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篇-周恩来与屈武
梁星亮
在屈武的一生中，结识过不少革命家、同志和朋友，而其中情谊最为深挚、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同周恩来的交往。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屈武都把周恩来当作最崇敬的领袖和最知心的朋友；而周恩来也十分尊重屈武，多次称赞他为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重庆相识
1938年10月，羁留苏联达12年之久的屈武辗转回到祖国。在山城重庆，他与家人团聚，与亲友相会，心中增加了许多欢快。尤为高兴的是，经同乡、老朋友王炳南的介绍，屈武结识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那是1939年1月中旬的一天，屈武在王炳南的引见下，在重庆曾家岩50号会见了周恩来。当王炳南把屈武介绍给周恩来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屈武的手。屈武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周副主席，见到您太高兴了!”虽然是初识，但周恩来亲切的笑容，从容的举止，一下子就把屈武吸引住了。
坐定以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屈武说：“关于你的情况，王炳南同志和王若飞同志都向我作过介绍。前些时候，廖承志同志从香港来信，也谈到了你，你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其实，我也多少知道你的情况。我们同岁，都生于1898年，而且是南开同学，只是我比你早一些。你留苏12年真不容易，我们十分欢迎你回国参加抗战。你有什么打算，就直接提出来吧。”
屈武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两点请求：第一，请求恢复我的党籍；第二，我在苏联是学习军事的，请让我上前线打仗吧。
对屈武的请求，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恢复你的中共党籍好不好呢?当然好。上前线打仗，好不好呢?也好。但是，我以为，以你的学识，以你的经历，特别是以你的关系，你的最佳位置，还是站在党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好。这样，你的贡献也许会更大一些。中国革命有多条战线，统一战线就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考虑再三，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你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有着广泛的联系，且有些人与你关系很深，这就是你搞统战工作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嘛!”屈武聆听着周恩来一字一句的教诲，不时地点头称是。
接着，周恩来将话题转到屈武的岳父于右任方面来，说：“我对于于右任先生是很尊重的，也同他有过交往。抗战开始后，南京尚未沦陷时，一天，我和朱总司令拜访于先生，谈话内容甚广，并在他家用了晚餐。临行之时，我对于先生说：我们要办《新华日报》，你是中国最早的报人之一，当代的书法大家，请您写个报头。于先生一口答应。第二天一清早，我派人送去一卷宣纸，于先生马上动笔。写上几幅之后，总觉得不够满意，共写了19幅之多。并对那位同志说：‘全拿回去选一幅好了。’由此可见于先生对《新华日报》的重视，对国共合作的真诚。”屈武说他也听岳父讲过这件事情。
说到这里，周恩来特别叮嘱屈武：“人都是有缺点的，于先生也不例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他有时态度不够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你应该爱护他，在政治上帮助他。”周恩来还说：“你同蒋经国的交往很深，能不能通过他来给蒋介石先生一些影响呢?你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
周恩来还详细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延安方面的情况，给屈武介绍了毛泽东的重要言论和中共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屈武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
不知不觉谈话已持续了3个多小时。吃罢午饭，屈武告辞。临别时，周恩来再次嘱咐屈武要好好帮助于右任。
屈武和周恩来在重庆初识，不仅精神上受到鼓舞，更使他受益非浅。日后，屈武经常到“周公馆”或是请教问题，或是反映情况，或是接受任务。在周恩来的教诲下，屈武仔细地体察时局的变化，使他看清了政治上是非的分野，认识到抗战的胜败，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到底；而能不能坚持到底，就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这一认识，成为指导屈武当时和以后政治倾向和行动的定向器。
不负重托
屈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放弃了上前线打日本的打算。从1938年到1944年，屈武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时间。他一直体念周恩来的苦心，按照他的教导和指示，帮助于右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9年初，周恩来找到屈武，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元老，他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后，曾派一个在上海活动多年的“CC”代表人物吴开先到重庆进行日、汪、蒋的联络工作。周恩来获悉后，立即要屈武告诉于先生，请他注意，于右任立即表示，决不能听任这些人干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他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恪尽努力。
1939、1940两年，国共两党磨擦事件迭起，给团结抗战的局面蒙上了阴影。于右任由于不了解事实真相，加上受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宣传的蒙骗，一度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所怀疑。一次，于右任问屈武：听说共产党在前方不抗日，扩充势力，究竟想干什么?屈武回答说这些都是有人故意造谣。据他所知，共产党是坚持抗战的，对国共合作也是真诚的。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有些人不顾抗战大局，一再制造事端，挑起纠纷。于右任听了，大为不满，认为屈武有偏见。于是，屈武就委婉地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国民党内确实有人反共，并且表示他决没有抹煞国民党军队抗战功绩的意思，而只是指出不利于抗战的危险确实存在。屈武的话有理有据，打动了于右任。他沉吟了一下，便问屈武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屈武直说有的是听王炳南讲的，有的是周恩来告诉他的。于右任一向很尊重周恩来，对王炳南也很熟悉，对他们的话，当然不能不信。这时他也有所觉察，的确有人在向他的耳朵里灌输反共的谎言。他担心屈武同周恩来联系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很不安地对屈武说：“你要当心啊!重庆到处都是特务。”1940年秋，于右任在重庆接见中训团陕西籍受训人员时，特别指出：大敌当前，绝不能存党派成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祸，做民族的罪人。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违背抗战国策，冒天下之大不韪，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屈武及时把事件的真相告诉了于右任。于右任听后非常气愤，拍着桌子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他沉默了一阵，叹了一口气说：“唉!讲了有什么用处呢!”屈武十分理解于右任的处境，对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衷深表同情，劝告他不要过分难过，希望他为维护国共合作尽心尽力。以后，他听到周恩来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扣发《新华日报》而坚持斗争的消息，倍加赞誉，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伟大!”当周恩来把从军警手中夺回来的《新华日报》托屈武转赠给于右任时，于大为感动，十分动情地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我知道它的分量。周恩来把它送给我，是有深意的。”
