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权中在商洛的活动与渭华起义-渭华起义片断
杨晓初
(一)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后，西安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的特务、警察天天捕人，报纸上不断登载反共的叫嚣，城里的空气异常紧张。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采取紧急措施。把公开的共产党员迅速调离西安，又从外地调来一部分党员接替工作。
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刚从西大街财委会的办公室走出不远，忽听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未来及回头去看，就有一个手掌从背后拍着我的肩膀：“你跑到这里来了，让我好找！”我吃了一惊，转身一看，原来是共产党员史可轩同志。他面色严峻，用低得几乎使我听不见的声音说：“走！党的决定。”我见他神色匆忙，来不及细问，就跟在他的后边，急步走出北门。走到北关外，我才看清楚，中山军事学校和保卫队出发了。这个中山军事学校，归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所属，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员邓小平、史可轩、李林等同志。它有“第二黄埔”之称。在政治教育上公开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民主义；同时暗地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我和史可轩同志走在队伍的后头，这时，我才发现邓小平、李林同志没有跟队伍出来。史可轩同志从容地对我说：“他俩留西安坚持党的工作，党决定要你来部队工作，咱们今后在一块干了。”听他一说，我高兴极了，当即向他表示：“好！一块努力吧。”史可轩同志向前迈了几步，又接着说：“现在，国民党要调我们出潼关，企图整垮我们。我们是陕西党的武装力量，说什么也不能离开陕西！”
当天我们只走了三十里，便在渭河边上的草滩镇宿营了。我们几个人躺在一座古庙的破旧戏台子上，谁也睡不着。大家都在等待去省委的崔孟博同志快点回来。可是等了一夜，崔孟博同志还是不见影，于是，我们几个领导人研究了一番，便决定把队伍拉到渭河边上，改乘木船缓行，以便拖延时间，继续等待省委的指示。
三天走了九十里水路，在到达临潼县的交口镇第二天，崔孟博同志带来一份省委的指示。指示上说：“想办法，找机会，使部队不出潼关，在渭河以北扎下根，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我们盯着这份指示，都沉默了。大家心里很清楚，“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这句话，意味着这支部队又要合法存在，又要不受敌人的调动。晚上，我们又在交口镇野外的清河岸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大家对总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陕西的军阀部队和关中的杂牌部队，虽然都归顺了国民党，但他们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都在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矛盾暂时找个“靠主”。
“投靠”谁好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韩威西(后来成为叛徒)主张把部队带到富平、蒲城之间的红崖头“投奔”南路总指挥岳西峰。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岳西峰在河南当督办时就反共，曾下令逮捕过王若飞同志和肖楚女同志；同时要去富平、蒲城，又要经过反动透顶的田生春所部美原镇，部队通过那里，必定凶多吉少。有人主张把部队开到白水以北的黄龙山一带，那里进可以攻，退也可以守。史可轩同志认为到黄龙山一带，地形虽好，但无主“可靠”；岳西峰过去曾当过他的上司，田生春曾一度和他同过事，熟人见面，总不会给他什么难堪。还是去“投靠”岳西峰的好。大家终于采纳了这个意见，由史可轩同志带着部队经过美原镇田生春防地向目的地前进。
老奸巨猾的岳西峰早已设下了圈套，当史可轩同志刚到美原镇时，即遭田生春扣留，第二天就被枪杀了。
史可轩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每个同志都沉痛的喘不过气来。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对敌人都不能有丝毫的幻想。
“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史可轩同志牺牲以后，便推举许权中同志任总指挥。那时，岳西峰和国民革命军的冯子明矛盾很深，双方明合暗斗，各不相让。因此，我们就“投奔”了冯子明，编为独立第三旅，许权中同志任旅长。部队驻在临潼县的关山镇。
部队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就开始秘密收容一些被敌人追捕得无处藏身的共产党员，和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地下工作同志。这样，一方面抢救了许多同志，一方面又壮大了党的武装力量。
平静的生活过了两个多月，部队移驻高陵县后，冯子明便派赵杰三旅和他的行营主任包国才监视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人不管走到哪里，身后总是有他们的人盯梢。
一天夜里，许权中同我在赵杰三的房子闲谈，因为他俩有过结拜之交。谈到深夜，赵杰三命令侍卫人员离开，压低声音向我们说：“冯子明要我暗地里收拾你们!”许权中同志听了一怔。
“别开玩笑，一没冤，二没仇的……”我想再探个究竟。
“人家说你们是共产党!要小心啊!”赵杰三额上暴起了一条条青筋。他神情紧张。我们只是镇静地笑了笑。事情很显明，用不着问了。自从赵杰三透露了风声以后，我们就更加提高警惕了。旧历九月，部队移驻蓝田县许家庙一带，冯子明叫我们开往河南，我们不愿从命。在旧历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冯子明指使我们部队一个参谋主任惠介如(蒋介石的暗探)，策动我们的两个连长徐裴威和杨锡民举行暴乱。杨锡民同志是我们派去监视惠介如的，他立即把这关乎这支革命部队存亡的消息告诉了许权中等同志。当晚，我们就把惠介如这个坏蛋叫到旅长办公室，并召来了连以上的军官，惠介如被下了枪之后，还假装镇静的问：“这是为什么?”
