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篇-我的领导·保护人·父执
杨拯民
第一次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是我青少年时代接触到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是在1937年的初夏，总理在劳山遇险后到达西安，来家找我父亲。当时我刚好从上海回到西安，听家里人讲：“周胡子来了。”(西安事变后，总理到西安还留着胡子，大家都称他周胡子)那时我虽然没有见过总理，但是已经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心里早怀有敬佩之情。我急于要见见这位神奇的人物，便立即赶到客厅，扒着门缝往里看。等到父亲和总理谈完话走出客厅时，我还站在门口，竟忘了离去。这时的周恩来已经剃掉了胡子，身材匀称，英姿勃勃，一双明快的眼睛炯炯有神，那超人的政治家风度使人油然而生敬意。当总理看到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站在门边，便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父亲。父亲会意后立即向总理作了介绍，听完介绍，总理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非常亲切地问了我的情况，然后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告别。这仅仅是两分钟里的事情，却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过去曾接触过许多国民党的所谓“显要”，他们大都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没有一人象总理那样光明磊落，那样可亲可敬，那样使人神往，给人以力量。这初见的印象从那时起便牢牢地扎在我幼稚的心灵里，一刻也不能忘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物，我要跟这样的人走，到陕北去投奔共产党，去干革命。
延安第一个电影放映员
1940年3月，总理治好臂伤以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并带回来一部电影放映机和3部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那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所以每天晚上都由总理亲自给大家放。后来，总理准备去重庆主持工作，中央每天开会，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总理仍然坚持每天晚上去放电影，同时一边放，一边训练放映员。由于要看电影的人很多，电影机只有一部，总理为了让更多的人看上电影，决定每天巡回放映。今天杨家岭、明天王家坪，以后又到兰家坪、枣园……不管路近路远，会议早散晚散，总是坚持去给大家放电影，一放就是两三个片。有时人们在露天地里支好银幕，架好电影机，等着总理来，等到很晚人们也不肯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总理一定会来给他们放电影的。就这样，一直到总理离开延安为止，放映员们才都较熟练地掌握了放映技术。
放电影本来是一件平凡的小事，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不屑于一顾的，但是我们的总理做了。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做，而且做得那样坦然，那样认真，这不正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高尚品质?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永远又是一个和人民群众一样的普通人。
政 治 课
1944年秋，我从米脂县调到关中军分区工作，路过延安。由当时的西北局安排，在和任弼时同志谈话以后去见总理。走进总理住的窑洞，一股暖流立刻传遍我的全身，仿佛是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总理和邓大姐亲切地向我问寒问暖，问我这几年在米脂工作的情况。谈到整风审干时，总理很仔细地询问了米脂县的审干情况，对于当时的“抢救运动”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问到甄别工作时，他强调指出甄别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全力做好。他们鼓励我到关中好好工作，指示我要把西安周围的各种关系利用起来，做好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揭露和反对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总理提问题，谈看法，讲政策，作指示，那样认真，那样仔细。所谈的都是工作，但又象拉家常，使人听了还想听，谈了还想谈。觉得和总理在一起谈话，既受教育，又受鼓舞，还长见识，就象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他所讲的内容都牢牢地记在我的脑子里。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给杨家岭事务工作人员安排的课程表(主要包括炊事员、通讯员、勤务员、饲养员等)，上面写着“每周一至二次政治课，讲课人周恩来”。看到这张课程表，我的感触很深：周副主席啊，您的工作这样忙，还要亲自给事务工作人员上政治课；事务工作人员们啊，有全国最好的政治教员给你们上课，你们多么幸福!
吃饭的时候到了，总理、邓大姐和我一起去吃饭。饭厅设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在那里又见到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食堂共6桌，每桌6大菜、3种主食，非常干净，美味可口，开饭的时候，服务人员秩序井然，待人和气。我觉得这和周总理经常给他们讲政治课是分不开的。总理的一言一行不是经常在给我们上政治课吗?!
