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记先兄杜斌丞烈士
杜理丞
先兄杜斌丞烈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已35年了。我每一念及，就情不自禁地老泪横流。最近《革命英烈》编辑部向我征集先烈史料，仅就记忆所及，略述数事。
与杨虎城的关系
1922年，杨虎城坚持靖国军旗帜，由关中撤到陕北，部队分驻定边、安边、靖边，杨虎城住在榆林城内。先兄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杨不时前往恳谈。先兄并给杨引见了在校任课的共产党人魏野畴同志，对杨的思想日趋进步有很大影响。驻榆林的镇守使井岳秀与杨系蒲城同乡，且曾参加陕西辛亥革命，本应开诚相见，艰苦与共，反听信左右谗言，怀疑杨有占据榆林的野心。有一天，井问先兄：“虎城下步怎么打算？”先兄说：“虎城是暂退陕北，他胸怀大志，非池中物。”意谓杨对陕北这穷苦地方，并未放在眼里。井听后放了心，解除了疑虑，也平息了他左右的谗言。杨知道后，很激动地说：“陕北还有认识我杨虎城的人!”从此与先兄的交情更加深了。
1924年冬，杨离开陕北。1926年，杨坚守西安8个月。1927年，杨部东开，策应北伐，以后至安徽、山东、河南。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杨乘机打回陕西，有了立足点，很想做一番事业，向我问先兄在北平居住的地址，约他回来共谋陕政。先兄回陕不久，忽然又要离开。杨知道后，向李寿亭说：“我对斌丞很好，怎么见面总说不到一块。听说他还要离开，你可向他解释，叫他不要走。”李问先兄离陕原因，先兄很直率地说；“他不听话(指杨)。”又说：“我回陕为做事，不是为做官。”从此，杨对先兄的意见重视起来，逐渐发展成为杨左右决策人之一。
先兄担任了杨的高级参议以后，便利用他与杨的关系，经常与共产党人士接近，在各方面介绍安排过一些进步人士，也营救过不少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青年。据我知道榆林中学被捕学生，由他说情一次就营救出来的有四五人。
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先兄和高崇民、车向忱等联合起来，清除了国民党特务设置下的隔阂，加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先兄还代表杨虎城与中共西北特支徐彬如等进行联系，听取党的方针政策，作为指导工作活动的准绳。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先兄对我说：“营救是必要的，是对张的爱护，也是对双十二事变的正确理解。”但是他又说：“西安一些老年人说，窦尔敦放黄天霸，黄天霸不放窦尔敦。”言下之意是营救的希望不大。果然，直到现在，张学良还被囚禁在台湾。而先兄和杨虎城将军则先后惨遭杀害。
以诚待人
先兄在西安，找他谈事的人很多。有的品质恶劣，有的反对过他。他都一律接待或予以安置工作。有些爱护他的亲友叫我给他提一下，对人应该有所区别。他说：“我还是有区别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有的人品质恶劣，但有才可取，我用其所长，防其所短，就是人用其才了。反对过我的人，是我当时有错误，或者是不了解我。现在他们既来找我，说明已经认识了我，我要拒绝他，不仅挫伤他的积极性，而且会把他挤到敌人方面去，给敌人增添羽翼，孤立自己。我们要以诚待人。”他还说“就是特务，只要我了解他，警惕他，就没有什么可怕。我做的事是正义的，是光明正大的，不怕鬼的!”可是他最后却告诫我：“这些人，你最好不认识，认识了最好不深交。因为这些人你是应付不了的。”可见他也从中总结了经验教训。
营救刘志丹
刘志丹系先兄任榆中校长时的学生，后入黄埔军校。1927年初刘志丹回到西北，在国民联军某部任政治处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离开武胜关，辗转至上海，与先兄相遇，畅谈形势及今后行动。1931年，刘志丹任杨部苏雨生旅的团长，驻旬邑职田镇，集结失散的革命同志，打击该地的豪绅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借机煽动苏雨生，说刘志丹是共产党，要夺苏的摊子，怂恿苏雨生将刘志丹逮捕起来。先兄在西安得到消息，就叫苏旅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莲芳去彬县对苏雨生说：“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谷还未归，先兄因事去兰州，路经彬县，见了苏雨生，叫苏雨生把刘志丹释放了。尔后，刘志丹领导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
先兄在西安，进步青年和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时，他就去找杨虎城要求释放。杨对人说：“斌丞被人叫个杜先生就坐不住了，就来找我。”他知道后对杨说：“青年是国家的精华，进步青年是精华中的精华，我为什么不爱护他们?”从此，杨对先兄求放的人一般都释放了。
民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
1946年2月4日，先兄由重庆回到西安对我说，民盟总部特别是张澜主席叫我负责将西北民盟的组织正式健全起来，你去通知杨明轩、韩望尘、成柏仁、杨子廉、张性初、惠兆民等，请他们前来咱家商议。并嘱我在门口内外防范国民党特务闯入和阻挡来客。这次会议决定以先兄个人名义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上发表一个谈话，阐明旧政协会议经过和公开西北民盟组织问题。讨论中，有人认为公开民盟组织风险太大。先兄说：“我们要估计公开与不公开哪样效果大，不要计较风险与不风险，干革命还怕风险么!我认为公开后，西北各地凡是反蒋爱国的人，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也会来找我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力量就更扩大了。不公开，人们各自行动，力量分散，社会上的影响也就小。我们算算哪种效果好?”最后会议决定根据西安的形势，先由先兄以个人名义发表一个谈话，试一试反应，然后再决定公开组织的时间。记得先兄的谈话，在会后几天内见报，果然影响颇大。
派我去东北
1946年3月，先兄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周子健同志商议，派我去东北做杜聿明的工作。行前，先兄对我说：“你对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叫他认识中国的大势。国共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用政治协商是可以解决的，用军事是绝对解决不了的。叫他在东北不要发狂!他现在正是趾高气扬的时候，是不会听你说的。以后他吃上几次大亏，他的思想是会活动起来的，是会想起你给他说的话的。如果他对你有了表示，我再去东北和他谈!”我去东北后，战火弥漫，力不从心，未能完成八办和先兄交给我的任务，是我一生的憾事!想不到我这次离开西安，和先兄竟成了诀别，每一忆及，肝肠欲裂!
1982年5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