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
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编
二十九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十一月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这一仗，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同时，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为抗日创建了立足点和出发点。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提出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并决定一九三六年二月渡河东征，开辟山西西部五县根据地，打通抗日路线。
开完瓦窑堡会议，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到延长，与彭德怀、叶剑英等召开军委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问题。
军委会议之后，彭德怀根据军委的决定，到黄河边详细侦察地形，选择渡河点。叶剑英留在延长，组织地方党政机关全力以赴，星夜赶造船只，征集船工，并加强对船工的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他还根据军委的指示，制定行军、宿营计划，组织部队向前沿阵地运动，为东征部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二月二十日晚，一军团从沟口，十五军团、方面军直属队从河口开始东渡黄河。两个军团先头部队，一举突破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攻占了晋绥军沿河碉堡，控制了滩头阵地，掩护主力渡河。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报告了我军顺利渡河的情况。
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旗开得胜，很快占领黄河东岸，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之间的吕梁山区。军委为了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分兵南下北上，组成右、中、左路军。叶剑英负责指挥中路军，继续围困石楼晋军，开展石楼、中阳、永和等地的群众工作，迅速发展地方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
中路军战斗部队虽然很少，但由于指挥得当，部队英勇战斗，与晋军周旋，箝制了敌之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的军事进攻，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前委机关的安全。同时，他还领导部队大力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和游击队的建设，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圆满地完成了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抗日先锋军原准备开往冀察前线，与日寇直接作战，但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无理阻拦。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决定回师陕北。
三十
我军东征返回陕北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统—战线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
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我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就开始了统战工作。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和张学良还秘密地举行了“延安会谈”，共商救国大计。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叶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安塞的。
七月二十六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阐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健全了组织机构，明确了分工。他要求安塞、延安工委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及时了解东北军各部的番号、位置、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了解主官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特长、个性等情况，并提出了在东北军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意见。
安塞、延安工委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东北军一○七师六三○团陶翊周营长就是其中一个。叶剑英经常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他的营区，进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友好活动。八月二十日，叶剑英以中共中央工委代表的名义写信给陶翊周说：“党决定陶翊周同志为一○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璞玉两同志为委员，负责指导一○七师党的工作。刘仲明同志为中央巡视员，随一○七师行动，负责指导并帮助你们进行党的工作。党对陶翊周及王、李两同志极倚重，望积极无畏地为党工作”。
这样，一○七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叶剑英还对一○七师师长刘翰东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并派人常驻该师，加强联络。
为了争取更多的东北军官兵，叶剑英领导东线工委在杨家沟、枣园等地开办集市，允许他们来市场购买东西。他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演出抗日剧目，激发东北军官兵的抗日热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演到《亡国恨》这一类悲剧时，东北军中盈泪者不少。”
叶剑英在开展对东北军基层统战工作的同时，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延安地区的十七路军一个团，积极进行争取工作。他让刘仲明用“中央红军警卫团”的名义与这个团通信，建议双方停止交战，彼此通商，并要求对方约束民团。
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经过叶剑英和东线工委的共同努力，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真正的友军。
三十一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在西安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他们分别派人同广西、四川、云南、山西、北平、山东和新疆等地的实力派进行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还请我党在东北军负责联络工作的刘鼎，回陕北征求意见，要求红军给予支持。
叶剑英分析张学良当时赞成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其自身原因：一是红军不可征服，他在“剿共”中受到沉重打击；二是他发现蒋介石的阴谋是利用东北军打红军，使之两败俱伤；三是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不准他抵抗，丢掉了整个东北。不仅杀父之仇未报，反而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代蒋受过，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四是东北军将士流落关内，怀念故土，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打回老家去。部下的这种抗战激情，对张学良是极大的推动。他为了民族的利益和自身的生存，愿与红军合作。
张学良为了实现西北的抗日局面，要求我党中央派代表去西安加强与红军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中央认为，叶剑英不仅对军事很有研究，而且在政治斗争方面有丰富经验，又作过一段东北军的工作。因此，决定派他去西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叶剑英肩负党的重托，从保安出发，密赴西安。同往的有潘汉年、彭雪枫、汪锋、吴自立等十多人。他们一行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名义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路过西安，返回南京。有人说“这不是演戏吗?”叶剑英说：“这不是演戏，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把这看成演戏，那这戏一定要演好，如演不好，不仅完不成任务，还可能有生命危险。”接着他对沿途的注意事项，做了明确规定。他们先到富县(鄜县)张村驿，然后骑马到东北军的驻地，换乘汽车到西安。
张学良对叶剑英的到来极为重视。为了确保安全，他把叶剑英安排在他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里，化名杨先生。孙铭九对这位“杨先生”的身份当时并不了解，正象他回忆说的：“他(张学良)特别要我把一位红军代表接到我家里同住，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这位代表身着便衣，三十多岁，风度翩翩，象个书生。事后，我才知道这位风度翩翩的书生，原来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将军。”
