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华日报创刊
李志英
博古十分重视舆论工作，对《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十分关心。《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它像茫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博古为这份报纸的诞生，付出了极大心血。
博古在南京与蒋介石谈判中，就曾提出了筹办《新华日报》的问题。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达成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协议，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博古抓住这个好时机从这批共产党员中选拔了像潘梓年、章汉夫、钱之光、徐迈进、袁冰等人作为办报的骨干，一开始就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但由于蒋介石害怕红军，更害怕真理的声音，对于《新华日报》的出版，采取了各种方法进行阻挠。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需要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他们以南京报刊过多为理由，拒绝共产党在南京出版报纸。其实当时南京每天出版的报纸只有十几家，而且质量低劣。国民党政府不让登记，准备花钱买张登记证，以便取得出报的“合法”地位。由于日本侵略军已经接近南京，此事只好作罢。
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办报人员只好也撤退到武汉。但出版报纸仍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刁难、阻挠。12月21日，博古等与蒋介石会谈时，坚持出版《新华日报》的问题，蒋介石只好表示“对此完全同意”。就这样筹办多时的《新华日报》终于在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
1月9日，报馆为庆祝《新华日报》创刊，在汉口普海春餐馆设宴招待武汉市党政军领导人及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博古参加了这次招待会，国民党武汉市长吴国桢等也应邀参加。《新华日报》的出版，为国共合作的活动开辟了新的途径。
为了加强对《新华日报》的领导，长江局专门成立了党报委员会，委员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何伟、潘梓年5人组成，还在报馆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受长江局直接领导，成员是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等6人。
由于《新华日报》缺少强有力的编辑人员，博古经范长江介绍，得知陆诒能够担当这一项工作，就与凯丰，潘梓年、华西园在普海春餐馆找陆诒面谈。陆诒第一次见到博古，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博古穿着黑呢子中山装，高高的个子，带着一付深度的眼镜，讲一口无锡官话。他热情地握着陆诒的手，欢迎他来参加报社工作，并对陆诒说，准备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的编委兼采访科主任。陆诒在几个报社担任过外勤记者，不了解“编委”是什么意思。博古笑着说：“我们通过党组织来领导报纸工作，具体地讲，党组织领导编辑委员会的工作。编委会是报社内部的集体领导机构，每个编委都是集体成员之一，不论党内或非党人员参加了报社工作，都是报社的主人翁。我们这里没有老板和伙计之分，办报靠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集体努力，还要依靠广大读者和通讯员的支持，就是这一点与其他各报有所区别。我们过去有过办秘密办报刊的经验，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在当时的苏区办过报刊。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要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当前大家都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不要紧，经验从实践中来，我们可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共产党人，对不懂的事就是要学习，在实践中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并且鼓励陆诒为办好《新华日报》做出贡献。(1)
当时《新华日报》人手少，工作十分紧张，博古经常去编辑部具体指导工作。他说：“人少不要紧，只要大家团结协作，把工作中的每个环节先计划好，再把人力组织好，我们仍然可以打胜仗的。”(2)
他还规定了一条，只要是报社的工作人员，不论是总编辑、经理、社长、编辑和校对，凡是在外边参加会议或其他社会活动，都有为报纸采访并写消息的义务。博古就多次为报纸写新闻报导。
博古十分关心报社人员，经常与他们在一起交谈和活动。一次博古参加完报社的编委会后，与大家一起打乒乓球。他一面打一面笑着问陆诒：“怎么样，我和你打一局好不好?”