西安事变10周年纪念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在旧政协开会期间，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正义要求。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快10年了，然而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位爱国将领却被蒋介石毫无理由地整整囚禁了近10年。我党的这一正义要求，在当时来说已经成为检验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有无和平诚意的试金石。这一正义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嘴里高喊什么“团结”啦，“和平”啦，“民主建国”啦等等好听的字眼，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伪善面孔。
果然，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马歇尔代表美国推行的假“调处”的阴谋已经彻底破产，暴露了美国政府援蒋反共的真实意图。由于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我党中央驻在南京的代表团工作即将结束。周总理于1946年11月16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内战罪行，并于19日返回延安。为了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决定在1946年12月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在延安召开一个纪念大会，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由总理讲演。领导上通知我参加大会，并要作大会发言。我那时在富县茶坊镇洛川特委工作，接到电话以后连夜赶到延安，并准备讲话稿。
第二天上午，会议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还来了两个美国记者。开会前，我在礼堂的第一排木凳上见到了总理。见面问好以后，总理对我说：“你今天要好好地骂他(指反动派)一顿，我的讲话还得有个分寸。”总理在说话时表情非常严肃，非常气愤。我说：“我憋了10年的气，今天要放。稿子请西北局看过了，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于是总理接过我的讲稿，看了一遍，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将稿子交还给我说：“行了，就是给你加重了一点语气。”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致词完毕，总理上台讲演，他用激愤的语调，揭露蒋介石的种种伪装，谴责反动派一手挑起内战，怒斥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讲得有理、有利、有节，处处击中反动派的要害。那两个美国人在下边很认真地记录着。总理讲演结束后，会场上爆发了一阵强烈的怒吼声。休息以后，我上台讲话，把蒋介石痛骂了一顿，放出了10年来一直憋在我胸中的怒气。
会议结束后，总理又找到我问了我最近的工作情形，当他知道我昨天赶了150多里路到延安，就对我说：“你下午好好地休息一下，晚上到广播电台去再骂他一顿。”指示我要把讲稿压缩到20分钟以内，并请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卓然同志帮我改一下稿子。由于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和周总理的精心安排，这次大会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无微不至的关怀
1949年8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我随西北代表团来到北京。不几天就接到通知：总理要在北平市军管会大厅宴请国民党起义人士，要我出席作陪。当时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蒋家王朝已是日薄西山，败局已定，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挥师南下捷报频传，革命形势如风卷残云，胜利在望。在这即将胜利的时刻，我又能见到总理了，心里多么高兴啊!那天要宴请的客人很多，会前未能和总理见面。宴会开始以后，我向总理敬酒，看到总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激动，这样高兴。是啊，他老人家为之奋斗近30年的事业就要实现了，怎能不激动，不兴奋呢?他拉着我向坐在他那桌上的客人介绍：“杨拯民是虎公的长子，27岁，已经是我们解放军军分区司令了。”并建议我和大家干上一杯，他自己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宴会散了，总理留在客厅和客人们谈话。我上前探问我父亲最近的消息。总理就大声向那些刚起义的国民党军人问道：“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可以告诉他。”在座的当时就有俩人答应了一声，总理随即介绍他们和我交谈。
会议快结束时，秘书通知我要作大会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我对来人讲，不想发言了。通知人员对我说，这是周副主席决定的，还有张学思同志也要发言。听后我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图，便答应一定准备。我一边准备发言稿一边想：总理一直主持着政协会议的内外工作，在会场上曾见他不断地写条子批文件，主持大会、小组会、宴会，在党员大会上作报告，和民主人士协商，还要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会议组织得严密细致。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竟然一滴不漏地想到了我和张学思发言，以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有人。当时邓宝珊先生曾对我说过，周公就是细致周到，就连在会场上保证每人能在席前喝到热茶这一细节都考虑到，真是安排得无微不至。想起国民党的“伪国大”，简直是杂乱无章，乌烟瘴气，无法对比。
会后西北代表团到东北去参观，回北京时我和王世泰同志有事留在沈阳。后来听别的同志讲，总理在接见西北代表团负责人时曾说王世泰和杨拯民没有回来。可见总理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挂在心里。
