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五十九 金陵斗智
王宇明
1946年11月下旬，赵寿山将军乘火车离开西安去南京。一路上，窗外的风景无心观赏，疲惫的身体无法入睡。他激烈地思考着：南京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和老巢，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环境比西安更黑暗更险恶。如何进一步迷惑敌人、掩护自己呢?如何与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取得联系呢?赵寿山针对南京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设想了许多对付办法。总的策略还是“声东击西”，以佯办出国手续为掩护，寻机脱离魔窟，远走高飞。
一到南京，赵寿山就有意地住进了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 (其前身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控制的“安乐酒店”。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秘密监视、私查房间的惯用手段，赵寿山进行了精心伪装。例如，在他房间的写字台上放了几张登着国民党“剿共”胜利消息的报纸；摆了一本由水利专家李仪祉著的《水工学》以及其他有关书籍；在枕头底下随便地放了三本书：一本是《游美笔记》，一本是《游英笔记》，还有一本《跳舞三日通》。在手提皮箱里放了几封准备出国的假信。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使国民党特务机关作出错误的判断：赵寿山正在准备出国考察水利，别无他图。
赵寿山原本是光头，到南京后开始蓄发，暗示不再从武而要从文了。每天晚上，无事时就去私人舞厅跳舞。做到外灰内红，迷惑敌人。
长期以来，特别是194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赵寿山将军与国民党蒋介石不断地进行了控制与反控制、瓦解与反瓦解、消灭与反消灭的尖锐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为了使敌人形成错觉，在用人问题上，他又放了两个烟雾弹。按国民政府的规定，赵寿山出国考察水利可以带两个人，一个秘书，一个水利专家。赵寿山一不用共产党员，二不选进步人士，而偏偏选了一个复兴社的分子做秘书，选了一个系CC分子的水利专家。赵寿山找他们谈话说：“你们都知道，办理出国手续很麻烦。最快也得三个月时间。现在，你们可以先回机关照常上班，等办好手续后我再通知你们集中出发。”这两个人听了很高兴，回去后分别向他们的主子作了报告，使特务机关更加相信，赵寿山正积极准备出国。因此，对他的监视也就有所放松了。
蒋介石看了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关于赵寿山情况的报告，也相信了他们的看法，感到很高兴。为了笼络感情，蒋介石还召见了赵寿山。蒋的态度很好，对赵寿山积极准备赴美考察之事没有半点怀疑。在饭后谈话时，又把赵寿山夸奖了一番，对过去未能及早提拔重用一再表示说他是有责任的。最后还说：“你去美国考察一下，很快回来，我准备把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交你担负呢。”赵寿山接上说：“我回来就办水利这件大事吧。”这是赵和蒋最后一次接触。
到南京后，赵寿山最关心最着急的是与中共代表团驻京办事处取得联系，请示周副主席如何早日飞回延安。
中共代表团，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有工作人员100多人。住在南京梅园新村17号。周恩来住30号。当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已经发动了全面内战，而且扬言“要在一年内消灭共产党”，国共两党已处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状态。所以，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共代表团的限制与监视极为严重。在办事处周围布置了很多军警特务，化装成摊贩、鞋匠、卖纸烟的、算命先生、三轮车夫，在街头巷尾还停放着许多摩托车、汽车，对出入办事处的人员严密监视，跟踪盯梢，环境异常复杂险恶。
赵寿山冒着很大风险，先后四次去中共办事处。每次去时，先由秘书姚警尘通过地下党组织联系好。为了防止被特务发现和跟踪，每次去时都是按照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在半道上由办事处的汽车接去和送回。汽车开得飞快，空气十分紧张。
到了办事处这才知道，11月15日，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周恩来奉党中央电示，已于11月 19日率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人飞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同志在宁、沪照料，坚持斗争。赵寿山乘军调部飞机回延安的计划已无法实现。
回延安的计划一再受挫，使赵寿山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在思考，由兰州直奔陕西永寿县去延安的计划错过时机；从西安北上延安的计划，因环境险恶未敢实行；到南京又未赶上周副主席回延安的飞机。回归计划一挫再挫，下一步该怎么办?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找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俞济时托其办理出国护照，并争取合法名义到附近地区走动走动，继续寻找回归办法。
如约，赵寿山到侍从室见到了俞济时。
赵说：“良桢兄，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知办出国护照需多长时间，能不能快一点啊。”
俞说：“你不能急呀。一般都得半年时间。前次冯玉祥副委员长出国还办了四个月呢。我给你说两三个月办好这是最快的了。”
赵：“哎哟!住在这里等两三个月太乏味了，把人都急死了。”假意地想了想又说道：“我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到各地看看抗战胜利后的情况，你说好不好?”
俞：“好啊，你想到那些地方看看?”
赵：“苏州、杭州、无锡、上海等地我都想去看看。等你把护照办好后，我回来拿上护照就走了。”
俞：“等护照办好后，我到哪里通知你呀?”
“这好办!”赵寿山遂把上海中华酸碱总厂总经理连瑞琦(赵的故友)家的地址和电话留给了俞济时。
从侍从室回来，赵寿山的心情略感轻松。他想，我的目的达到了。在他这儿挂个号，我到外地走动就名正言顺了。无事则罢，有事也好有个说辞。同时，也使俞济时吃了一颗定心丸：赵某正在一心一意待等出国。
在宁期间，赵寿山看望过老上司孙蔚如。赵寿山与孙蔚如，尽管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他们是金兰之好，爱国将领，患难战友，关系甚为笃厚。当时，国民党正在单独召开国民大会，要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标榜民主，最终企图是通过大会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合法化”。孙蔚如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又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赵寿山去看孙时，西北几省的国大代表正在孙的客厅开会。赵一看，都是一些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图谋升官发财的坏蛋，不由得怒气顿生。大家见他进来，礼貌地站起来表示欢迎。可赵寿山则十分冷淡，坐在那里，只听发言，一声不吭。孙蔚如见赵有些孤立，走过来坐到赵的身边，温和地说道：“寿兄，你看这次的宪法很民主、很进步嘛!”
孙蔚如的问话，引起代表们的注意，大家都等着赵寿山发表高见。可是赵寿山对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的独裁与欺骗非常愤慨，恨不得痛痛快快大骂一阵。但他还是国民党的官，身居魔窟，不能胡来。只是冷冷地说道：“咱陕西话说得好，卖蒸馒的就要高喊我的馒白呀，要喊我的馒黑，那还有谁买!”代表们都失望地瞪了他一眼，颇为不满。赵寿山见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王宇明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