩湖南纸牌。直到临行，刘乙光才宣布是送他去台湾。张学良骤然一听，立即愤怒地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牙咬得紧紧的，刘乙光在答复何时走的时候，刚说了一句“报告副座”，张学良立即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作犯人好了!”但是他知道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还是竭力克制自己，睁大眼睛呆坐了一会，才表示同意去台湾。他回房告诉赵媞时，气得声音还在发抖②。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特务送往台湾，囚禁在新竹县井上温泉，那里是高山族聚居区，平时很少人去。1947年5月立夏后一周，莫德惠由南京去看望张学良，张赠莫五绝一首：“十年无多病，故人亦未疏。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从贵州到台湾的七八年中，探望张学良的“故人”中，以莫德惠是次数较多的一个，他对莫老来是欢迎的，同时也感到幽居的愁闷，曾向莫表示，他想做一名教授，甚至想仿效朱熹和王阳明设斋讲学，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③
十年多的囚禁足以烦人，而狱卒头子刘乙光还作威作福，在生活上，精神上折磨张学良和赵媞。保密局长郑介民知道张学良对刘乙光深为不满，为缓和一下紧张的关系，令张严佛暂代刘乙光。张严佛曾在“西北总部”代理过由戴笠挂名的机要组第二科科长，与张学良相处的不错。1947年10月，张严佛到达井上，张学良几乎一字一泪地向张严佛诉述他所受的虐待和凌辱的如下情况：戴笠向他说过，在生活上刘乙光不能限制他。但是，刘却肆无忌惮，在井上占用张的好住房，尅扣乃至没收宋美龄和亲友送给他的物品，吃饭时刘的一家老小都挤在他们的同一张饭桌上，弄得他们饭也吃不好，有时刘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赵媞。刘对待他犹如对待江洋大盗，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二·二八”事件④爆发后，刘更是如临大敌，连话也不和他说了。看守人员中有人向他透露：如果局面不可收拾，刘就要将他和赵媞打死，然后以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罪名上报。张学良在诉述时，赵媞也在一旁抹泪⑤。刘乙光以看守和折磨张学良有功，抗战胜利前， 由少校升到少将。
这次谈话后，张学良在信笺上写了一首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展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送给张严佛，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留作纪念吧!”同时，他请张严佛转达释放他的要求，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请你回南京告诉郑介民，说是我要求你转达的。”⑥当然只要郑介民知道，就一定要报告蒋介石。
张学良还同张严佛谈论当时的局势，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当时，陈诚被派往东北，张得知此讯时说：“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⑦他预料国民党必败，把自己获得自由的希望放在共产党的胜利上，当张学良被挟持去台湾路过重庆时，曾悄悄地对来看他的李觉说：“你回去看见芳波兄时，告诉他要好好地干，将来我们还要在一起，好好地干一下。”⑧显然，张学良不仅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胜利，而且暗示他自己将和刘多荃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富强好好干一番事业。
同年10月30日，张治中夫妇、子女一家专程由台北去井上温泉探望张学良。这是张治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探望在囚禁中的张学良。
张治中看见张学良时，觉得他比以前苍老一些，瘦了许多，头几乎全秃了。这年6月3日，张才过了46周岁生日，11年囚禁生活使他过早地衰老，赵媞和副看守队长陪张夫人和子女去遊玩，张学良得以和张治中畅叙。张学良希望恢复自由，问张治中：“我何时能恢复自由?”张治中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张治中这话合乎情理，西安事变的发动是要求联共抗日，如国共和解，他当然能获得自由。
张治中的一番话，使张学良感到还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获得自由。午饭后，张学良托张治中同时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要求：一是恢复自由。他说：“恢复自由以后，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可以先考察一个时期再说。”二是诉述刘乙光的苛虐与骚扰，希望刘搬出去住。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张治中保证把他的这两点请托向蒋、宋说明。
下午4点，张治中一行要回去了，张学良送到汽车旁，紧紧握着张治中的手不放，深情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再能见面!”两人相对，黯然神伤，几乎泪下。张学良赋七绝一首赠张治中，并和张治中合影留念。赠张治中七绝是：“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张治中回到南京，向蒋介石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蒋很不高兴，啊啊了几声，即把话岔开。随后下令非经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⑨。这也是张治中始料所不及的。
张治中又去找宋美龄，把张学良的要求又再提了一遍。宋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又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法做到。”⑩
