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与西北民主青年社
王维祺
周恩来同志称赞杜斌丞烈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
杜斌丞与鲁迅在许多基本点上相似，尤其在对待青年的态度上极其相似。
像鲁迅先生一样，杜斌丞先生一贯重视和关怀青年，一贯激励和支持青年的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他作为长者，曾积极援助、支持刘志丹等人的革命活动，并在他们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多方营救，这是人所共知的。在这里，我记述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事迹，这就是杜斌丞先生和西北民主青年社的关系。
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走向高潮的形势下，我党在陕西建立的一个向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进步青年组织。“民青”的创建、发展及其所进行的斗争，是同杜斌丞先生的倡议、支持和指导分不开的。
抗战期间，杜老为抗日民主事业南北奔走。1943年冬，他从昆明到成都。在成都除了与各界民主人士接触外，还约集我们几个为逃避陕西当局迫害而栖身蓉城的青年人在望江楼茶会座谈。杜老高瞻远瞩，指出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涨的趋势，预言西北的沉寂局面必将打破，并热情地鼓励我们回陕西开展工作。这次座谈对我们教育、鼓舞很大，促使我们加快了正在筹建西安知行书店的步伐，并促使我在翌年回到西安，着手进行《文化周报》出刊的筹备工作。所有这些，都为“民青”的创建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杜老同“民青”的渊源，应追溯到成都望江楼这次茶会。
从1944年下半年起，由于全国民主运动日趋高涨的推动，陕西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各高等学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学生开始活跃起来。各校纷纷出现了一些政治性社团，举办讨论会，出刊墙报，学园风气，为之一新。这时，无论是低潮时期存在下来的各种合法的小型青年组织，或是新建立起来的青年社团，以及尚未组织起来的进步青年，都希望联合起来，统一步调，以便更好地开展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工委加强了对国统区的工作，我接受党组织指派，在西安地区开展青年(主要是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工作。
1944年9月，杜斌丞先生和我党老党员杨明轩在西北筹建民盟，开展民主运动。他们从自己多年的实践活动中，深感“民盟”仅在“高”(名望)、“老”(年龄)、“大”(职位)中活动和发展，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力量，认为有必要把青年发动和组织起来。这时，李敷仁、武伯纶等同志在西安主办《农村周刊》、《经世》杂志，并酝酿筹办《民众导报》，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批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我和陈唯诚等同志以知行书店为据点，筹办《文化周报》，也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进行了一些工作，联系了不少青年和学生。我们和杜斌丞、杨明轩素有联系，这时，经过二老的支持和组织，这两方面的力量首先汇合在一起，酝酿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建立组织，进一步开展民主运动。
恰在这时成都学运高涨起来。1944年11月5日，成都民主青年协会成立。紧接着，11月11日爆发了成都广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大游行。四川“民盟”负责人李相符(党员)和成都“民协”的负责人分别向杜老和我通报了情况。杜老很兴奋地对我说：“维祺，你跑一趟，看看人家是怎样干的，回来咱们再商量。”12月，杜老和杨老派我以西北“民盟”组织代表的身份，到成都、重庆两地，分别会见了张澜、张友渔、李相符、邓初民、屈武、王炳南等党组织和“民盟”的领导人，并同李相符(“民协”的支持与指导者)、王晶尧、黄寿金(“民协”负责人)商讨在陕西开展青年运动和建立青年组织的问题。1945年3月，我返陕后向杜、杨二老汇报了蓉、渝之行。4月，在杜老和杨老的具体指导下，由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等人共同发起并请示中共陕西省工委同意，建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应该说，在党的领导下，杜老和杨老是创建西北民主青年社的倡导者和实际组织者。
杜老是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负责人，不是共产党员。他的伟大之处，从不以党派而存门户之见，而是以革命事业为重。由于西北民盟组织不存在所谓走第三条路线的问题，主要领导人和党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民盟”有合法的地位，在此之前，“民盟”又公开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赢得了广大青年的拥护，因此，当时以“民盟”名义进行活动，比较有利。为了充分地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民青”五人小组建议“民青”与“民盟”合作，以“民盟”的名义发展“民青”和进行活动。杜老和杨老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并经他们商定：“民青”成员均参加“民盟”，允许以发展“民盟”成员为名进行“民青”的组织发展工作。