1949年末，我回到西安。不久就听到了重庆解放和我父亲遇难的消息，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当即请示了总理。总理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的残暴。”同时总理还关照一路有关单位予以支持。1949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给我们打来唁电，对我们是莫大的安慰。父亲的遗体大殓之后，于1950年1月15日上午11时在重庆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以后全国各地又举行了多次公祭，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无比仇恨。由于总理的关怀，我顺利办完父亲的丧事，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为社会主义建设操碎了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以后，总理更加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为党为国为民操碎了心。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时，我站在总理身边。开会之前总理兴奋地和大家谈论着。他问去过莫斯科的人：“你们看天安门广场比红场怎样?”有人讲大多了。总理说红场并不大，它把两边的高尔基大街连起来才能容纳10万人。我们只这个广场就能容纳50万人。如果把两边再扩大一下(指现在盖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地方)就更宏伟了。我们的总理在建国那一天，就有了建设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设想，就已经开始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
1950年春，我转业搞石油。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石油会议，总理知道我来北京了。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一辆汽车把我接到西花厅(总理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下车以后我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的世界。整个大厅灯火通明，总理办公室内外人来人往，犹如白昼一般。这里和外面是多么的不相称。外面已经是万籁俱寂，人们都在香甜的睡梦中，而中南海里却是这样热气腾腾一片繁忙。我想，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才把亿万人们的生活安排得幸福美满。到总理办公室坐下后，总理正忙着处理文件，要我等一下。时间不长，他放下手里的笔，走过来和我亲切握手，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总理我已经转业去搞石油，总理点了一下头说：“知道了。”他接着说，有人说此人安排不合适，问我有无此事。我说，我是愿意搞石油工业的，不是想做官。我准备去玉门油矿第一线，那里虽然艰苦一些，但我还年轻，要在西北戈壁滩上搞工业。总理热情地鼓励我一番，问我有什么困难，当时我还没有接触过石油工作，所以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来。我说西安国民党十七路军旧部属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总理问了人数等，说应当解决。并对我说：“我告诉汪锋(他在京)办理。”在我和总理谈话期间，不断有秘书送文件和材料，谈话也经常被电话铃声打断。又谈了一会儿其他问题，我一看表已经3点多了，就站起来向总理告辞说：“您休息吧。”总理笑笑说：“还早哩。”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遇到了总理。当时我正要进门，总理也正巧刚到，看见了我，他老人家就站在门口同我谈起话来。他集中地问了我西北石油的情况，以后就从玉门问到河西走廊，从青海的柴达木、新疆的塔里木一直问到了四川、东北和华北。问题接二连三地提出来，弄得我措手不及，仅有的一点关于石油地质方面的肤浅知识，被总理的问题挤得光光的。不难看出总理对石油工作是何等的重视。以后，我国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我知道这里凝聚着他老人家的多少心血。
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席卷全国，总理为全国人民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而感到欢欣鼓舞，更加拼命地工作着。8月下旬，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大炼钢铁会议，陕西省委派我出席。在一次电影晚会上，敬爱的邓大姐发现了我，随即告诉了坐在她身旁的总理。总理把我叫到身边，问长问短，并告诉邓大姐，说我已调到陕西省委工作了。我看到总理仍然那样精力充沛。
1961年，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到西安访问，我奉命陪同。他一下飞机就要我通知当时的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向他汇报工作。总理在西安逗留3天，除陪同外宾活动外，就抓紧时间找各方面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了解情况。一天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在钟楼鸟瞰市容时，总理发现许多大楼都是下马工程，“癞痢头”，便立即找我们问要多少钱、多少材料能把他们修起来。我大致估计了一个数字，总理便说，这不行，要精确的计算。并要我专门调查一下，给他写个专题报告。后来总理又陪同客人观看了招待演出。当时西安歌舞团演了一个音乐节目，总理听了以后问我：“这是什么旋律?”我回答总理说我对音乐是一窍不通的。总理很有感触地对我说：“我们的音乐还未找出一个正确的途径。”总理不但对音乐非常内行，而且从那时起总理就已经在琢磨文艺革命的问题了。这跟那个自称是“文艺革命的旗手”而实际上是个欺世盗名骗子手江青不是形成鲜明的对照吗?在3天的陪同期间，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总理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他的脑子就象是一座永远上足了发条的钟，不停顿地走着。他善于发现问题，更善于解决问题，事无巨细，都能够看到他的眼睛里，听到他的耳朵里，记在他的心坎上。
党的眼泪
1961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11日晚接到通知说，明晚6时总理举行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要我参加。12日晚，和西安事变有关的东北、西北方面的知名人士20余人到会。张学思、张学铭夫妇都参加了。总理和邓大姐相偕而来。和大姐见面以后，总理对我们说本来要请叶帅参加，他去了延安。席间，总理讲话，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张学思同志因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反动派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感情异常激动，在给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使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沉重，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我们说：“我的眼泪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4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听了总理的话，我的心情更加激动了，暗暗地想，党一刻没有忘记两位将军，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于其他无数革命先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想到是党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挽救了我。那个蒋介石，什么卑鄙无耻的勾当，什么流氓手段使不出来呢?