当初张学良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时候，宋美龄是赞成的，她要借此向事变发生后企图倒蒋的何应钦等人示威(11)，她亲口答应要保证张学良的人身安全，结果蒋介石却食言而肥，扣押了张学良，她的保证落空了。蒋介石、蒋经国相继谢世，她应努力兑现她当年的保证。刘乙光被调走了。由张严佛暂代他的工作，他去台北休假，从此卸去看管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仍然被幽禁在山中，难以排遣孤寂的岁月。
1949年初，李宗仁代理总统，国共再次和谈，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有政治犯。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收买人心，也作出相应的决议。但是蒋介石还在奉化幕后操纵，保密局更在他直接掌握之中，李宗仁释放张、杨的命令成了一纸具文。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次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悍然干涉我国内政，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置台湾于美国武装保护之下，至此，张学良获得自由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本来，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的主刑，在1937年1月4日即已由国民政府明令予以赦免，而“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从刑始终不予赦免，以致张学良被“管束”长达22年之久，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如此荒唐的刑罚。事实上，蒋介石所说的解除“管束”也只是口头上的，“管束”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张学良于被解除“管束”后搬到台北，在新北投复兴三路70号自建了一座住宅，对门有座小房屋，挂着“警务处”的牌子，是监视张学良的哨所。张学良可以在市内走动，但后面总是跟着一辆“保护”他的汽车。蒋介石之所以下令解除“管束”，一方面固然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局面很小的台湾的控制力量加强了，不妨在解除“管束”的名义下把关着张学良的这只鸟笼放得更大一些。张学良在台北市内活动毋须事先备案，他在台、美的亲属可以去探望他，赵媞曾去美国治病，探望子女。蒋经国奉命负责管束张学良后，经常去看他，后来蒋经国任台湾的“行政院长”，张学良就主动提出少往来。1978年张大千回台湾定居后，有一个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即张群、张大千、张学良与王新衡4人每月一次的聚会。王新衡西安事变将爆发前是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地区负责人，在西北总部机要组第三科任秘书、代理科长(科长是戴笠兼)，与张学良关系尚好，因而被派去负责看管张学良，直至1987年去世，凡要见张学良的，王新衡是第一关。此外，还有二个可以径见张学良的，一个是台湾“总统府”资政张群；另一个是原东北军一○五师炮兵营长何世礼，抗战胜利后曾任联勤副总司令，后任台湾国策顾问，其父是香港太平绅士何东爵士，在港、台均有企业。
在此时期，蒋介石感到西安事变还缺少共产党方面的材料，更重要的是试探张学良的态度，于是传话说：“西安事变已这么多年了，张汉卿还有什么话不好说?”(12)张学良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当年的实情，也许要恢复他的自由。于是按照当初自己所想所做和亲见、亲闻，据实写了一份几万字的回忆录手稿送给蒋介石。这份手稿只印了二三十份分送当时台湾极少数的领导层，连管国民党史的秦孝仪也看不到的。蒋介石见后，又发话说：“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台湾“总政战部”办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张学良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台湾《民族晚报》又予转载。张学良看到后，提出抗议，台湾当局不得不下令收回。事实上，这《忏悔录》已经流传了出去。后来香港的刊物上也披露了全文。
现在流传的《忏悔录》显然是张学良自述的主要部分，它基本上如实反映了张学良自己当年的言行。如第一段寥寥不足200字，就简括了他自幼及壮的经历：
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末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已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来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 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薰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13)
他自述得如此概括，显然是别人难以代笔的。接着他叙述自青少年时就已产生了团结御侮的思想，他说：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痛恨日本之对华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他在自述中陈述了对亲日派丧权辱国的憎恨，流露了对蒋介石独断专行，一心内战，拒不纳谏的不满。他之所以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因为他看到共产党有力量，而东北军上下也要求抗日，反对内战，因此决心联共抗日，在自述中有如下两节：
