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斗在长江局 一、组建南方抗日指挥机构——长江局
李志英
在南京失守前，国民党机关大部分迁到武汉，这里成了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为了适应斗争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各省党的工作。
国民党的不坚决抗日路线，带来了抗战的危机，华北大部分国土沦陷敌手，上海、南京又相继失守。当时，在国民党营垒中，对日妥协投降的种种论调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面临严重的困难。中共长江局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长江局的领导人，在困难而复杂的形势下，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了大量艰苦而卓越的工作，对开创新局面，掀起抗战高潮起了重大作用。
一、组建南方抗日指挥机构——长江局
1937年博古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十二月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同时，由于王明的参加，也是一次有波折的会议，这对博古不能不说不是一个考验。
1937年国际风云变幻，欧洲处在大战的前夜，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6年3月21日希特勒就叫嚣“欧洲应建立新秩序”，并且宣称“要用一切手段使德国人占有全世界”。(1)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的侵略集团开始形成。希特勒在他著的《我的奋斗》中就宣称“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了进行战争”。(2)这时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维护本国的既得利益，姑息养奸，顽固推行其绥靖政策，企图将“祸水东引”，利用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力量来打击社会主义的苏联，以达到坐山观虎斗的目的。
而这时的苏联面临着法西斯侵略集团东西夹击的危险。斯大林为了摆脱苏联所处的不利境地，1937年8月21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抗日的神圣战争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也想用中国的力量把日本拖在中国大地上，从而减轻来自东方的压力。所以斯大林一直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看做是抗日的主体，很担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政策会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因此派王明回到中国，因为他相信王明会无条件贯彻这一精神，就是不要使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影响了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一行16人，从莫斯科，途经新疆迪化到达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亲自到机场欢迎。毛泽东在致欢迎词中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3)大家相互握手拥抱，以后又在陕北公学召开了欢迎大会。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也就是历史上的十二月会议。博古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南京赶赴延安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等。王明回国以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以党的领导者自居，在会上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4)他还强调：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在军事上他主张要打阵地战，主张集中，将我们的部队编成正规军和国民党军队一起在正面战场上打日本，进一步说就是保卫苏联。王明的报告与洛川会议的精神中所提出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但是王明的报告在会议上却受到相当一些人的赞同，这是因为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而在回国前又受到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不少人认为王明讲话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军事干部对洛川会议中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抱有不同的看法，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这样既可振奋我们的斗志，又可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这两种思想都促使不少人同意王明的观点。但是这些人没有正确估量当时的形势，当时我们只有3万军队，如果配合国民党军队，去打阵地战，这支军队能打几仗呢?可以说打不了几次，就消耗完了。再说，当时如果跟着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我们既无后方，又无根据地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十二月会议如何估价呢?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会议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发言中就指出：“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的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呢?在战争问题上，是独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呢?”(5)
王明的报告在大会上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只于12月13日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及《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2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和秘书处成员。
会议还增补了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与蒋介石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以便进一步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
在十二月会议上，博古也是同意王明的观点的，他之所以同意王明的观点并不奇怪。因为他将共产国际看得十分神圣，对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十分尊重的。而这一次王明归国，曾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他更为坚信不疑。何况与会大多数人员同意王明的观点呢?
事实上他与王明的观点是有差别的。当时他已经有了与国民党打交道的实际经验，他知道国民党蒋介石企图通过合作抗日吞并或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罪恶阴谋，而且在处理一系列实际问题时，坚持了正确的原则，避免了损失，保存、组建和发展了党的力量。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与王明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如果说出于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崇拜而赞成王明的观点，那也有本质的差别，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化的同意罢了，决不意味着他又追随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此以前他曾指出了项英声明集中军队的危险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根据会议精神，12月18日博古与周恩来、王明、邓颖超、孟庆树等人从延安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原日租界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今汉口长春街57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内。中共长江局也将机关秘密设在这个楼上。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应蒋介石的邀请来武汉谈判的。所以到武汉不久，周恩来、王明、博古于20日先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接触和交谈，并为与蒋介石会谈作好了准备。陈立夫承认两党关系需要调整，表示要制定共同纲领，并努力使它实现。
12月21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首先由王明就当前抗战的形势、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合作的任务、当前共产国际活动的情况以及苏联的有关的一些建议做了介绍。接着博古就陕甘宁边区、联络参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做了补充。最后，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军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6)
蒋介石听了以后，表示“所提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并且还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7)并明确表示，今后两党关系已经告诉陈立夫与你们共同商量。最后他提出希望王明留在武汉协助工作。因为蒋介石知道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委员，而且与苏联有关领导人关系较好，把他留下来，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是有好处的。王明表示也愿意留在武汉工作，按照毛泽东的原来的意图，王明在谈判后应回延安工作。
这次会议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参加的人员，中共方面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
会议结束后，立即以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的名义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将会议的情况做了汇报。
12月23日博古参加了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一起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经过了认真研究，对组织机构作出了下列的决定：
(一)鉴于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了方便工作，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代表团，对内叫长江局。
(二)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组成。
(三)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需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四)代表团(长江局)下设5个机构：1.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2.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3.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4.组织部，博古兼部长。5.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8)
中共中央对以上决定，一直未明确批示，但长江局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展。
对于长江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但是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来看，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族抗战史来看，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中共中央与长江局来往电文的分析，长江局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总的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挫败了蒋介石的“溶共”政策，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巩固和扩大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重建在大革命中破坏十分严重的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吸收了大批先进分子入党，加强了各地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领导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创办第一张共产党向全国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使它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战争的号角；指导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广泛开展华中地区敌后的游击战争；全面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将领以及地方势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组织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各种抗日团体，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空前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空前发展。
正像邓颖超1984年3月25日在与廖似光的谈话中所指出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9)正因为王明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又是长江局的书记，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不可能不影响长江局。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过分相信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鼓吹正规战，运动战忽视游击战，鼓吹死守武汉，不让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或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文章、讲话，但这些影响和作用只是在局部的范围内，并且很快就加以克服。长江局之所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有党中央正确的领导。虽然武汉与延安地处遥远，但中央的指示还是能经常得到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是及时向中央请示得到批准的；其次，王明虽然是长江局的书记，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副书记周恩来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作用；第三，长江局有一批像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凯丰、邓颖超等的领导干部，他们通过实际的斗争和血的教训对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是清楚的，通过他们艰苦努力的工作，才使长江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注释：
(1)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07页。
(2)同上，第107页。
(3)刘俊民：《试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
(4)《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93页。
(5)《关于王稼祥的评论》，《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6)《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94页。
(7)《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关于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15页。
(8)《抗战时期党在武汉活动大事记》，《武汉党史通讯》，1985年第5期。
(9)《邓颖超谈长江局及妇女工作》，《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73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