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国焘叛变
李志英
1938年4月，博古、周恩来等长江局领导人和叛徒张国焘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严肃斗争。博古认识张国焘是在1929年的夏天，张国焘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他代表瞿秋白参加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员大会，张国焘担任了第一次大会的执行主席，这时博古是大会的翻译。一年多以后张国焘又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纠正李立三路线和所谓的调和路线，与博古再次相遇。当时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很快就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长征后期的艰苦岁月里，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危急关头，博古从全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为维护红军的团结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谁知两年以后在汉口，博古又与张国焘再次相遇，而且这次相遇写下了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一页。
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4月，清明节快到了，边区政府按照过去的惯例，派政府秘书长去黄帝陵奠祭。张国焘找到了毛泽东，争着要去祭陵。毛泽东说：当前抗日形势很紧张，延安有许多事情要作，你又是军委副主席，就不要去了吧。第二天早上张国焘再一次找毛泽东坚持要去。毛泽东见他态度坚决不好再阻拦，就说：如果你没有去过黄陵，转转也可以，那就快去快回吧!当时谁也没想到张国焘会叛变。其实张国焘是想利用国民党委派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去祭祀黄帝陵的机会，与国民党特务密谋勾结，策划背叛革命。4月1日，他在延安城南同一个国民党“记者”密谋后，于4月3日就带着他的警卫员张海、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从延安乘坐一辆大卡车出发，途经甘泉、洛川到黄陵参加祭祀活动。4日祭陵完毕后，他便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战士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处办事。”
警卫员张海忙对张国焘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回答：“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事情。”说完后就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内，直奔西安而去。张海只好坐上西北行营宪兵队的车。奇怪的是这辆车到了咸阳附近就掉了队，等到车子到达西安时，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由于张国焘的行动诡密，引起警卫员张海的怀疑。
7日，当张国焘准备乘胡宗南的专列去武汉时，张海感到势头不对，马上挂电话报告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接到电话后十分惊奇，一个堂堂的军委副主席要到西安来，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呢?没有时间容得林伯渠考虑，他立即赶往火车站。好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离火车站很近，林伯渠很快就赶到车站。
张国焘见林伯渠来了，就说：“林主席，我到武汉去了。”
林伯渠问：“中央批准了吗?”
张国焘支吾地回答：“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知延安一声好了。”
林伯渠说：“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批准擅自行动呢?”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林伯渠见劝说无效，只好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领导研究后立即密电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王明、博古，要他们在武汉找到张国焘，做好工作，教育他回党工作。
11日张国焘所乘的专列到达武汉大智门车站时，周恩来、王明、博古派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等4人去大智门火车站截住他。周恩来说，现在张国焘从延安经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汉来了，你们去火车站截住他，说我请他到中共代表团及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来住，如果他不肯来，那么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你们陪着他，我们想找他谈谈。”(1)4个人接受任务后，立即分乘2辆小汽车赶往大智门车站。
出站的旅客都走完了，还不见张国焘的影子，只好由童小鹏在车站门口守候，其他三个人走进车站，一节一节车厢的寻找，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找到。
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有两个便衣特务坐在两边，警卫员张海坐在他的对面。邱南章走上前对他说：张副主席，周副主席派李克农秘书长和我们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2)张国焘执意不肯，只好在江汉关一条小街上找了个旅馆住下，并由邱南章与吴志坚做陪。
当天晚上，博古同王明、周恩来、凯丰一起赶到旅馆和张国焘见了面，批评他来到汉口不报告中央是错误的，希望他搬到办事处去住，便于商量问题，并做了很多教育和争取工作，希望他回心转意继续为党工作。张国焘表示，他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组织和党的路线表示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抱悲观的态度，拒绝了大家的帮助。并表示：“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到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有饭吃，我以后再不问政治了。”他还说党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博古、周恩来等人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要他向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不得已写了一个电报转发给中央，电文讲：“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3)
当天晚上，博古与王明、周恩来、凯丰一起进行了研究，觉得张国焘这次行动是有准备的，与国民党事先有勾结，劝他回党工作困难是很大的，立即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并提出了建议，电文如下：
“国焘今日十九时抵汉口，仍与胡宗南所派的一个便衣住旅馆。我们已去与他谈话。他表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同时认为边区是丢了可惜，吃了没味的问题。”
现请你们电告：
(一)究竟联络参谋交机密文件事是否属实，内容如何。
(二)对国焘问题如何处理。
(三)对杨子烈(即张国焘夫人)及其孺子，请勿予以难堪。(4)
中共中央经研究后，以书记处名义于12日电周、博、凯，电文如下：
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电文如下：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 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5)
12日，根据张国焘的要求，周恩来还亲自陪他游览了武汉市容，办事人员乘机将他的行李搬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回来发现行李没有了，又经办事人员多次劝说，才不得已住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在这段期间内一再要求外出，并且利用外出的机会去见了陈立夫、周佛海、胡宗南等人，进行了秘密交谈。他还一再提出要求去见蒋介石，汇报边区情况。
16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见到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表现出一付乞怜的样子。
周恩来马上接着说：“你糊涂，我不糊涂。”(6)当时因为周恩来在场，张国焘有话也不好多说。
见蒋介石后，他总想借机会逃离办事处。一次他竟想利用过江渡船关铁门的机会把跟他一起外出的吴志坚甩掉，但没有成功。过江到武昌后，张国焘不肯返回汉口，只好又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最后移居太平洋饭店。博古与周恩来又赶到旅馆找他再次进行谈话，以图最后对他的挽救，希望他回头继续为党工作。但张国焘对博古等的劝告置若罔闻，表示坚决不回来。
4月16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教育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个人负责，对红四方面军干部应当做到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张国焘问题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议不要因为张国焘叛变增加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当更加团结起来。
