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篇-周恩来与杜斌丞
宋新勇 张 明
周恩来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与许多党外人士结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被誉为“西北领袖人物”的杜斌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杜斌丞1888年5月10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立志“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回陕北后，接任榆林中学校长，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革命青年，被誉为“革命的教育家”。
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政，杜斌丞应邀成为杨的高级参议。他倡导“西北大联合”，主张“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夫然后乃能建设西北，并以之抵御日寇也。”1931年11月，杨虎城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入甘，孙蔚如被任命为甘肃宣慰使，杜斌丞任甘肃宣慰使署秘书长，襄理政务。1932年秋，孙蔚如率部被迫撤出甘肃，移驻陕南。杜斌丞倡议联共反蒋抗日，促使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挫败蒋介石驱使十七路军与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的阴谋。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谈，派人与杨虎城秘密联络。他与杜斌丞交往广泛，真诚相处，成为挚友。他在杜斌丞从爱国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毛泽东称赞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的朋友”，周恩来评价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与杜斌丞的情谊与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历史上的一个典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侵占东北，虎视华北。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愿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部队订立抗日协定。1935年12月初，中共中央派汪锋为代表，携带毛泽东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秘密到西安联络。周恩来嘱咐汪锋到西安后，要专门拜访杜斌丞，通过杜斌丞了解杨将军的思想状况，开展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一天晚上，汪锋秘密拜访了杜斌丞。他告诉杜先生，毛泽东致杜斌丞的亲笔信已转交杨虎城，毛泽东在信中说：“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汪锋还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杜斌丞听后非常激动，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和关心。他介绍了十七路军的情况，对如何促进抗日，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说，杨先生在政治上有见解，有爱国思想，敢干，刚直，有主见。他自己决定的事情，别人不易改变。杨先生对蒋介石没有什么信赖。目前，蒋介石极力限制、削弱、瓦解杨的势力，使杨忍无可忍，对蒋介石更加戒备。所以，蒋、杨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杜斌丞当即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力促进西北军和红军合作抗日。从此，杜斌丞积极支持和协助共产党在西安的活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杜斌丞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他代表杨虎城参加周恩来主持的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方面组成的“联合办公厅”。开始，杜斌丞认为，蒋介石独夫民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从大局出发，从联共逼蒋抗日的态度上看，要听听共产党的主张后，再做决定。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周恩来专程到杜斌丞家中看望，周与杜亲切交谈，并提出从民族利益出发，实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当即表示：“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跟着共产党走!”周恩来建议杜斌丞重视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杜斌丞即和杨明轩商定，请周恩来在西安“青年会”给西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省政府各厅、局的代表作报告，全面讲解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杜斌丞要求省政府各代表回厅、局后，广为宣传。12月23日，政治设计委员会讨论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和放蒋问题时，杜斌丞极力主张要有具体保证以后，才能放蒋。当听说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回南京时，杜斌丞捶胸顿足，连声说：“大势去矣!”“天地间竟有这等事!”周恩来和张文彬赶到他家做解释，鼓励他要继续坚持“三位一体”的原则，多做解释和团结工作。杜斌丞和省政府立即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省政府各厅、局科长以上的职员开会，请杨虎城作报告，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杜斌丞在大会上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坚持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方针，务使和平协议得到实现。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迅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杜斌丞派马文彦到南京找于右任，了解国民党人士对国共合作的反映。马文彦到南京后，见到于右任，于谈到他对国共合作的看法时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杜斌丞将于右任的话转告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对马文彦说：“我来南京路过西安，见到杜斌丞秘书长。你搜集到的反映我看了，很有用处，你要继续和于先生保持联系。”
1938年秋，杜斌丞卸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仅挂省政府委员名义。他拒绝胡宗南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的拉拢，两次撕毁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1940年，他接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讲稿，闭门谢客，精心细读，异常兴奋地说：“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
1940年7月，国民党特务闯入杜斌丞家中，抓走佣人和客人。他愤恨地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从此专心致力于西北、西南的抗日民主运动，曾三次到西南，结识了张澜、李济深、李任仁、朱蕴山、章伯钧、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等人，开展爱国民主活动。