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止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不能现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 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他对于联共经过，被迫采用兵谏逼蒋抗日，以及在蒋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立即释蒋等等重要情节都有所交代，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但是，他说明兵谏前未曾与共产党商量一事至关重要，蒋介石屡想借张学良之口，污蔑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由于张学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致蒋的阴谋未能得逞。同时，他还用含蓄的措词委婉曲折地说明，团结御侮不仅是他的主张，而且是蒋介石同意了的：
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协调余地；非作殊死斗争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些错误的人不少。
末句中“好些同志”显然有蒋介石在内，因为蒋介石不但接受了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而且是他亲自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张学良在《自述》中所说与周恩来会谈时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前面所记肤施会谈的内容不同，其中重要的几点是：
(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四)取销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六)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八)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十)待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实际上，上述各项只是国共二次合作的条件，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东北军与红军联合的条件。不难看出张学良之所以如此说，其用意在于说明他所主张的并没有越出国共合作范围，并没有错；从而他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发动的西安事变也没有错。
但是，《忏悔录》中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被篡改，也是明显的。例如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对共产党无深刻的研究，无正确之认识”，“自专自用，为他人利用而不自觉”。如前所述，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并非偶然，更不是一时冲动。在台湾，张学良曾和一个老朋友谈起他不愿见记者，因为记者总要向他问起西安事变。他解释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被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按：指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样说都不行。”(14)这段话表明张学良始终认为他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正确的。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对共产党无认识”，“受共产党利用”等等，又从何说起?其为篡改者的手笔，至为明显。
至于“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是标准的国民党一贯的官方语言，岂能出自张学良之口。其为篡改者的向壁虚构，更不待言。其实这部经过篡改了的《忏悔录》一经张学良提出抗议，台湾当局便立即下令收回，这个事实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张学良自关在贵州阳明洞起就研究明史，从此他就喜爱历史。1949年底，他的旧友萧承恩自东京将所著《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寄给张学良，张读后复了萧一封信，并以信代书序，中有“近来喜欢治史，尤爱读变乱时期的历史”(15)一语，可资作证。在他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前，明史研究已告一段落，原想继续研究消史和民国史，总结国家兴亡之道。他曾对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表示他研究明清史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受外国欺凌，想从这两代历史中找出原因。又说：“当我研究明史刚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16)张学良的回忆录被公诸报刊表明了蒋介石是不肯释放他的。张学良渴望自由，但不肯放弃名节乞怜于蒋介石，海峡两岸的统一非计日可待的事。他终于放下涉及政治的明清史，专心去读《圣经》，信仰宗教是精神寄托，也可以用它避开谈论政治问题。张学良与外界接触尤其对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话题常是《圣经》与养花，不仅张学良，连赵媞用《圣经》来应酬来访者也很娴熟了。(17)
1964年，张学良与于凤至办了离婚手续，正式与赵媞结婚。赵媞父亲赵庆华曾任津浦、广九等铁路局局长、交通部次长等职。她出于爱慕之情，于1929年突破世俗樊篱，毅然和张学良同居。这使赵庆华难以忍受，登报声明与赵媞脱离父女关系，辞官隐居，至死再未与赵媞见面。自沅陵凤凰山以后，赵媞洗尽铅华，忧患与共，始终陪伴着张学良。她曾向人说：“只要能帮助他精神快乐，只要能使他高兴，任何事情我都肯为他代做。”(18)张学良研究明史，她帮助整理资料、作笔记等等，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助手；张学良爱好文物，她也学会了对文物的收藏与鉴定；生活照顾更不消说，甚至学会做布鞋。1946年10月在重庆，李觉、何玫夫妇来看望他们，张学良幽默地对赵媞说：“你穿的衣服同李大嫂比起来，真是个乡巴佬了。”(19)1958年周恩来回忆赵媞时，称赞说：“聪明贤慧啊!”(20)于凤至深知赵媞对张学良的忠贞，而她自己25年来再没有去陪伴过张学良，为了成人之美，同意与张学良离婚。