4月17日，鉴于张国焘的表现，与中央书记处商议处理的办法。经中央书记处的同意，博古与周恩来、王明对张国焘再次进行谈话，并向张国焘提出了三点意见：
(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
(二)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
(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7)并劝张国焘采纳(一)、(二)点意见。但张国焘坚持错误态度，当即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条、第三条中考虑，并准备在两日内答复。
博古与王、周走后，张国焘竟约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来旅馆谈话。
当晚11点前后，胡宗南司令部的两辆小汽车，直驰太平洋旅馆门口，车上下来几个便衣特务，直奔张国焘所住的房间。当时在场的邱南章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将邱紧紧抱住，其他特务把张国焘接上汽车而去。
邱南章回到房间，只见桌上有张国焘临行前写给王、周、博3人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8)
4月18日，王、周、博见张国焘已然堕落到如此地步，没有办法挽救，电请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向全党进行解释，应利用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机会，向全党进行教育，以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电文指出：“张国焘自十四(日)夜被劝回之后，即住于办事处，外(出)一定有些人陪他，但动摇仍继续。”连续出外访人，陈立夫、周佛海均访到。”“约戴笠在旅馆见面后，即由戴以武装汽车接去。”
“张之决心脱党，不论其出卖中经如何波折，不过表示其机会主义的最后动摇而已，其趋势显然可测为动摇的发展，故我们提议：
(一)发表下列的开除决定，宜于极端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张国焘私逃(脱)党的解释，但绝不应因此提起所谓一、四方面军问题，而应当用开除张国焘机会加紧党与军队中的团结。
(二)安慰国焘接近(的)干部，甚至其妻儿勿使他们不安心，以观张之究竟。”(9)
同日，中央正式作出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10)
随后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中向全党详细说明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地揭露了张国焘叛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
4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武汉《新华日报》上正式发表。同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并教育大家加强团结，永远忠于革命，永远忠于党，将革命进行到底。
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公布后，张国焘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送来了两封信。22日的信中写道：“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突阅有开除弟党籍之公布，便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11)
同日国民党《扫荡报》上发表《张国焘声明》，为他的叛变行为辩解。国民党的特务借机大肆造谣进行挑拨离间。
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在适当时机，予以回答，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刚好4月26日，博古等人接到一封署名为子健的来信，信中说：绍禹、恩来、博古三同志：
“我是一个在学校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昨天我和两个非党员的同学谈话中，发现了两个问题。
1.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的态度……张国焘在他的登报声明中，也说到什么他主张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更恳切之响应……中共是不是准备最近也与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态度呢?
2.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据张国焘声明说，好像他不过有些政治意见想找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谈话，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谈判的过程中，便把他开除党籍了，这是否太急了一点?”
为了澄清国民党特务的造谣与挑拨，驳斥张国焘的《声明》，揭露张国焘的叛变行为，4月28日，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人联名发表了一封《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29日在武汉《新华日报》上正式发表。
博古等三人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指出：“在抗战以来的整个时期中，国共两党关系日益增进，已为举世公认的事实。”因此“共产党还没有再重复一次类似去年九月已经发表的说明国共关系一类的文件的必要。”
关于第二个问题，信中除写明了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基本内容外，又详细地叙述了张国焘叛变的经过。最后说：“由此可见，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的党籍问题，素持慎重的态度。’而对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真是已仁至义尽。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象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种完全抹煞事实的欺人自欺之谈。”但凡知道张国焘的为人及此次事实经过者，相反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有不少同志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已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12)这一篇文章对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传谣，批驳张国焘的《声明》在当时起了明显的作用。
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上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党巩固自己的队伍，驱除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逃兵。”(13)在听了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注释：
(1)邱南章：《张国焘叛逃与武汉撤退》，《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28页。
(2)童小鹏：《关于长江局时期的片段回忆》，《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93页。
(3)《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张国焘抵汉情况致毛泽东等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9页。
(4)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张国焘抵汉情况致毛泽东等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9页。
(5)《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再给张国焘一电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10页。
(6)童小鹏：《关于长江局时期的片段回忆》，《抗日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94页。
(7)童小鹏：《关于长江局时期的片段回忆》，《抗日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94页。
(8)邱南章：《张国焘叛逃与武汉撤退》，《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30页。
(9)《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张国焘脱党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11页。
(10)《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492页。
(11)盛仁学：《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89页。
(12)《新华日报》，1938年4月28日。
(13)盛仁学：《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92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