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混乱
（日）西村成雄
有一句很刺耳的话，叫做“亡省奴”。这是一句让失去故乡的东北人奋起，也是关内中国人批评东北人时说的话。依次类推还有“亡国奴”，以及处在“亡天下”状况下的人们。于是，由各种各样的“亡”，就产生了“救国”论、“救亡”论和“救省”论。而且按此逻辑，还有“亡家”的，那就意味着“家破”。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认同，正如东北大学校歌所唱的，是四层复合的构造。张学良失去了东北自己的“家”，处于亡“省”的境地。即使他仍住在东北，但是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是“亡省奴”。“亡省”可能是导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个国民国家走向“亡国”的一个阶段，同时，“亡省”不仅是东北四省的问题，在质的方面，它是关系到全中华民族的“亡天下”的问题。但是，张学良认为，救“亡省”必须强化国民国家的主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拯救“亡省”，“亡省体验”并未直接与“亡天下”意识结合起来。从他的统一的“国民国家”的愿望来看，自然产生了通过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收复国土”的观点。
20年代后期渐渐形成的包括张学良政治集团的整个东北地区的政治空间，因“九·一八事变”出现了明显的断面。下图是张学良周围的东北地区政治力量的配置图，由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势力失去了东北的政治空间，流亡关内。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围绕张学良的政治空间，结成了沈阳、南京以及国际联盟等的回廊。
从沈阳打来第一次电话时，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赵四小姐等正在前门的中和剧场，招待驻北平的外国公使，观看梅兰芳演出的京剧《宇宙锋》。张学良5月末以后患伤寒，6月初住进了协和医院，这时已经恢复健康，重新参加社会活动，只是仍在医院办公。沈阳来的电话直接打到医院，张学良立即回协和医院接电话。电话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打来的。荣臻报告，10时后，北大营受到袭击，日军开始攻打省城。我方遵照8月16日蒋主席的指示，不予抵抗。19日晨，张学良开始与在北平的东北主要人士协商对策，18日深夜的会议上，同意了张学良的主张。
“……我东北军是单独的，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有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19日早晨，张学良与顾问端纳(W. H．Donald 1875—1946)取得了联系，出席会议的顾维钧1929年以后一直担任张学良的顾问，他提出两个意见：第一，致电南京，由国民政府要求国际联盟行政院(理事会)召集紧急会议。第二，派要员与日本直按交涉。会议最后同意采取第—个方案，诉诸国联，并致电南京。
9月21日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决定通告国际联盟和不战公约(凯洛克·布里安规约)缔约国，设立协议对日外交的“特种委员会”，戴传贤(季陶，1890—1949)为委员长，宋子文 (1894—1971)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此后，在南京，委员会协议对日政策，委员顾维钧、刘哲、罗文干等负责与北平的张学良联系。
胡佛档案馆所藏的宋子文文书(BOX 40)中，保留着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订成大型木版的《特种外交委员会报告书》，上书1931年11月28日“最密”的字样，共6页，用誊写钢版纸书写，是向1931年12月2日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出的决议。全部共7项，决议的大前提认为，日本军事政策的目的在于完全占领东三省，日本外务局也已经追随了这个政策。从9月18日到11月末的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军事占领了东三省，而且，它不同意国际联盟的“撤兵”决议，不断造成既成事实。
12月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政治会议，他阐述了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原则，“维持与国际联盟的关系，在国际力量的保障下迫使日本撤兵”。特种外交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从国际联盟的性质看，“不可能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战略，仍是不应首先对日宣战，要获得国际上各国的“好意”。这里，中国自己认为“军事上准备不足”(戴季陶语)。当然，此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日军进攻锦州，包括蒋介石在内，都认为“若日军再进攻就积极地抵抗”。其中原因第一，正如宋子文在政治会议的发言所说“锦州已是东三省的最后根据地，如果失去锦州，东三省就完全丧失”，存在着这样一种危机感，第二，认为政府表示尽全力对抗，才能拢住“全国的人心”，对政府来说，是出于必须获得人民信任的危机感。
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前的5月，以蒋介石拘留胡汉民事件为契机，广东派另立国民政府，强烈地抨击南京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等人要求解除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之职。另外，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全国处于政治混乱状态。特别是国民党方面，在南京(宁)、广州(粤)、上海(沪)等各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心的各派势力，各派在分裂的情况下，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的胡汉民派批判蒋介石“独裁”，要求他下野，汪精卫派与此呼应，蒋介石于12月15日，在政治会议上，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务。
12月22日到29日，三派统一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中全会，广东派的孙科(1891—1973)任行政院长，1932年1月1日，组成了新的行政院。但是，由于掌握财政部等部门实权的蒋派消极应付，使孙科政权陷于不得不自己交出权力的困境。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应蒋介石的要求，决定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产生了排除胡汉民的蒋、汪联合政权。这一天，日军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为转移列强视线而采取的军事行动。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此间，中央承认了胡汉民等设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它直至1936年胡汉民死后，还是国民政府的直属机关，是独立管辖西南各省的行政机构，成为胡汉民等对抗蒋、汪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国民政府并未实现作为中央政权的实质上的统一，但是，归根结底国民政府是代表作为国家主权的中华民国。
从军事上看，在各地存在着西南派、西北派、东北派等被称为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并未实现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统一。蒋介石对自己的嫡系和其他部队在财政上、装备上区别对待，当时其他部队被称为“杂牌军”。东北军只是其中之—。因此，反过来说，蒋介石也不能直接指挥东北军，至少要得到张学良的认可。可以说30年代的中国政治空间，是由松懈的政治共同体国民党、国民政府统一起来的。的确，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仍处于分裂之中，尚未实现张学良所期望的“国家统一”。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