于右任一生为政清廉，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贪污腐败早就深恶痛绝。有一次，他主政的监察院揭发了一件重大贪污案件，被弹劾的涉及到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右任坚持要履行监察院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极力予以庇护，气愤之下，于右任表示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抗议，他离开重庆去了成都。他走后两天，周恩来知道了，他一方面认为于先生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但又担心于先生的安全，建议屈武立即赴成都，说：“于先生一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赴成都去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还嘱咐屈武向于右任表示慰问，说：于先生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屈武赴蓉后，向于右任转达了周恩来的关怀，于右任激动不已，并叫屈武向周恩来转达他的谢忱。不久，于右任又回到重庆，周恩来对屈武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屈武在重庆的言行，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和不满，遂于1944年春以调屈武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为名，命他离开重庆。屈武把这一情况及时汇报给周恩来，流露出不愿离开他的直接指导，不愿丢下那些对抗战有意义的工作。周恩来认真考虑之后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联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屈武在担任有名无实的建设厅厅长一年多时间内，同周子健多次秘密接触，反映了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的情况，此外还和杜斌丞、杨明轩等一起做了许多有益抗日的工作。1945年9月，屈武以到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为由，回到重庆。旋又受张治中延揽到新疆任职。
和平使者
1945年秋，正当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积极为发动内战作准备。但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地区的农牧民武装起义尚未平息，他急于安定大后方，稳定人心，即组成以张治中为首的中央和平代表团，赴新疆解决“三区”问题。张治中行前征询屈武的意见，欲将屈武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一同前往新疆。屈武恐怕蒋介石不会批准，一时举棋不定，立即去见周恩来，陈述前情，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对屈武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去新疆，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张治中的字)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不断地帮助他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好作用的。”在蒋介石批准屈武去新疆后，周恩来又对屈武交代一项重要任务，说：“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请他到新疆后，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张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他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置之脑后淡忘下来，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处理这一重大问题。”
屈武到新疆后，对周恩来交办的大事一直萦绕在心头。张治中全力注重解决“三区”问题，无暇过问释放中共党员的事。屈武心急如焚，经他再三提醒和催促，张治中在1946初下令释放关押4年之久的马明方、方志纯、张文秋、高登榜等130多名中共党员，并专门为中共党员举行了欢送宴会。这些中共党员返回延安之时，屈武和张治中还特意通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选派得力人员随行护送，并致电周恩来知晓。后来，周恩来见到屈武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协助张文白先生完成了这件最重要的任务。”
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4月初，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举行，屈武也参加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并担任顾问。由于蒋介石方面没有丝毫诚意，和谈僵持不下，张治中乃派黄绍竑和屈武返回南京复命。
周恩来得悉屈武即将返宁，于4月16日凌晨4时亲往屈武的住所，同屈武就于右任北来、新疆部队将领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周恩来说：“于先生北来问题的决定我都完全知道了。白天张文白己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于干涉。”屈武对周恩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代表团多数人同意张文白的意见，我也不便表示不同观点”。周恩来接着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考虑，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来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他，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在谈到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周恩来特别向屈武叮咛道：“我要特别提请你注意，国内实现和平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快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屈武对周恩来表示：“一定记住你的吩咐!”周恩来道：“祝你成功，听候你的佳音!”