当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媞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个美籍人士家中举行婚礼，由牧师证婚，张群、宋美龄、张大千、王新衡等12人参加婚礼。是年，张学良刚过63周岁，赵媞是52周岁。这对患难夫妇的白首之盟一时传为佳话。不久，台湾《联合报》报道这一消息，标题中有“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红粉知己，白首缔盟”等赞美之词。
没有自由，又处于祖国东南的海岛上，对故人故土，张学良真是“靡日不思”。1970年9月，张学良书李商隐《无题》诗赠台湾《自立晚报》副社长罗祖光，寄托自己的乡愁。李诗是七律：“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1980年10月20日，在台湾“国防部”副参谋总长马安澜的陪同下，张学良夫妇去金门参观，还用望远镜眺望了厦门。马问张：“怎么样?”金门是台湾所谓防卫前沿，此行及问话目的是不言自明的，但张学良却顾左右而言他，答以“此地风景很好”(21)。参观金门后，他给亲友的一封信中，却引用了于右任晚年思乡诗句：“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22)由此可见，张学良故园之思是何等的深切。
人们的生活情趣和爱好有时也反映一个人的品德情操。在台北，张学良种了200多盆兰花，台北的花市、兰圃常有他的踪迹，“国兰协会”若举办兰展，他每展必到。张曾对《联合报》记者于衡说：“兰是花中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23)
张学良在台湾的亲属慑于形势，在蒋介石在世时，很少去看望他，大女婿陶鹏飞一向认为这位泰山犯了罪，更为疏薄。他曾对于衡说：“人愈到老年，愈感到朋友的重要。”(24)在台的其德惠、黄仁霖已早谢世，转转会中张大千、王新衡也先后去世。在台湾才交了朋友的蒋经国也于1987年与世长辞。在美国的儿子闾琳、媳陈淑贞及孙辈经常来台看望他，这是最大的欣慰。
大约在两年前，张学良曾对来看望他的儿孙们谈起“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一经发动，谁都无法控制局势(25)。毫无疑问，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不免使人们联想到他在西安事变时的情况。他原认为一旦扣留了蒋介石，必然是四方响应，结果国内却出现了拥蒋浪潮，连有约在先的阎锡山也提出诘难，出乎他的意料。他又认为东北军能服从于他，待他决定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时，连东北军的军长们也不赞成，又出乎他的意料，以致他仓促自专，立即悄悄地放蒋并亲送回京，贻祸终身。是否他总结了西安事变的经验而作出上述论断呢?
在武昌行营时期，张学良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深为服膺，到西安后，他曾要求他的文武大员学辩证唯物主义。对路过西安去陕北的周建屏所谈的辩证法大为赞赏。侨居旧金山的葛友松(26)与张学良是世交，1987年曾去台湾探望了张学良，长谈竟日。事后，葛对人说：“张学良精通《周易》，长于预测，我远不如他。”《周易》尽预测学，也是朴素的辩证法，1936年，在囚禁中的王若飞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傅作义讲《周易》，博得傅的赞叹，说：“把《周易》讲活了!”近年来，张学良研究《周易》与他壮年时喜爱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毫不相干吧?“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27)虽是长期的囚禁，但张学良坚持“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别人而活着”的人生观(28)，高风亮节，老而弥坚。
张学良遭受了没有法律根据而长逾半个世纪的囚禁是全世界罕见的刑罚。不管历史如何评论蒋介石，但是，这一点他却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的。
蒋氏父子相继谢世后，人们总以为后继者与张学良无恩怨可言，张学良的冤案也可以终结了。但是，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料。留居美国的一些华人团体和学者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作了不少努力。1988年是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60周年纪念，在美的东北大学校友会电邀张学良参加。结果，3月26日台湾各报刊登了张学良25日的公开信，婉谢了邀请。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这封信是张学良向“有关方面表达，并征询意见”和“经与友人和有关人士商讨后，决定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很明白，写这封公开信，是“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决定的，而不是张学良的本意。不言而喻，这两个“有关”方面是指管束张学良的头目和台湾当局而言的。
再从信的内容看，张学良所说谢宾客只因年事已高，谢团体邀请是遵医嘱，完全是托辞。张学良虽年近9旬，但除重听与眼视网膜炎外，并无严重的疾病，何况他好交友是人所共知的。信上又说“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听的多了。在贵州时，戴笠就对张学良说：“在生活上，刘乙光不能限制你。”结果呢?前面已说过了，不赘述。张学良在台湾没有户籍，他在台北住处，户主是赵媞，真是“非夫人之力不及此了”。一个没有真正自由的人，怎能在公开场合说肺腑之言呢?