“你做的事，你知道。”许权中同志大声的说。接着他又对连以上军官说：“兄弟们，我为了给老师长报仇才守住这个摊子，为了给老百姓做些好事，才搞工农革命，这也正是革命军的本分。”他气得浑身发抖，又继续说：“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摊子搞垮……”
“我们愿听旅长的命令，决不被人利用。”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惠介如被拖出房子枪毙了。但是他的同谋韩威西跑去向冯子明报告了。冯子明撕破了假面具，第二天，指挥五个旅的兵力，直向我们扑来。同时还派来一支部队，日夜兼程直奔黑龙口，企图占领通往秦岭以南的要道，把我们从四面围困起来。
“干，接受史可轩同志牺牲的血的教训，是采取主动的时候了。”许权中同志很果断的作出了决定。他抽出两个排的兵力，一个排摆在蓝田县东，阻击敌人的进攻，打破敌人由罔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的计划；另一个排夜渡灞河支流，偷袭敌人前卫司令部。
深夜已经很冷了，寒风飒飒吹过，我们静悄悄地趟过河去，就在敌人酣睡着的时候，开了火。敌前卫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便向回逃，所有的部队也跟着司令部撤回十几里。我们趁机连夜急行抢占了黑龙口，粉碎了敌人全歼我部的诡计。
度过这一危机后，我们在黑龙口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把部队拉到洛南，利用李虎臣和冯子明的矛盾，先“投奔”李虎臣，站住脚再去省委请示。
部队从黑龙口开到洛南三要司。李虎臣见我们同冯子明翻了脸，正合他的心愿。也没细追究什么，就把我们收编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
(二)
三要司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东临河南山区，北靠秦岭，处在群山包围之中。李虎臣的部队，只有一个团住在我们西边的洛南县，其余都离我们很远。因此，这里很便利搞革命活动。
这年冬天，我们要派人去省委请示工作，刘志丹同志从省委来了。他一到部队就传达了省委的临时指示：要在国民党和各派系军阀的军队中，通过党的领导，实行武装起义，参加和配合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
刘志丹同志来部队没几天，便开始整顿部队了。首先肃清了部队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提拔为基层领导。经过这次彻底的整顿，全旅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斗争了大恶霸地主阮华生，公审了豪绅何豹子。在群众的要求下，这两个坏蛋当场被枪毙。我们搜集地主恶霸在山中的存粮，解决群众吃粮问题(并给部队配足粮秣)，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了，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部队。我们有五门迫击炮，炮弹很缺乏，群众就利用本地炼出的铁，帮助我们制出了炮弹和木柄手榴弹。
整个山镇沸腾起来了，天刚蒙蒙亮，街头、山沟、河滩之间，排满了整齐的军队，上好刺刀端着枪，一排一排的走过来走过去。孩子们成群结队的跟着我们呼叫。刘志丹同志转到地方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省委又把唐澍同志调来部队担任参谋长。这时我们还是继续练兵。两山之间的大河滩，成了我们最理想的练兵场。刺杀声，打靶的枪声，报靶的红旗，爆破的雷鸣，各种声音交响在山谷里。同志们嘴里不说心里都明白，这是武装起义的前奏。只要省委一道命令，部队马上就会打起红旗来。
在这紧张的时刻，李虎臣却要我们去攻潼关，消灭马鸿宾的部队。去不去呢?我们养兵蓄锐是为了起义，若是为地方军阀去争权夺利，岂不白流血汗。不出兵，又怕暴露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对策：一面缓步前行，一面急速请示省委。
部队行至巡检司，省委来了指示：不要参加攻打潼关的战争，迅速起义，去渭(南)华(县)配合当地农民的武装斗争。接到省委的指示，我们真是心花怒放。半年多来，我们“投奔”了三个军头，和敌人明争暗斗，多少个夜晚提心吊胆，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为了保存这支革命的武装，我们的史可轩同志献出了生命，今天，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起义意图，当晚便离开了巡检司，向潼关方向前进。同时派雷天祥同志带一个营，先去渭(南)华(县)。
到了潼关，我们担任正面进攻。正巧，马鸿宾来了个假投降，以便拖延时间，调孙连仲军来支援潼关。李虎臣信以为真，静等马鸿宾投降。唐澍同志认为：这正是离开潼关的好时机，就立即执行了省委的指示。