1941年夏，在周恩来的帮助和推动下，秘密的政治团体——中华民族大众同盟成立(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1年秋，杜斌丞经王炳南、屈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担任陕西组组长。他在西安秘密发展盟员10多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不断组织和介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学习或工作。1945年春，杜当选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代号是“湘”。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0月，郭则沉持张澜主席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邀请杜斌丞加入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和杨明轩、王菊人等人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杜斌丞当选为主任委员。
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指示王炳南，与共产党的老朋友杜斌丞先生共同商议，加强西北的统一战线和宣传阵地。杜斌丞从重庆回到西安后，由田一明出面，邀请西安的《秦风报》和《工商报》负责人共同商谈，决定两报合并为《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由田一明大力协助募集资金。在杜斌丞的主持下，成立了新的董事会，杜斌丞任发行人，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张性初任正副社长；耿炳光、李子健、郑伯奇、梁益堂等负责编辑部的工作；葛凤梧、刘映胜任经理，聘请关梦觉为社论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成为民盟成员，有的还成为“小民革”等成员。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涉，杜斌丞在报社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但这张报纸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编辑出版的。
《联合版》发行之初，杜斌丞带来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让报纸在国统区长期存在，要讲求策略，开始时表面不要太红，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很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这样才能与法西斯势力作长期斗争。在杜斌丞的帮助下，报纸与党的联系渠道始终畅通。
《联合版》的第一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突出了西北的斗争特点。报纸在第二年逐步扩大报道面，增加远方通讯，透露西南等地文化和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活动。1945年，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报纸社论强调团结，反对分裂。还发表了《八年来日寇的诱降阴谋》资料稿。杜斌丞主张在大力报道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在国际评论中尽力联系中国实际。《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新闻战线上一只响亮的民主号角，引起读者重视。郭沫若、沈钧儒等人来函称“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
1945年6月16日，周恩来、任弼时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周子健，嘱咐告诉杜斌丞：希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农村工作，特别是做好军队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能与中共一起制止内战。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日，杜斌丞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6年1月，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旧政协会议，被推选为军事考察团团员。
周恩来在这期间对西北民主运动提出建议：第一，杜先生在西北威望卓著，应利用有利条件，发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第二，杜先生在西北军中有影响，应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争取进步力量的作用；第三，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动员起来制止内战，把《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办成西北的舆论堡垒；第四，要发动西北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民主运动。
杜斌丞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与王若飞、王炳南多次商谈团结高桂滋、邓宝珊等人，并亲自做了许多工作。
旧政协会议闭幕后，杜斌丞要回西安。周恩来闻讯特邀他会面，劝他暂留在重庆。周说：“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的方面也能作出伟大贡献!”杜斌丞表示：“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
1946年2月4日，杜斌丞由重庆回到西安。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健全组织，推选杜斌丞为主任委员。确定西北民盟的政治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权，加速和平建设。除杜斌丞外，其他盟员和支部仍处于秘密状态。
2月8日，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表明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而斗争的决心。他还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杜斌丞的谈话引起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也引起蒋介石、胡宗南的仇恨和恐惧。国民党反动派3月1日组织游行，砸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营业部和印刷厂，公然枪杀了《联合版》的法律顾问、盟员王任，绑架了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李敷仁(枪杀时遇救)，5月3日再次捣毁《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的“西安血案”。杜斌丞坚持斗争，岿然不动，对朋友说：“今日没杀头，今日且干一天。”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和陕西省戒严总司令祝绍周称：“杜斌丞、白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迅即查办。”3月20日，在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的第一天，杜斌丞遭陷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据理斗争，作诗叙志。就义前，他留下遗书“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终年60岁。
1948年2月，周恩来副主席在杨家沟接见米脂县县长姬伯勋。听取了米脂县关于筹建“斌丞图书馆”和请毛泽东题写馆匾的报告，周副主席极为伤感地说：“斌丞嘛!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地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激昂慷慨的维护民主言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蒋介石害怕他，人民需要他。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党以后是要纪念他的，你们现在创立图书馆纪念他，我同意，馆匾的字请林伯渠主席写为好。”
1948年10月7日，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毛泽东主席亲书“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等人也都题写了挽词，高度赞扬杜斌丞一生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建国后亦多次举行纪念杜斌丞活动。
杜斌丞、周恩来虽然先后离开人间，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后人，为创造繁荣、昌盛、民主的中华民族而不断前进!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