陆诒因为不会打乒乓球，回答说：“我对此无兴趣。”
博古笑了起来诙谐地说：“记者同志可不能这样说，作为一个外勤记者要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到处活跃，还要注意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才好。不会，应当虚心学习，切勿把自己先关起门来。”(3)
陆诒参加了徐州会战的采访工作，5月底从徐州突围归来。博古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徐州失守，我们许多人为你担心，两天前遇到范长江同志时，我还打听你的消息。他说你们是分道随军突围的，他也为你着急。现在你回来了，真叫人高兴!这次报社将要请一次客，慰劳慰劳，以鼓士气。”
他还掏出一支手枪塞到陆诒手中，诚恳告诉他：“这支自卫手枪，是一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同志送给我的，我现在特转赠给你。一个战地记者应当随带自卫武器，否则你在战场上如果和部队失去联系，遭遇到敌人，那么你怎么办?”(4)陆诒听了十分感动。
三天后，《新华日报》社在普海春餐馆举行宴会，遍邀徐州突围的战地记者和各报社负责人参加。博古在宴会上致词说：“……在这次徐州突围途中，同业之间能互相支持，共同协作，充分表现团结战斗的精神，这是极可珍贵的。希望今后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进一步加强团结，作好抗战新闻工作。”(5)
博古还经常利用《新华日报》这块宣传阵地，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
1938年年初，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有人制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大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谬论。这说明国民党中的顽固势力仍在反对国共合作。
特别是2月6日、7日，受国民党操纵的《武汉日报》、《扫荡报》，接连发表了关于“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反共文章。其中《扫荡报》的一篇文章提出：“欲使国家趋于绝对统一之途，必须一党专政……若国内有代表二种主义之党，则非仅思想无法统一，人民无所适从，而因党与党互相摩擦之故，势力也将对消。”文章的作者还举了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为例，说这些国家之所以强盛，就是实行了一党专政，因此中国应当学习他们。作者甚至在文章中进行恫吓：“目前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反对统一，反对统一者，即无异于破坏抗日，为虎作伥。”(6)
因为《扫荡报》是代表国民党军方发言的，所以文章的登出，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针对国民党这种反共宣传，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毛泽东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公开答复我党意见。此稿陈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
2月10日，《新华日报》刊载了这篇关于一党问题的谈话。谈话共分六个部分，从国际到国内，从过去到现在，逐一批驳了《扫荡报》文章的错误观点。
谈话针锋相对地指出：“有人说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所以这个主张就是：“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地位，而且企图以武装力量去消灭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这在中国不仅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且是曾经实行过十年的旧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的惨痛结果是：不仅内部纷争不已，而且招致来空前未有的外患。十年来中国实际政治生活的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党企图用武力消灭其他党派的政策，已经遭受失败。”中国统一局面造成的真实有效办法，不是以某一党派反对或企图消灭另一党派的内争，而是把各党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由此可见各党派力量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破坏了这个前提，便是实际上使中国继续内乱。中国一有内乱，便无法继续对日抗战，这是显而易见人所公认的真理。”
最后，谈话指出：“如果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即是说国民党一党掌握政府的政权，这是已成的事实，这没问题。我们共产党员虽然自己不参加政府，但我们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府绝对拥护。”如果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扩大到和曲解成除国民党外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等等，这绝不是新的理论，而是旧的实际，这是再重新回转到十年来走不通的道路和做不到的办法。”“不过这个问题既恰当着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关头能公然提出，这就不能不唤起共产党员和其他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同胞们的严重警惕。这的确不只有关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而是有关于各党各派和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全国各界同胞各党派有远见的贤明之士，都严重注视这一问题的发展趋势，尽一切努力使以各党派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受威胁，使国家统一和抗日救国的事业不受危险，以达到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任务。”(7)
2月13日，《新华日报》第一版在最显著的地方登出了三种“新群丛书出版预告”第一种是《毛泽东、朱德最近抗战言论集》，特别说明此书包括了毛泽东先生2月2日与《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
不久，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立即给《新华日报》去信说，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先生的这篇讲话“关系党治及国共两党问题，近日敌方迭广播，对此问题造谣挑拨，本部正商量请各方暂停讨论，若一方面再广为传播，似不甚相宜，务希将此篇缓为编印。”(8)邵力子的来信明显反映出他们理屈词穷，继续讨论下去对国民党很为不利，所以才借口停止辩论。