部队拉出潼关，宣布了起义。全军欢腾若狂，大队人马直奔渭(南)华(县)。
(三)
赶到高塘镇，见到了地方党的领导人。我们向他们汇报了这支部队如何从西安到渭华的经过。最后他们向我们说：“你们来的正好，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起义了。如今正需要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接着，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宣化事件”和渭华一带农民斗争情况。听了这些，我们才知道这里的革命运动正闹得热火朝天。我们的战斗信心更增强了。
我们这支部队投入革命斗争以后，革命的声势就更浩大了。
在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我们就开始打土豪。前边是扛着枪的军队，后面是整齐的农民队伍。唱着歌，浩浩荡荡的直向大豪绅的住处涌去。像疾风扫落叶一样摧毁敌人乡村的反动政权，驱逐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在各村建立赤卫队和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组织、宣传委员。早先还在崇凝镇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
五月中旬，我们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高塘镇正式成立了。军委会和司令部驻在高塘镇东南的高等小学内。军委会由十余人组成，刘志丹同志担任主席，唐澍同志担任总司令，卢少亭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成五个大队，每队约二百人左右不等，第一队队长为赵雅生，第二队队长为谢子长(原名谢昉)，第三队队长为武丕谟，第四队队长记不起名字了，第五队队长雷天祥；另外还有一个手枪队和一个骑兵队。
农民亲身体会出，我们部队是他们自己的武装。在我们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的这一天，高塘镇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陕东赤卫队和扛着长矛、阔刀的自卫队、游击队，以及四乡的农民们，都敲锣打鼓地前来慰问我们。围着这支装备有机枪和迫击炮的部队，看着绣着镰刀斧头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字样迎风招展的大红旗，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有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子，凝视着那面红旗，情不自禁的笑了，口里喃喃地说：“好!好!这一下有盼头了!”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大会开始了。华县县委陈述善同志致开会词。刘志丹同志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讲述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
刘志丹同志的话音还未落，几千只臂膀不约而同的举起来，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唐澍同志接着讲话。他不是本省口音，农民未能完全听懂，但却懂得他的意思：镰刀斧头是武器，靠它，用它，只要齐心，就能把革命干成。
这次大会，就像是在疾风中燃起了烈火。革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了。
“革命起来了!”这声音，像春雷，像疾风，在那广约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动着，到处是沸腾的人群在进行斗争，打土豪的声势更为壮阔。“火化契约”的运动普遍开展了。在渭南大豪绅张春和被农民处死之后，华县的郭、王、刘、庞四大豪绅都吓坏了，有的叫他们的儿子拿着农民借债的文约，跑到借债农民的门口，低声下气的说：“大叔，我把文约拿来了，当着你的面烧了吧!不再向你要钱了。”
那些狡猾的土豪劣绅都跑到县里去了，向宋哲元(陕西省主席)求救。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我们打开他们的粮仓，把存了几十年的小麦挖出来分给农民。真象过大年一样，街上、村上的红旗飘扬着，革命的人群川流不息。
乡村和城镇，大人和小孩都唱着：
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共产党，领导咱，打土豪，打劣绅，为咱农民来伸冤。
一天傍晚，我从大王庄回住地箭峪口，刚从难通行的街道挤出来，身后跟来一位老大娘。她穿着一件补钉摞补钉的衣服，拿着三个熟鸡蛋赶上来喊道：“老总!你跟苏主席住在一块吧?请你把这几个熟鸡蛋捎给他……”
