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真诚待朋友
梁星亮
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后，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为“三位一体”的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当时在西安各界群众和抗日派中仇恨蒋介石，要求杀掉蒋介石的情绪很普遍，而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政策上又是一个大的转变，如果不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官佐和党内外群众中取得大体一致的认识，和平方针是难以贯彻的。
为了使更多的群众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周恩来等频繁而深入地对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和上层社会民主人士开展工作，或是参加他们的会议，或是召集他们开座谈会，或是向他们作形势报告，宣传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号召群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和张、杨会谈后不久，周恩来在西京招待所秘密地接见了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以及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周恩来与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分析形势和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向他们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此情况下，由于英美的利益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损害，代表英美派利益的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为了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内战为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应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广泛地宣传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希望地下党全力以赴。他还及时用电报向十七路军中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对于有些身份不能公开的党员，由周恩来亲自把他们邀请来，传达中央的方针，和他们讨论、谈心，勉励地下党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对西安方面中上层人士的说服工作，周恩来都亲自去做。到西安不几天，他主动会见了著名人士、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对他一贯同情革命、推动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可贵精神，表示赞许，并勉励他进一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早日发动作出新的贡献。他又经原西北总部党政处处长卢广绩介绍，结识了一批东北军的将领、幕僚，对其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耐心进行说服。12月19日，周恩来经徐彬如安排，邀请西安各界知名人士杨明轩、熊伯韬、武伯纶、李连璧、何寓础、韩卓儒、车向忱等20余人在长安县政府办公室举行座谈，周恩来分析了当前形势，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并试探性地提出有条件的释蒋意见。大家因为对放蒋一事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接受不了，谈话几乎闹崩了。与会者大都是各界群众组织的领袖，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讲清道理，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虽然主要是在张、杨爱国抗日的决心下实行的，同时也是不断高涨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推动的结果。这说明群众的力量是无限量的，是极其伟大的。因此，希望诸位先生继续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全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在座的知名人士在周恩来的启发和鼓励下，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认准了方向，坚定了信心。车向忱后来回忆道：“由于西安事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更辨别哪党好，哪党坏，更认识了中共的可靠性。”还有一次，东北军政治处处长、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带着一大堆问题去请教周恩来，周恩来都耐心一一作了解答。应德田一回到住地就高兴地对孙铭九说：“听了周先生的指教，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心中的疑虑一下子冰释了。”
经卢广绩、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联系，周恩来还会见了省银行界人士。他们对周的谈话、立论都极其钦佩。当周恩来知道八项主张的通电电文是黎天才起草的，而黎即是早期的北方共产党人李渤海时，对黎嘉勉有加，称赞八项主张通电，特别是其中“切实遵行总理遗嘱”一项写得好，说如果没有它，将来在历史上会把事变的意义弄混沌了，会被人弄得文不对题了。他了解到曾扩情已上书蒋介石要求团结抗日，即和曾个别谈话，希望他继续为抗日救国而努力。
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官兵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周恩来也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做耐心细致的开导工作。一天，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得知后，毅然决然前去做工作。很多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但他说：“不必，他们是出于爱国，心情可以理解，我们能谈得通。”他只身来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时，有人大声叫道：“不杀蒋而放蒋，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周恩来回答说：“杀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他一开口，大家立刻安静下来。接着，他又说：“蒋介石不抗日，一心打内战，按罪杀了他也不过分，但杀了蒋，正中亲日派挑动内战的阴谋。扣蒋是逼他抗日，而不是报复。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就曾提出各党各派各军不记宿怨，把一切力量都用到抗日上来；蒋介石也有很大力量，如果能进入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救国事业不是有很大好处吗?”这一席话毫无党派私见，讲得入情入理，使那些人头脑为之清醒，茅塞顿开。那个大声叫嚷的军官说：“蒋介石杀了多少共产党，真是血海深仇呀!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说完，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还接见学生，参加群众集会，他一讲话，听众越聚越多，会场往往挤得水泄不通。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出现了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扬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等充满狂热的口号。听口气不象是敌人，但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提供了口实。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注意到这个情况，在内部指示查找这个电台。几天后，终于在东北军兵营中找到了。原来是几个参加扣蒋的青年军官在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缴获了这个电台，就自作主张地办起来了。他们以为这是为革命办好事。在周恩来具体指示下，说服了这些青年停止活动。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部分共产党员，也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思想不通。有的同志提出要杀蒋介石，有的甚至主张押到保安去杀。周恩来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分析当时的形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周恩来说：“你们和社会隔绝了。杀了蒋介石对谁有利?对日本有利。现在是何应钦要打，汪精卫正在急于回国，妄图取蒋而代之。他们两个和蒋介石比，谁好?”大家说：“都是王八蛋!”周恩来接着说：“他们尽管都是王八蛋，但何应钦、汪精卫是亲日派，蒋介石是英美派，在目前日本要灭亡中国的形势下，对他们不能一概而论。杀了蒋介石，全国内战就会爆发，那就乱了，捉蒋介石是对的、好的。劝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不听嘛!捉起来给他讲，就有可能听。我们要逼他抗日，不能杀他。”周恩来的话，发自肺腑，动人心弦，听者无不感到温暖如春。他们决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奋斗。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工作。当时西安有十多个群众团体，只有学生会、妇女及教职员联合会中有共产党员，城市工人和近郊农民中都没有党的组织。西安事变后，成立了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从德国归来的共产党员王炳南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叮嘱王炳南说：设立民运会这个机构很重要，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民运会的干部配备不足，周恩来即调在西安的共产党员潘自力、方仲如到民运会担任领导职务，并派罗瑞卿去东北军中任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当时，宣传委员会每周的宣传提纲他都过问。南汉宸到西安后，周恩来委托南出面招待新闻界人士，统一步调；令徐彬如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言人的公开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揭露亲日派和日本挑起内战的阴谋。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关怀下，西安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掀起了一个高潮。12月20日前后，西安的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发展到200多个。
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实在太忙了。面对复杂而多变的局势，各种重要问题都要周恩来亲自处理和解决。他经常彻夜不眠，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事后，周恩来曾对王炳南说：“为了这件事，有一个礼拜没有能睡觉。”他从容镇静，办事果断，对工作一丝不苟，事无巨细都认真地研究，及时处理。有些别人没有注意的事，他也注意到了，并努力去解决。他工作效率之高是令人吃惊的。杨虎城对一个共产党员说：你们的周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见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文并不长，他却看了好一会才一声不响地递还来人。我想他一定是在看电报的同时就在考虑处理的办法。他办事这样认真细致，令人钦佩。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