1989年3月18日，张学良亲笔复信“中国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教授，固辞派人去台为他祝寿。信中说：“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惭愧，诸位也能会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29)对他的处境已说的明白。张学良曾向在美的东大同学表示：在美诸人也不是很富裕，不必去台为他祝寿，如果有力量，可以为国家办点实事。爱国之心拳拳。
也许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台湾当局可以让孙立人(30)完全恢复自由，对张学良为什么不能呢?政治上的利害远不是个人恩怨所能代替的。蒋介石死了，他的反共图存政策还继续存在。蒋死前，曾嘱咐蒋经国，对张学良是“不可放虎”(31)。张学良一向主张国内争端不必诉诸武力，又在内战方殷却与共产党交往的，放他只能动摇“反共复国”的政策，涣散人心、军心。
蒋经国继承了父业，也继承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丝毫不放松，如前述王冀求见张学良，王新衡已同意，因为他是王树常之子，又是研究历史的，但王新衡不敢擅专，向蒋经国请示，蒋反问王：“王冀见张学良有必要吗?”此事告吹(32)。蒋经国受命去管束张学良的时候，曾多方照顾，有如交友，一旦当政，只能以政治上的利害为准。
半个世纪以上的囚禁生涯，对张学良个人是不幸的。在大陆还有他不少亲属、老友和部属，说他不想重返家园，合乎人情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不是苏轼不思家园，思而不可得，只好强作排遣了。尽管如此不幸的遭遇，但是，张学良并不是个悲剧人物。他追求的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复兴中华的大业是成功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永垂历史的千古功臣，无待盖棺而可以论定了。
①李觉夫人何玫是曾任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女儿。李曾任军长、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②沈醉：《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全国政协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3集71页。
③司马桑顿：《张学良评传》第320页。
④台湾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于1947年2月28日起义，蒋介石立即调兵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失败。这就是“二·二八”事件。
⑤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15页。据沈醉：《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文中说，“二·二八”事变时，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务必不使张学良被劫走或乘机逃走，必要时可击毙张。
⑥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
⑦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
⑧李觉：《1946年在重庆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全国政协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3集。芳波，刘多荃字。
⑨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
⑩张治中新竹见张学良均见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21页。文白，张治中字。
(11)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12)《忏悔录》出笼前后据1985年王冀先生来北京时与著者的谈话记录。王冀是东北军将领王树常第五子，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朝文部主任，对西安事变史有研究。另一说法是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张才写回忆录的。
(13)为保存原貌，引文中错别漏字均未删改。下同。
(14)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贵阳文史资料》第20辑161页。
(15)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20页。据司马记述，萧承思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顾问，由于台湾当局干预，萧著被禁止出版。
(16)于衡：《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18日。
(17)于衡：《张学良访问记》。
(18)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贵阳文史资料》第20辑。
(19)李觉：《1946年在重庆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全国政协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3集。
(20)朱洛筠：《忆大嫂赵一荻》，《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第275页，岳麓书社出版。
(21)刘鼎谈话纪录，存全国政协。
(22)于衡：《张学良访问记》，台《联合报》1981年9月18日。
(23)(24)于衡：《张学良访问记》。
(25)据张学良亲属所述。
(26)葛友松是葛光庭之次子。
(27)引自文天祥《正气歌》。
(28)于衡：《张学良访问记》。
(29)《团结报》1989印5月10日。
(30)孙立人，抗战中曾任远征军司令，率部入缅即与日军作战。六十年代初，在台湾在外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事泄，被蒋介石软禁。另一说法，说孙立人要搞政变是蒋介石强加的罪名。
(31)1985年李大维与著者谈话记录。李大维父亲曾率命在新竹看管过张学良，李幼年曾多次随父亲去张学良处玩耍。
(32)以后，约在1988年，见张学良的尺度放宽些，王冀教授见到了张学良，长谈两次。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