“苏主席”?我纳闷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来了，但他不姓苏呀，他是潘自力同志。老大娘看出我不解的神情，忙补充道：“现时咱们中国不是有两个政府吗，一个是蒋介石政府，一个是苏维埃政府。咱们的政府主席不姓苏?”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四)
新生活过了没半个月，敌人开始进攻了。消息传来，正在田里锄草的农民，跑回家拿起了火枪；在山坡上砍柴的，放下扁担拿起了长柄斧……农民们纷纷武装起来，他们高呼着： “保卫农民协会!”、“保卫苏维埃政权!”奔向火线。
敌人一个旅，从渭南出发，顺着瓦塔至龙尾坡间的土坎，像笨猪一样，慢慢向前爬动着。他们刚到龙尾坡的南端，就遭到我们埋伏部队的突然袭击，丢下大片尸体逃回去了。
没过两天，敌人又发动了进攻。这次田金凯的一个师东从崔家村，西到段家村的龙王庙，在两块大原上分了几段，成扇子形直向我军步步围攻。敌人每到一个村子就放起大火，大王庄、贺王庄全村都被火焰卷起来了，高塘以北，成为一片火海。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个个气愤极了。
我们没有游击战的经验，拉开战线，阻击敌人。因敌人兵力数倍于我，因此，情况十分紧张。特别是魏家原阵地上，只有一个连防守，而敌人却派一团来进攻。我们总指挥部就设在离魏家原不远的高塘镇。不用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敌人集中了炮火，掩护他们的步兵，连续不断地向魏家原冲锋。他们像赌场上发了疯的赌棍，拼着家底孤注一掷，好像只要拿下魏家原阵地，就能全部消灭我们似的。但多少次的进攻，都被我们一个连打垮了，之后敌人又派了一股大部队，从崔家村东边向我正面部队的身后迂回，企图先搞掉魏家原，再攻占高塘镇。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同志看透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也似的跑回三教堂村，举起木槌，当当的敲起钟来。四乡的农民扛着锄头、长枪、阔刀都集聚来。点了一下人数，有四、五百之多，他把农民分成小队，喊了声：“跟我走啊!”农民队伍像潮水似的涌出了村庄。
他们赶到崔家村，敌人刚分成散兵队形，一群一群的往坡上爬，薛自爽同志一挥手让大家趴下，接着，他“冲呀!杀呀!”地喊起来，几里长的阵地上，喊声、杀声震天，此起彼落。霎时间，敌人像遇到猛烈的炮火，转身往回跑，你拥我，我挤你地溃退下去。
在箭峪口阵地上，大地主薛良臣带着敌人一个团，直向我们西路部队后侧袭来，企图把我们的退路切断。当侧面敌人到了侯家崖时，薛自爽同志把胳膊一抡，喊了声“赤卫队跟我来!”迅速把队伍带上去，占领了侯家崖村西的土坡，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几天的残酷战斗，他那号称一百多人的赤卫队，现在只剩十几个人了。
中午，许权中同志和我又把骑兵队带来。这时，薛自爽同志已经负了几处伤，头上、胸部都绑满了白布，脸也被硝烟熏得漆黑，衣服破的露了肉，但他的眼睛奕奕有神，坚决不下火线。
我们骑兵队击退了敌人三、四次进攻。这时，我们的西路部队撤退到箭峪口，占领着山头掩护我们撤退。敌人见我们骑兵队向后撤，又调动了所有的部队反扑。
天色黑下来，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要东路部队和西路部队一齐向南山转移。
夜间，在秦岭上宿营。
这一夜总算平静的过去了。第二天中午，我们进入蓝田县境许家庙一带。过了几天，一个沉痛得使人窒息的消息传来：东路部队撤到洛南县的保安镇，赵雅生同志率领的第一大队，被敌人包围。当赵雅生率领一大队突围出来，敌人又以三个旅包围了唐澍同志率领的部队。战斗非常激烈，唐澍同志光荣地牺牲了。事后听说洛南县方少海旅把唐澍同志的头割下挂在城楼上，敌人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啊!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却从中得到了锻炼，取得了教训。这次的失败，固然是由于敌人过分强大，同时也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缺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到了紧要关头，跟敌人打硬仗，拼消耗。我们并没有因此灰心，放弃斗争，相反，我们带着这次失败的教训，转入了新的斗争。
注：①本文摘自杨晓初一九五一年所写《渭华起义片断》一文，个别字句作了删改。
②杨晓初，陕西省渭南市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已逝世。
许权中在商洛的活动与渭华起义/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