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孙 蔚 如
我和国民党的关系，是由形神俱合到形合神离。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怎样呢?一句话也可说明白，是由形神俱异到形远神追。说和党有关系还不很恰当，和党人的关系却很久很多。1920年在史可轩处看见《共产主义与中国》，常与讨论。1924年冬①，魏野畴、邹均、屈武、董汝诚到耀县防地，盘桓数日，我请为教导队学生讲话。次年，魏野畴送许多共产主义书籍到虢镇防地，我都细心看过。通过这些朋友的说服，树立了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态度。但是我执拗地以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社会情形，不能适行于中国。经说不服，这是我的落后。不待说，中国照苏联路走，我也不赞成。但对苏联朋友却有好感。因为，1926年随冯玉祥来华之苏联顾问们，诚恳沉着的精神使我感动。尤其赛福林顾问随孙良诚军进击围攻西安之敌20余日，战事惨烈，孙势不支，已拟定退却命令，赛坚决反对，孙始继续苦撑，两日后援军到达，城围乃解。这事予我印象极深。
1927年在皖北，魏野畴任军部政治处长，南汉宸任干部学校校长，蒋听松任秘书长，时相过从。读南汉宸著《苏联游记》，感觉苏联并非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何以共产革命获得成功，建设又非常进步呢?这使我认识上起了相当转变。但当时中共的暴动政策，我仍极端反对。与诸友常作辩论，焦点在此。因一时偏差的政策，而怀疑到真理的主义，这又是我的落后处。
本军有两次“清党”。第一次是1928年春间事。因南汉宸给寇子岩[严]的信为蒋介石代表韩振声所发现，情势所迫，杨虎城赴宁见蒋，由我礼送南汉宸、魏野畴、杨更武、曹力如、吴岱峰等数十人先后离去。魏野畴数月后在阜阳遇害。第二次是1930年事。本军驻南阳，成立南阳教导队，杨虎城任大队长，我任大队附。教育长刘祥麟，中队长赵莘任、王明、张汉民以及教官数人，均为共产党员。后来发觉有暴动情事，因送他们离去。同时，驻北舞渡冯钦哉部两连发生暴动，全部死难。这便是以上所说“形远神追”的矛盾所不可免的表现。
杨虎城归主陕政，南汉宸任省府秘书长，蒋听松办《西安日报》。宋哲元囚禁之徐梦周任本师主任秘书，刘味冬办本师《军声报》，靖任秋、武志平任参谋。此外，宋树藩、杨法震，杜鸿范、孙作宾诸人均服务师部。
1933年至1934年，本部驻防汉中，与川北红军张国焘部毗接，我派武志平与取联络，往返汉南川北者11次，约不相犯，张亦派徐以新(现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往汉中联系。1933年春季曾派张含辉前往，不幸遇害。汪锋同志时在张汉民团，能知其详。后来张背约进攻南郑、褒城，予我突然袭击，使我认识上起了一度波动。这也证明了我对革命理论的研究不够。靖任秋、武志平均经蒋介石电要，我皆托词送走。周彬如、易厚庵等10余人羁押南郑狱中，我到皆予开释。
1936年春，本部转富县、宜川、洛川等地。时日本侵华日急，而蒋介石不谋攘外，反假“安内”之名，疯狂地进行内战。中共于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1936年又发表五五通电，我在思想上接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之号召。虎城原恨蒋不抗日，因与张学良谋，发动双十二兵谏，揭橥八大主张，迫蒋抗日。释蒋后，我对和议条件，多所争执，单为西北军着想，未顾及革命全局，今日思之，则是错误。
双十二期间，共产党员多来西安，与我接触多者为周恩来同志。因当时有一联合办公机构，周代表中共，何柱国代表东北军，我代表西北军。
七七抗日战起，本军赵寿山师，许权中旅，李振西团，先后参加井陉、忻口、旧关诸战役，皆著成绩。当太原沦陷，敌骑临河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放弃关中，已遣送其眷属及高级人员，分乘火车飞机，逃往宝鸡、成都等地，人心惶惑，不可终日。我在各界扩大纪念周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引南宋刘锜守顺昌(今安徽阜阳)史事，以示我为本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蒋鼎文惭沮、缄默，人心始定。数日，援兵至，关中得保无恙。
抗日期间，蒋介石对四集团军中较负责之共产党员，电要不止一次，我皆复为解释，从未送去一人。尤对姚警尘数电往返，后调总部秘书。此类电稿，多由李百川、陈子坚、陈式玉各同志撰拟。
我主陕时，与林伯渠先生，在武汉六战区时与董必武先生，均保持朋友往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叶剑英、左权各位高级将领，先后过陕者，都曾晤谈。在晋南作战初期，本部赵寿山师曾归朱总司令指挥。赴六战区过重庆寸，与中共负责人徐冰(邢西萍)曾商谈协同作战事宜。至恩施，曾派连仲玉[即连瑞琦]照护叶挺同志，并予经济帮助。朋友关系，较进一步。
总之，我与中共朋友关系，时远时近，并无隔阂，绝不敌对。相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则压迫、羁绊、分化、中伤，无所不用其极。我对他们也是非常愤恨的。
1945年日本投降，我完全趋向于消极思想。原因不外两点：蒋介石营私独裁，祸国殃民，我积愤已久，神离的形合，不愿再敷衍下去。苦懑之余，是以消极。此其一。我幼受儒家学说，崇尚道义。杨虎城是我生死患难之交，被囚多年，情救不能，硬救不可，只有不揽权力，去蒋之忌，恢复虎城自由或有万一之望。此其二。今加回忆，这种灰颓和侥幸的想法都错了。
* 本文原载《丹心素裹》。
注：①应为1925年2月。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