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十年动乱 情注三秦
李瑞林 许 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民族大灾难。它使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严重混乱。
动乱时期，周恩来总理以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计，以数亿人口的民生为计，在纷繁复杂极度艰难的条件下，支撑着我们这个国家，对包括延安老区人民在内的陕西人民关怀备至，倾注了心血。
“文革”之初，陕西的情况和全国各地一样，局势逐渐动荡不安，以至于发展到1967年11月造反夺权，使得陕西省委、省政府工作几乎处于瘫痪。如此严重的失控局面，牵动着周总理的心。发生在三秦大地上的数起令人发指的严重武斗事件都是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平息的。
1967年9月2日凌晨，西安西郊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56人，伤数百人，造成这一地区交通中断，损失十分严重。当日上午，周总理接电报后直接下达指示，命令停止武斗。
4日，兴平造反派欲冲击三○二国防仓库夺取枪枝，周总理明确指示二十一军对三○二库采取保护措施，并要求：第一，对冲击该库的群众，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劝阻；第二，劝阻无效时，可鸣枪警告，并令他们撤退；第三，再次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国家仓库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要求现场群众揭发肇事凶手，立即逮捕。
1968年1月8日，泾阳县三○四库被抢。9日，周总理态度坚决地指示，“抢夺的三○四库武器，要立即封存，听候处理。”10日，再次指示“把全部武器交回来”，“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西安人民大厦“马上实行军事管制，出个布告，不要把它作为藏污纳垢的地方。”并要陕西省军区上报详细情况和处理结果。
从对以上几宗武斗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竭精禅智，试图把全国的形势稳定下来。也正是由于他艰苦的努力，才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少受了无数损失。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是成立较早的省级革委会之一，它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成立的。
按照中央成立省级革委会的进程安排，陕西省革委会应在1968年5月1日正式组成。当年3月中旬，陕西、湖南、宁夏、辽宁等几个省的负责人应召进京，住在京西宾馆，在周总理的主持下，讨论成立革委会的具体事宜。
实质上，组建革委会的核心是协商产生革委会的组成人员。之所以是协商，是因为各派造反组织为了争权夺利，斗争相当激烈，谁当委员，谁当常委各不相让，所以最终只能在各派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协商，以达革委会顺利成立的目的。
为此，4月12日，周总理指示让西安的两派造反派头头都到北京先办学习班。大约在二十几号，开始协商革委会组成人员。
5月1日陕西省革委会成立的一切准备工作，包括拟写《人民日报》社论、《陕西日报》社论及革委会成立大会等筹备工作都在进行着，可直到29日，人选问题还决定不下来。
周总理当时非常焦虑!29日下午直到30日早晨，整整一个不眠之夜。直到筹备陕西省革委会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协商结果之后，他才如释重负地说，等了你们一个晚上，现在好了，我要睡一会儿了。
30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总理等接见了“陕西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宣布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批示指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常委35名，主任李瑞山。
当晚，准确地说是5月1日凌晨，陕西赴京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返陕，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如期成立。
陕西省革委会成立以后，随之各地、市、县革委会也相继成立。革委会的成立同样很难消除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也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使陕西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武斗仍在蔓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西安发生的铁路系统全线停车和武装冲击西站事件，造成货运停止两日，车皮积压八九千辆，国家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三原县两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烧掉国家战备松香90多万斤，烧掉1个百货库房，损失达1000多万元。少数坏人还向国家棉花库发射燃烧弹、炮弹，烧掉棉花4000多担；安康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烧掉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城区居民吃水的自来水水塔，1500余间民房被夷为平地，数百人伤亡；汉中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炸毁了许多公共建筑和数千家民房，死亡150多人。一些坏人还炸掉了南郑县来家山水闸，使5万亩稻田无法灌溉；佳县两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两次包围攻打县城达3月之久，死亡119人。在武斗最严重的6、7月份，全省4个专区的电话、电报不通，18个县邮递、电讯时断时通，29个县一度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国家银行、仓库、商店不断遭到抢劫。不少地方连续发生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驻地，抢走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等严重事件。
形势越来越恶劣，革委会实质上已难以驾驭整个局面。于是，就有了那个年代人们熟知的、对于稳定陕西局势起了关键作用的《七二四布告》。这个《布告》的产生同样是在周总理亲自组织主持下完成的。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7月4日到北京的。到了北京，看到中央发了《七三布告》。可这个布告是发给广西的，对陕西能起作用吗?能不能给陕西也发一个呢?