这篇“谈话”迫使国民党报纸暂时不再宣传一个党、一个主义等有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取得了舆论上斗争的胜利。但是，在未得到中央及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前，就以毛泽东谈话名义发表文章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反映了王明将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的思想。对构成这种作法，博古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博古还经常在《新华日报》上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反共阴谋活动。5月12日，刊登XX先生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的一封信，信中揭露，“国共两党正亲密合作，共同抵御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际，此地襄阳中学里面，突然发现一种惊人传单，标题为《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后面注明‘欢迎传阅’等字样，但没有下款，这种传单究竟何人、何党、何派、哪一机关印发的，完全没有人负责。”“及细看传单内容，完全是破坏统一，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
为了澄清事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写了一封公开回信在5月21日的《新华日报》上登出。信中说：“关于‘从共产党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一传单，在今年1月间，已在西安散布，后来时有增补。最近在长沙、常德、广州、武汉、重庆各地均发现此一传单。正因为该传单没有署明何人、何党、何派、哪一个机关印发的，所以未置答辩”。“从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也可看出散发这种传单的阴谋何在。”散发这种传单的行动，无非企图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国共的合作关系，不管印发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利于日寇。”
“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有什么问题尽可公开讨论，共同商量。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但不足以损害共产党的威信，而且恰好激起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不良反感。”
“我们希望政府对这些人深加劝责，同时希望全国人士当发现这些人的这种幼稚行动时，亦须当面批评，善意规劝，使其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9)
博古在繁重的实际工作之余，还经常配合抗日形势的宣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充分反映出这位年轻中共领导人的才华和思想风貌。
7月7日，抗战一周年，博古应美国合众社之请，写了一篇短文，同时也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文章题目是《抗战一年》，“从芦沟桥的炮声激动了中国的军民，投袂奋起，以无比地英勇与空前的团结，抵抗日本法西斯军阀残暴的侵略。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国家，为着民族的生存与独立，已经进行了一年岁月的血战。这一年，日本强盗以匪贼般的残暴炸毁了无数的中国的城市和区镇，毁灭了成千累万的中国的工厂、学校、医院、文化机关，屠杀了成千累万的中国和平居民。我们成千累万的妇女被污辱，我们十几省的土地惨遭蹂躏轰炸，我们几千万的人民失去田园家舍!痛苦和灾难是空前的非人的难以描述的。可是，黄帝子孙并不因此而害怕，而胆怯。因为我们知道从这痛苦和灾难将培植出民族胜利之花，将养育成独立自由幸福之果。请看一看一年来我们的进步吧!”他进一步分析了一年来的巨大变化，“久为分崩离析所苦的国家，今天亲密的团结起来像一座新的长城!久为人们诟痛的军队，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独立，每个人都像斯巴达的勇士，四万万五千万都一条心地英勇奋起，睡着的东方巨人醒了!我们有如此广大的河山、如此众多的人民、如此雄伟的民族觉醒，足够使我们获得一个光辉的胜利。虽然我们知道胜利是不容易的。虽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在危机的关头!我们将坚决地奋战，战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方法，改善军队装备，改变战略战术，加强在日本占领区域的游击战争，大量的创立现代机械化军队等等来加速我们胜利的到来。”
“外国的朋友和兄弟们，请你们注意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因为我们的战争不仅是为中华民国自己之生存，而且是为着保卫国际和平的事业。”(10)这篇文章以真实的情感，悲壮的语言，鼓舞着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勇气。
7月23日，博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中止法西斯野兽的屠杀!》这是为了国际反侵略总会的43国分会和它所属的40个国际和平团体，以及许多有名的国际反侵略运动的人士，在巴黎开会，反对日寇和德意法西斯强盗滥炸不设防城市，屠杀和平居民，声援正在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中国和西班牙人民。这次大会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援助弱小民族和国家的自卫战争，都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祝贺大会的召开，博古特别写了这篇文章。文中提出：“‘当我们想着婴孩的尸体时，已经不再存在有任何的学说，任何的原则，不再存在任何思想，只有一个思想：这思想就是杀人的凶手应该被惩罚，应该烙上耻辱的火印，而无辜者至少应该被保护’——法文L’ordre报。这是一切稍有天性的人，对法西斯屠夫的凶残杀戮所有的共同的呼声和反抗，全世界的舆论，全世界人民的公意，在全世界报纸上的反映起来的正是这同样的观点。这同样的对日德意法西斯屠夫们的裁判。我们受难的中国人民谨向着国际的人类同情深致感谢，感谢英美法比瑞的各大城市市长的抗议广州轰炸。”“感谢一切对于热心被难人民救济事业的国际友人。”
“但轰炸是仍然继续着，每天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至少有十个城市和繁盛市镇被残酷地轰炸着，每天有整千的无罪的人民被屠杀，几百几千幢房屋被毁灭。”
“在机声和炸弹的狂叫中，血肉飞扬，肢体破裂，房舍倒塌、器具粉碎。从白发苍苍的老妪到不及出生的婴孩同遭浩劫，人间惨境天天地在反复地重演着。”