没有党，我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怎能不使我感谢党呢?我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对总理说，多少年来我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但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请总理考虑。就是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到现在还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当把西安事变的真相整理出材料来。现在不抓紧，过若干年有些人就不在了，就不好搞了。在场的东北、西北的人士等都表示赞成。总理说：你这个意见好，最好由3方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并指定了统战部组织这一工作。张学思同志因伤感过度，未能终席，到休息室去休息。散席后，总理专门去看望他、安慰备至。临行时说，我今天晚上给你们准备了3个小时，现在还不到。最后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当时参加晚会的还有邓大姐、张学铭夫人米洛云、张学思夫人谢雪萍等。高崇民、杨明轩、南汉宸、车向忱、习仲勋、李维汉、童小鹏、李金德、强晓初、杨春圃、阎宝航等人。
永远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60年代初期，我有几次列席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中感到总理始终保持着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学习的表率。
记得每次中央书记处开会，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总理总是坐在旁边认真地听着。一次是工业书记会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当时邓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同苏修斗争，书记处会议由李富春同志主持，总理参加了会议。会议从上午10时一直开到下午5时，从听取汇报到讲话发言，总理自始至终是以一个参加会议的成员的口吻说话，使人丝毫没有感到他是以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作指示。最后是由富春同志作结论和确定问题。因为会议时间长，中间不休息，开饭时间，服务人员把饭送到会场，每人几个烧饼和一碗白菜豆腐汤。总理丝毫也不特殊，和大家一样，一边吃一边继续听会。当听到煤矿工人生活下降，热量不能保持，就插话说：“这怎么行，我们今天开会中间大家不吃这碗白菜汤也是不行的，最低限度的热量要有保证。”
还有一次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理报告莫斯科谈判情况，要和赫鲁晓夫集团决裂。报告的内容很丰富，所以不间断地开下去。到了吃饭的时间，每人发了一盘蒸饺子，边吃边听，总理面前照例也放了一盘。因为总理要作报告，没办法吃饺子，所以那盘饺子一直放到他的报告完了，征求意见的时候，总理才开始吃它。可是饺子已经凉透了。服务人员要拿下去换热的，总理不肯，拿过来就吃，边吃边听着别人的发言。总理就是这样处处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和大家平等相处。他关心别人的时候无微不至，而自己绝不特殊。
1965年，华北局有一次在天津召开汇报会，当时总理正在天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原定上午9点开会，总理准时进入会场。他不坐在主席位置而坐在旁边的位置上。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还没有到，总理就利用这段时间和到会的其他同志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丝毫也不急躁。等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主持会议的当时华北局的第一书记才到，宣布开会。象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说也说不完，就是这一点一滴的小事里却反映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这一点一滴的小事里体现的多么深刻。
永世难忘的教导
1966年春节，总理来到天津，我去看望他老人家。看到总理面容消瘦了，便担心地问道：“您老人家还是不休息地那样工作吗?”总理对我说，他这次来就是为了休息三两天。饭后，我同总理打了一会乒乓球，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的身体很好，经常运动，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不穿棉衣。”接着他又讲了一件事：“有一次照相，主席不穿大衣，而刘少奇是皮衣皮帽，我穿一件呢子大衣，三个人三个样，太不相称了。遂向主席学习，冬天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经过锻炼，完全可以不感冒，已感习惯了。”一句话，一点小事，体现了总理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多么深厚!我看总理不在意，又进一步说：“您年纪大了，还需要保重身体。”总理接着说到：“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起仗来和敌人拼，一粒子弹结束生命。”敬爱的总理，您已经有了近70岁的高龄，然而您革命的意志丝毫没有减退，象不老的青松依然充满着勃勃朝气。您心里装的只有奋斗；您心里装的只有工作，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心里装着全中国，全世界，唯独没有您自己。这是周总理对人生意义的最深刻的理解，他老人家也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自己的誓言，走完了光辉灿烂的一生。
总理得病以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惦念他的情况。得知总理病重的消息后，我吃不香睡不着，心如火燎，日夜盼望能去见他一面，亲自扶侍他老人家哪怕只有一分钟。但是由于万恶的“四人帮”的严密封锁，竟未能如愿。我只能给邓大姐写信表达我的心情，希望总理能早一点好，快一点好，早点回到我们中间来。然而竟是这样的事与愿违!晴天一声霹雳，等来的却是总理逝世的噩耗，我不禁悲痛欲绝。我不能相信这样伟大的人物会与世长辞，我不能相信再也不能看见那英俊的面孔，聆听那亲切的教导了，然而这却是无情的事实，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站在周总理的遗体旁，我实在不愿意离去，在一片悲痛的哭泣声中，我轻轻地喊着总理、总理……
总理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我的领导，我的保护人，我的父执。可是几十年来，总理待我从不以父辈自居，总是平等相待，以身作则。他，表扬我时使我鼓舞，批评我时使我舒心，关怀我时使我温暖，指示我时使我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每次见到总理，总会给我留下不同的深刻印象，使人倾心，促我效仿，给我勇气，催我奋斗。“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交”在这里是交谈之意，醇醪是美好的甜酒)这是三国时程晋赞美周瑜的话。凡是和敬爱的周总理接触过的人无不有此感觉。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