第二天，他们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向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11日，在钓鱼台，周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了陕西的工作汇报。
12日，周总理到毛主席处开会。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到会。毛主席说：“陕西也要搞个布告那就给他们搞个吧。”大概是周总理把陕西汇报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才讲了这个话。周总理从毛主席那里一回来，就打电话通知陕西的代表说：毛主席已批示给陕西发个布告，并大致说了布告如何起草的事。
接着，根据周总理的嘱咐，陕西赴京的有关人员抓紧时间在中央给广西布告的基础上，结合陕西具体情况拟写布告。初稿出来了，送总理审阅，总理审阅时亲笔修改，这样反复了两三个来回，最后由总理定稿，毛主席批准。
周总理在审阅过程中，非常仔细，他亲笔加写的话有：“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有些人也是受蒙蔽的”，“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据点、关卡，解散专业武斗队，劝说农民回乡生产”，“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无条件迅速交回。”
《布告》起草好以后，以什么名义发布，陕西内部有分歧。按说《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的，那么，对陕西的布告也照样办理，顺理成章，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降低了陕西省革委会的作用，拟以其他名义发表。为此，周总理在听取了不同意见之后，于7月21日致信毛主席：“陕西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原按主席指示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布告，后来有同志怕降低陕西革委会作用，请陕西同志自己改写了一个决议。但据李瑞山同志来信主张以中央布告形式发表为好，拟在明晚碰头会上讨论决定”。22日，会议同意以中央名义发布。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了制止陕西以至全国武斗的布告，即《七二四布告》。
《七二四布告》是周总理亲自关怀和指导的产物。它对稳定陕西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在陕西赴京人员临回陕西前，周总理还约见他们谈了话，告诉他们必须坚决贯彻《布告》的精神，坚决收缴武器，坚决杜绝武斗的再次发生。从此以后，陕西局势便逐渐平静下来了。
一旦社会秩序稍有安定，周总理便转而关心着陕西老区经济建设和几千万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1970年3月26日，周总理针对陕西的经济建设作了重要讲话，要求陕西带头恢复“延安精神”，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求陕西在经济建设中，农业要帮陕北，工业要帮关中，基建要帮汉中，把陕西的建设搞好。1971年8月25日至9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北京就陕西的工作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亲自听取汇报，对陕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1973年6月，周总理陪同外宾来到延安、西安参观访问，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了解到延安地区人民生活情况仍十分困苦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说：“毛主席在延安，陕北人民丰衣足食，现在全国已经解放20多年了，听说陕北有的群众还不够吃，我们感到很难过。革命圣地没有搞好，对不起老区人民。”
总理还许愿说：“陕北无论如何要在三五年内搞上去，你们粮食五年翻一番我一定再来延安。”回京后，他还把中央一些部委、北京市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召集到一起，让大家组织起来搞好对口支援。当时，不少单位去延安搞了项目。现在，延安的发电厂就是水电部那时搞的。
周总理对陕西经济工作的关怀和支持，的确是从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入手的，襄渝铁路陕西段就是在总理给了一颗“定心丸”的情况下开工的。
襄渝铁路陕西段，东起鄂陕交界的胡家营，西至川陕分水岭巴山站，全长264公里，是整个襄渝铁路建设工程中最艰巨的工段。与此同时，襄渝铁路沿线的紫阳、安康、旬阳、白河等县际之间还没有公路，修筑铁路所需的物资、人员的运输问题也难以解决。为了保证铁路建设任务的按期完成，必须先打通公路。
这么浩大的工程，民工的数量需要之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经大致计算，仅陕南安康、汉中地区为襄渝、阳安两条铁路就要出动民工近百万。这要占去两个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一大半以上。如若民工数量能跟得上，两三年内即可建成通车，否则，则需要五至六年。
安康、汉中地区是陕西多灾的地区，这么多青壮劳力上了建设工地，农业生产怎么办?万一遭了灾怎么办?这是困绕地方政府的一个大难题。
对此，陕西省委向周总理请示。
总理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按时完成铁路建设任务，保证“三线”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他果断地说，如遇天灾，给陕西准备700辆汽车运粮运物，保证各项生活物资进入灾区。有了总理的千金一诺，陕西地区立刻展开了气势非凡的襄渝线建设。
1969年12月，担负该段修筑任务的铁道兵第二、第十、第十一师等单位开进了筑路沿线，陕西的50万民工和2.5万名西安、咸阳、宝鸡等大中城市中学毕业生以民兵建制也参加了工程建设。
为了做好施工准备，先后修建运输物资的公路380多公里，林场公路320多公里，运输便道770多公里，输水管道500多公里，盖临时房屋、工棚、库房300多万平方米，架设施工照明线路900多公里，通讯线路260多公里。准备工程共计用工3163万工日，这在铁路修建中是空前的。
难题接踵而来!建筑大军的生活物资供应紧张。
1973年1月17日，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西省委汇报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在这个会上，同时讨论修建襄渝铁路遇到的种种困难。
18日，周总理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指出：陕北农业还很落后，陕南基建任务重，现又正修襄渝路巴山隧道，工人、民工上劳很多，城市人口激增，商品粮增销，农村耕地被占了不少，拟与陕西同志一谈。
20日，经毛主席同意，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最后，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襄渝线从1969年12月开工，到1973年10月与襄樊连通，用了3年多时间。其实整个六七十年代的陕西经济、国防建设都倾注了周总理的心血。
在整个“文革”期间，总理拖着病弱的身躯，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时刻关怀陕西人民的深情厚谊，已成为不朽的历史丰碑，屹立在陕西人民的心坎上。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