“民青”5人小组又是“民盟”西北总支部的青年委员会(又叫青年部)领导成员，由李敷仁担任主任。鉴于地下工作保密的需要，除杜、杨外，暂时对“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其他领导人不公开青年委员会这一特设组织。1945年下半年后，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便以“民盟”名义发展了一批“民青”成员，并以“民盟”名义开展活动。杜老以革命事业为重，对“民青”组织的壮大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青”进行的各种重大活动和斗争，都得到杜老的积极支持和指导。1946年3月，国民党为了配合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军事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炮制“反苏游行”。陕西当局更是卖命，在3月1日和16日导演了两次游行丑剧。“民青”顶住这股逆流，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杜老坚决地支持“民青”这一英勇斗争，鼓励我们坚定胜利信念，他抚摸着他的美髯风趣地说：“维祺，你别看我的那位陕北老乡(指陕西三青团干事长杨尔瑛，是这次‘反苏游行’的幕后策划者与组织者)神气十足，我了解他，他是一个草包，一戳就穿。”杜老还从各方面援助我们进行这场较量，他发动上层人士和一些学校校长抵制这个“游行”；他组织《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揭露这个“游行”的反共反人民的险恶用心。陕西师专“民青”成员王蔚文同志写了一篇揭露该校三青团头子、职业学生曹积德(“游行”大会主席)操纵“游行”内幕的文章，杜老亲自审阅，并讽刺地说：“怎么，这位(指曹积德)又是一个陕北的还乡团长?”1946年西北大学学生为争取民主权利，成立学生自治会，罢课三个月，驱逐了反动校长，斗争之激烈，前所未有。西大学生的正义斗争，自始至终得到杜老的支持和指导。学运开始，杜老接见了西大“民青”组织的负责人卫佐臣；后来又接见了西大学生自治会派来西安的代表团；学运遭到镇压后，杜老义愤填膺地痛斥反动派的罪行，并指示我们妥善安排被开除的同学到解放区去。1946年5月1日，“民青”负责人李敷仁同志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被营救未死)，此时杜老虽然也已处于被监禁行动的困境，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李敷仁血案后援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在1944年到1946年这段工作中，得到杜老亲切的信任和多方面的支持。凡是找他的青年，他都介绍给我让我具体联系和接谈。为了便于活动，我需要取得一个适当的社会职业作掩护，杜老便商于屈武先生，安排我在屈任厅长的陕西省建设厅棉贷委员会任视察。屈武先生给我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很方便的条件。1946年春，杜老看出了我们在刊行《文化周报》中，经济很困难，他和蔼地说：“你们有困难就说嘛，咱们还有一位财神爷哩嘛!”他顺手写了一张“付维祺十万元(法币)”的纸条，让我到韩望尘先生家去拿钱。杜老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
在与杜老的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到他是以父辈的亲切对待青年，但他从不摆老资格，不但重视青年，而且平等地对待青年。1945年，杜老介绍我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为别于“民革”，简称“小民革”)。事前，我向杜老说：“参加的人多是全国知名人士或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我是青年，有参加的资格吗?”杜老爽朗地笑着说：“怕人家看不起青年?我看中国的希望就在青年身上。滚滚长江东流，总是后浪推前浪。青年人犹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前程灿烂啊!”杜老一贯爱护和重视青年，是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深刻的哲理基础上的。
杜老以清廉闻名于世，他几度身居要职，在西安连一院自己住的房子也没有。他不谋私、不爱钱的精神境界，不仅在旧社会里令人景仰，就是今天也是难得的。杜老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上克勤克俭，但对革命青年的资助却非常慷慨。他在经济上和物质上资助过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在李敷仁同志血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也搜捕我。杜老很关心我的安全，通过我父亲转告我，以安全为重，迅速转移，设法到解放区去。他还送给我十万元法币的路费。我知道他当时处境困难，生活上也很艰苦，我真不忍心接受他的资助，但他的深情高义难却啊!
杜老不仅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1945年讨论“民盟”章程时，他特意召集“民青”5人小组成员来讨论。他向我们说：盟章写了为实现民主而奋斗，但是我们心里要亮堂，将来我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杜老的这些话语，不是随便说说的，也不是一时冲动脱口而出，从他平时处事、接物、待人(以至像对待我这样的小人物)中，从他在若干次政治大风浪的表现中，到他临危不屈、慷慨就义，都足以说明他是一位共产主义坚贞战士。虽然他没有履行过参加共产党的手续，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如周恩来同志称赞的，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
1987年5月10日于西安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