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救国”与“救亡”的交织
（日）西村成雄
尽管有简单化之嫌，但在张学良的内心确实存在着由交织着的四个层面的认同所构成的精神空间，他自己常说处于集“家仇”和“国难”于一身的境遇，首先是以在“家破”状态中把对张氏家族的认同为基础的，同时，也在丧失由张氏家族支配的东北四省的“亡省体验”中强化了地方认同。而且，几近亡国的国难又使张学良将其浓缩为对国民国家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与复兴中华民族这样一种中华民族的认同相交织的状况。对张学良来说这种复合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预定调和的观念。但一方面旅欧体验增强了他以“亡省体验”为基础的危机感，另一方面也成为向他认为是克服危机的方法、手段的法西斯主义倾斜的条件。这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拥护领袖”论的源泉。1933年在意大利、德国的体验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何为克服困难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对张学良来说，法西斯只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手段。因为他同时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也一直持有很大的兴趣，鉴于此，可以说假如他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能够挽救危机的话，也是可以选择的手段。他曾对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讲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路线”(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的确，旅欧的过程中，他曾多次想取道苏联，并对其进行考察，无奈因苏联方面忌讳张学良是“回收中东铁路事件”的当事者而没能如愿。据何柱国回忆，张学良曾对他说：
“可惜我不能到苏联游历一下，就我所知，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行，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一条路，模仿德国、意大利能迅速复兴中国”(同上书，第2页)。
由于张学良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等人关系密切，他实实在在感受到意大利型的政治模式法西斯的思想和实践，是中国进行“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政治路线，这就是他的旅欧体验。
但是，张学良必须了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侵略的一面，而且意大利没有像中国那样被侵略。张学良回国后，12月5日，意大利以与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冲突为借口而增加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压力，从1935年10月3日开始投入30万兵力，7个月后即1936年5月5日，意大利出兵占领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合并。当时，张学良让东北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江海潮去德国留学，以便接受他来自欧洲的情况报告。恰巧，在1935年10月3日寄出的回信中，张学良竟指出：“目前意、亚战争迫在眉睫”。要求江海潮进一步注意欧洲情势，并及时报告于他。
后来，张学良接到江海潮以“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与欧洲政局”为题的报告，在回信中，张学良指出；“意、埃战争似非短期所能解决，而欧陆风云遂日益紧张”(第931页)。最后，他希望江海潮继续观察埃塞俄比亚方面的抵抗。1936年3月30日，在给江海潮的信中，张学良就1月30日接到的江的《欧洲政局的分析》一文评论说：“德军进驻莱茵以来，西欧风云顿呈紧张，意、埃之争忽为所掩，(于)是德又首当其冲，意转处于(在对埃塞俄比亚战争中。——作者)优越地位。
显然，对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为政治典范的张学良来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曾向周围人表示过对意大利的失望。何况，1935年下半年，日本对华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压力增加的现实，也使张学良认识到这是意大利法西斯扩大对埃塞俄比亚侵略战争在亚洲的翻版。后来，1936年7月，国际联盟撤回，1935年10月总会作出的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的决定，这使张学良意识到国际联盟的作用与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相同。
1936年以后，张学良认识到墨索里尼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因为第一，中国是被侵略国，它的领导人必须要防止“亡国危机”；第二，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民族危机是当时最大的课题。这一切都不断促使张学良的思想意识倾向于救亡论。
于是到1935年底，张学良在国内外诸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因“旅欧体验”而增强的国家统一和拥护领袖论(救国意识)置于民族复兴论(救亡意识)的矛盾中。这就意味着，张学良自身的国民政府＝对蒋介石的认同和中华民族复兴＝对抗日收复失地的认同的预定调和性结构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旅欧体验”的精神射程，由此达到了抛物线的顶点。
这是张学良的“认同危机”。在此危机中，不仅是张学良个人，重要的是全社会都要寻找中国政治的课题，这其中预示着打开“救国”与“救亡”相互交织局面的方向。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