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关于杜斌丞先生事迹的片断回忆
郑自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杨将军派十七路军原参谋长王一山暂代陕西省政府主席，以杜先生为省政府秘书长，我任省政府秘书。有一天，杜先生对我说：“今天上午8时请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副主席在青年会给省属厅局及人民团体代表作时事报告，派你代表秘书处去听报告。”我听报告回来后，杜先生又派我打电话通知各厅局及人民团体，要听过周副主席报告的代表，向本单位全体人员作传达，俾众周知，广为宣传。
在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杜先生在省政府秘书处对我们说：“张汉卿送蒋返回南京，事前并未和有关方面商量，及至周恩来副主席听到消息，赶到西关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只看见张学良留给杨虎城、于学忠将军的手书一封，嘱东北军各部队在他离开后，统由杨将军领导。使人们大吃一惊!在我认为张亲自送蒋返回南京，其侠义可佩，但后果堪虑!”言下不胜感慨之至。
西安事变后，我兼任省防空协会总干事。有一天，杜先生派我以防协名义召集东北军有关代表开会，商讨备战防空事宜。散会后，东北军出席的张参谋对我说：“张副司令送蒋返回南京，被蒋扣留，听说蒋要委派十七路军孙蔚如当陕西省主席，我们东北军怎么办?”言辞之间，表示愤激。我回到省府将听到的情况报告杜先生。杜先生让我到收发室注意检查是否有南京方面来的重要信件。次日，就检出南京方面给孙蔚如寄来的主席任命状，我即送杜先生阅。他看后提笔在任命状的封面上批写了“暂存”二字，并对我说：“事关重大，先不发表，等我报告杨主任(虎城)与有关方面协商之后，再发表。”
西安事变发动后，十七路军接管了国民党省党部，同时也拘留了《西京日报》社长丁履进。张学良的秘书李维城、丛德滋、关吉岗去接收了《西京日报》，改成为《解放日报》，于1936年12月12日正式创刊发行。
到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王以哲，引起东北军的内部动荡，驻防渭南的刘多荃部立即开往西安，国民党中央军，随后逐步接防。2月5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结束，2月8日，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为首的中央军开始进入西安。原《西京日报》社派人要接管《解放日报》，双方发生争执。杜先生派我前去维持《解放日报》，于2月10日在《解放日报》头版上角刊登郑自毅启事：“奉省政府令，接收《解放日报》，自2月8日起由本人负责维持，到2月11日为阴历春节，春节后不再出版。”《解放日报》就从此结束。事后，有关方面对杜先生处理这件事有高度的评价。
约在1938年，原任东北军师长熊正平当七区行政专员时，有一天呼延震西到家找我说：“我是呼延震东之弟，杜先生介绍我来的。”说他用驮骡给解放区运了一批物资，路过彬县，被专署查出扣留。杜先生知道你和熊正平专员熟识，请给熊正平写信放行。我就给熊写信，说明呼延震西是杜先生的学生，请予放行。熊正平按信示放行了。
杜先生在省府秘书长任内，派李象九担任黄龙山垦区主任，开荒安置东来灾民，办得很有成绩。蒋鼎文当省主席后，有一天，李象九到省府找我说：“有人向省府诬告我在黄龙山为延安方面囤粮、买枪，听说蒋鼎文主席电召新任八区行政专员熊正平日内由大荔来省，可能就为这件事。这事我已告诉杜先生了，他着我找你设法解释。”熊正平来后，以我和李象九的名义请熊正平吃饭，请各厅局的主任秘书作陪。饭后，我给熊正平说，要为李象九的事情尽力想办法。熊正平对我答复：“李象九是杜先生派去黄龙山的，我一定要尽力支持。”过了几日，熊正平回去亲到黄龙山调查，给省府来文报告，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官样文章敷衍过去。
屈武同志于1938年绕道西欧，回到重庆，1939年回到西安。约我陪他去王家巷(今改建莲湖路)杜先生住宅，拜访杜先生。彼此一见如故，畅谈很久。杜先生又对我说：“经文(屈的字)离开西安多年，情况生疏，你可多了解情况，给予必要帮助。”我领会杜先生的意思，及时去和老朋友杨明轩、杨晓初商定，通知与屈武当年熟悉的朋友，在建国路西边玄风桥“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军长赵寿山，办事处处长杨晓初)为屈武举行联欢会。届时特请杜先生莅临讲话。杜先生很高兴地说：“屈武先生当年在成德中学上学时，为响应五四运动发起组织‘陕西学联’，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曾代表陕西学联去北京请愿，在学生运动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这次回陕，我们希望他仍以青年时代的精神，为家乡多做些有益的事情。”博得与会人们的热烈掌声。事后，听到别有用心的人说：“杜胡子(人对杜先生的称号)在联欢会上的讲话，是要鼓动学生闹学潮。”我听到这话，去告诉杜先生，他并不奇怪，付之一笑，对我说：“让他们说吧!”杜先生的伟大气魄，使我深受感动。
约在1940年，蒋鼎文任陕西省主席时，召开兵役会议。林伯渠、南汉宸同志代表延安来西安出席会议。有一天，我去杜先生家里，杜先生对我说：“延安方面物资缺乏，尤其是图书，我已将我的收音机赠给南汉宸同志，并发动有关熟人，为他们捐赠图书。”我就捐赠了明代戚继光为练兵防倭所著的《纪效新书》一部，杜先生要我直接送给南汉宸同志。
1947年底，我有事去到南京，见到前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先生，谈及杜先生遇害，他说：“我前任甘肃省府主席，挽留杜任秘书长，后来我调任陕西省府主席，与杜时有来往，深知杜的为人。他是西北地方上的人望，当局对他处死，有失人心，未免太不明智。”言下极表愤慨。
解放后的1961年，陕西省政协派我和郗朝俊、朱叔五老先生带着陕西辛亥革命文物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我借便往访南汉宸同志，他和我正谈话间，偶然提到杜先生遇害事，极为沉痛地说。“斌丞同志为革命而死，重于泰山，永垂不朽。”我对南汉宸同志对杜先生的崇高评价，深有同感。
1982年8月16日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