叶剑英去西安时，给张学良带去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这个草案是我党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想请张代转蒋介石。张学良看后请叶剑英、潘汉年用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以便由他向蒋介石提出。
叶剑英在西安与张学良进行频繁的会晤、会谈，研究双方的军事行动。双方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张学良对我军的战略计划表示同意，并将东北军的有关情况告诉给叶剑英。为了表示团结抗日，张学良答应给红军拨款五万元，解决棉衣一万套。这时，我军正围困马鸿宾部于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蒋介石命张学良帮助解围。叶剑英应张学良请求，电告中央，解除了李旺堡之围，使双方基层建立交通，和睦相处。
叶剑英一方面作为红军代表与张学良联络，一方面代表中央与外界秘密联系，接谈有关事宜。他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仅十月份，就先后十八次致电中央，详细报告了他同各方面会谈情况。工作成效十分显著。
十月二十九日，叶剑英、刘鼎就蒋介石同张学良会谈情况向中央汇报说：“蒋、张已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剑拟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
十一月上旬，经中央同意，叶剑英回到保安。毛泽东召开会议，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由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中间，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毛泽东要叶剑英速去西安，并嘱咐他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然后去苏联治病。叶剑英一行立即动身赴西安。到了富县，却找不到接头人。他与王稼祥写信报告中央。这时，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央回信说：张学良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党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周恩来先去，剑英即刻返回延安，乘飞机前往。
三十二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给张、杨以实际援助，争取实现抗日主张。在派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的同时，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中央还命令红军主力准备进驻延安地区，必要时插到蒋军之后，与张、杨部队一起，粉碎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到西安。他代表党中央与张、杨商讨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研究了对付南京亲日派的军事部署。其后，又与蒋介石谈判。
叶剑英赶到西安后，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研究对付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参加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以及个别访问、接见等。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周恩来。同时将各方人士对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种反映电告中央。由于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带有普遍性，中央立即复电。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会，扩大了党的影响。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在西安人员之间，全力做好善后工作。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们分别看望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转达了我党对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期望，指出了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
但是，与人们的期待相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采取政治欺骗、军事压迫的办法，妄图搞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削弱西北革命势力。
内战又面临着一触即发之势。周恩来、叶剑英和其他同志，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们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协商，发表了一份态度严峻、措词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的高级领导人，共同协商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建议：在军事上我们应集中主要兵力，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潼关西进之敌，摆成一个鳝鱼篓子形，使敌人进得来，出不去。东北军在东部正面防线部署一个军、两个直属师、两个骑兵师。十七路军大部集中渭北各县。红军主力一部在渭北，一部在商洛，这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战可和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三方的一致赞成。
蒋介石看到西安方面采取了强硬态度，国内外舆论对他又十分不利，遂未敢轻举妄动。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派人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正当谈判顺利进行的时候，西安方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在和、战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受命于张学良代理指挥东北军的杨虎城处境十分困难。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而且和、战两派都极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在此时刻，周恩来和叶剑英经常主动接近他，帮助他分析形势，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使他很受感动。 周恩来和叶剑英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多次找他们谈心，开导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杨虎城到渭南，召开军事会议。他强调要维护团结，反对分裂，“三位一体”(即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坚持到底。然而和、战问题不断出现反复，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一意孤行，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实行“兵谏”。为预防不测，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周恩来和叶剑英将大多数工作人员转移到三原红军总部。他们继续留在西安，四处奔走，反复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争取各方力量团结抗战。
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东北军和、战两派分歧愈演愈烈。二月二日，发生了枪杀王以哲的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的将领传达共产党反对杀害王以哲的犯罪行为，并表示共产党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继续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不久，南京和西安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叶剑英继续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三月初，东北军缪澂流、刘多荃把富平城防交给中央军七十九师。十七路军对此反应强烈，认为高陵、富平原属十七路军防地，西安事变以后归东北军暂住，东北军调防后，理应归还十七路军。叶剑英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东北军我党地下党员刘澜波等前往高陵，说服缪澂流、刘多荃把富平归还十七路军。叶剑英始终不忘东北军、十七路军这两个朋友，经常调解他们的矛盾，维护了团结。
不久，我党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了“红军联络处”。这是在十年内战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周恩来、叶剑英在这里与国民党联络，与各方人土洽谈。周恩来倒延安后，叶剑英在这里又与顾祝同谈判，要求释放四方面军在河西被俘的同志。并负责与国民党当局交涉领取军事物资和红军整编以及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等事宜。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二日，叶剑英重访西安办事处，挥笔写下这首七绝，以史入诗，溶数十年往事于寸言之中，怀并肩战斗的故人于风雪之下，对这段历史作了一个很好的小结。
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