屈武回到南京，见到于右任，把北平和谈经过和一些会议情况告诉了他，并说道：“看来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于右任说：“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在那里不回来了。”屈武说：“这正是周恩来先生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屈武还把周恩来希望于先生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告诉了于右任，说：“我在北平与恩来先生握别的时候，他一再叮咛我，让我马上转告你，让你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他会派飞机接你去北平，一同共事。”于右任甚为感激，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他的周围已布满了特务，被严密地监视着，怎么可能让他留下呢?
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屈武为早日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返回新疆，协助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而此时于右任已身不由己，被挟迫去了台湾。
在总理身边
1950年2月，屈武由新疆调往北京工作。到京后，周恩来对他在新疆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几天后，周恩来领屈武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称赞屈武说：你在新疆的任务已经完成，那里的局面已稳定，准备安排你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征询你有什么意见。周恩来还对屈武说：现在可以恢复你的党组织生活了。屈武由衷地表示，能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是非常高兴的。后来，经李克农、徐冰介绍，屈武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屈武除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外，还先后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并参与领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政协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继续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61年，在台湾的于右任通过他在香港的老朋友吴季玉，向北京章士钊先生透露了一桩心事：“今年是我妻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件事，并说：于胡子(这是一些人对于右任的尊称)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关照。周恩来决定屈武去西安，以女婿的名义为于老夫人做八十大寿，并交待要屈武和他的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和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同赴西安。周恩来还特别嘱咐：“我们决不能为这件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4月4日，屈武一行4人到达西安，前往书院门20号看望了于夫人高仲林。于老夫人见亲人忽然到来，不禁喜出望外，一时说不出话来。屈武对于夫人说：“我这次受周总理委托，带北大、梅君和周伯敏特意来西安为您老人家祝八十大寿。老人家一听是周总理派屈武等人为他祝寿，眼里的泪花夺眶而出，说道：“周总理的工作那么忙，还记着我这老婆子。”屈武的夫人于秀芝更是笑着对母亲说：“是周总理派屈武给您老人家祝八十大寿来了。”
4月6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的安排下，于夫人的寿礼在西安饭庄举行，于右任在西安的亲朋故旧20余人出席。于夫人十分高兴，不时地对大家说：“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谢谢周总理，谢谢大家!”
事后，屈武准备把于夫人寿礼的盛况告诉于右任。正在准备动笔之时，他的思想上山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给于先生的信必须使他知道周总理对他和留在大陆上家属极其关怀，必须在信里写上周恩来的名字。那么这封信到台湾，如果被特务发现，对于先生将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因此而遭祸，则不仅对不起于先生，也白白地枉费了周总理对于先生进行统战工作的一片苦心。如果给于先生的信里不告诉周总理对他关怀的深情厚谊，写这封信又有什么意义?
屈武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他就到于右任的老友邵力子家里去请教。邵力子十分机智地想出办法，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4个字就行了”。他解释说：“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总理，而别人看到不会联系到周总理的身上。”屈武按照邵力子的指点写了信，特别指出“濂溪先生”对于先生一直关怀备至，这次西安祝寿就是“濂溪先生”安排举行的。于右任收到屈武的信和附带的照片、礼物后，喜出望外，托人带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忱。那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关心身在台湾的于右任，不能不使这位八旬老翁感动万分，而屈武作为于右任的亲属，更为感激，当屈武向周恩来报告了于右任收到信、照片和寿礼后的愉快心情和对周总理的衷心谢意后，周恩来点了点头，笑道：“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屈武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其中罪名之一，是为于夫人祝寿，被诬为同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遥相呼应。先后隔离关押达8年之久。屈武虽身陷囹圄，备受摧残，却丝毫没有在邪恶势力面前低头。1972年，屈武写信给周恩来，请求早日解放他和其他被关押的同志。周恩来见信立即召见专案组负责人，问他们以什么罪名把屈武关押狱中?他们答复以“反革命”罪名。周恩来问有什么证据?他们答复说还没有发现任何反革命的罪证。周恩来说：“既然关押调查了4年之久，而没有发现任何反革命罪证，就该释放了吧!”这些专案人员转而到江青那里汇报请示，江青竟擅自下令“继续关押”，致使屈武又多坐了两年牢狱。
直至1974年9月，周恩来最后审批参加建国25周年国宴名单时，把屈武的名字列入补充名单，送请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亦批准同意。屈武看到周恩来因国事操劳和病魔缠身而面容憔悴时，禁不住潸然泪下，心中默默地祷念：总理，祝愿您健康长寿!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屈武悲痛欲绝，他含泪瞻仰周总理遗容，参加了追悼会，向敬爱的总理最后告别。屈武生前的书房里，长期悬挂着周总理和他、傅作义、张治中合影的照片，以永世崇仰和缅怀这位世纪伟人。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