“当我们目击这种惨状时，我们亦一样的不再存有任何思想，除掉加强我们的团结，更坚决抗战到底以外，祗有扑灭法西斯的野兽，才能根除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祗有积极的斗争，祗有全国军民积极的抗战行动，才能消灭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野蛮屠杀。祗有英勇奋战，我们才能保卫自己的天真的孩童的性命，才能保护老父慈母，才能保卫土地财产!日本军阀想以惨酷的轰炸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斗志!毋容幻想!中国军民不是没有脊骨的动物。一切惨酷的残暴祗会激起我们的同仇敌忾，祗有更激起我们的勇气和斗志。”
“今天中国和西班牙人民所遭受的惨痛，明天不难会降临于任何一个欧美的和平的人民身上的。不!不是明天，今天已经开始了。”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时候了，把一切力量形成广大的和平与人道的战线，这个战线将有充分的力量，建成一具强固的铁笼把法西斯的残暴的野兽禁锢起来!一切和平力量的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结合，已经充分地足够拯救中国和西班牙的无罪的婴孩，可怜的老人。让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吧]让强固铁笼建立起来吧!让世界反侵略大会所召集的反轰炸会议成为这个团结的更进一步的重要步骤吧!”(11)
博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个别篇文章中也有着严重的错误观点。1938年6月15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三人合写的文章《我们对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指出：“能不能保卫武汉呢?我们坚定地回答说：能!请回想一下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光荣经验吧!当佛朗哥叛军在德意法西斯蒂帮助之下进攻马德里的时候，西班牙的大部分原有军队叛变了。站在共和政府和人民阵线方面的，只有少数的军队和刚才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市民，而结果竟能击退叛军的进攻，保卫马德里到现在将近两年。我们今天实具有保卫武汉的一切可能条件：我们有几百万的军队和人民武装队伍，有具有革命传统和战斗经验的武汉工人和市民群众，有便利于我军作战的广大地区；同时，有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全世界先进人士的同情”，“难道我们武汉工人与中国军队不能奋勇的保住武汉和抵御住日本法西斯军阀的进攻吗?!我们相信：武汉工人和中国军队也能够象西班牙兄弟一样：人民个个做勇士，战士个个做英雄。”
“首先应该指出的，保卫武汉不应该看成只是武汉及武汉卫戍区的防御问题，而应该看成是与整个第三期抗战中的军事和政治有关的问题，是整个第三期抗战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环节。要懂得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整个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方面均有相当的影响；同时第三期抗战的成败，对于武汉保卫也有极重要的关系。”(12)并详细论述了保卫武汉须要采取的主要方法。
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当时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情况下，提出要像保卫马德里一样，誓死“保卫大武汉”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保不住的。虽然它表达了抗日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高昂情绪。但是做为一个高级领导者，必须清醒看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切忌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必要的主力决战。因此保卫大武汉的目的只在于争取时间，消耗敌人，而不能死守武汉，如果时机不利，则应当放弃它，以保存主力在有利时机进行反攻。
6月1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应先保卫大武汉。并将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我们对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7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联名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电报中说明中共中央保卫武汉的方针是“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需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根据中央的精神，周恩来7月7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说明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应转移作战地区，“不仅能继续抗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能转弱为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13)纠正了以前提出的错误看法。
注释：
(1)陆诒：《忆博古同志和汉口新华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二辑，第43页。
(2)陆诒：《忆博古同志和汉口新华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二辑，第44页。
(3)陆诒：《忆博古同志和汉口新华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二辑，第45页。
(4)陆诒：《忆博古同志和汉口新华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二辑。第45页。
(5)陆诒：《忆博古同志和汉口新华日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二辑。第45页。
(6)韩辛茹：《新华日报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5页。
(7)《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
(8)韩辛茹：《新华日报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6页。
(9)《新华日报》，1938年5月21日。
(10)《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11)《新华日报》，1938年7月23日。
(12)《新华日报》，1938年6月15日。
(13)《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16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