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使者
杨箐
1933年10月，归国不久的宋子文突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宋子文此次失势，可以说是国民党内英美派失利、亲日派占据主流的结果。
大权旁落的宋子文并不甘寂寞，他利用同蒋介石、孔祥熙的特殊关系和手中的余权，参与各项经济活动，既扩充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宋家大发其财，也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离开了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在野者”的宋子文，虽如他本人所说“专力于建设工作”，“对于任何政治问题，不愿有所表示，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但他并没有超脱于民族危机与国内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之外。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势下，主张对日强硬的宋子文十分关注政局的发展，在一些非公开场合，特别是在同西方外交官的谈话中，他对国民党中央当局的亲日、和日方针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实现国内团结和统一，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发生，把已脱离政府职位、不愿在公开场合发表政治见解的宋子文，再次推到国内政治风云之中。历史选择了宋子文在这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中“出场”，决非仅仅因为他与蒋介石有特殊的关系、与张学良有着多年的友情，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国内政局及中日关系问题的看法，和他实际所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助于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利于国内的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激于抗日救亡义愤，在西安举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当天傍晚，南京政府接到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电文中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国民党中央大部分人听到事变消息后，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这天夜里11时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一直开到凌晨3时，一致主张采取快速、严厉的报复行动，立即向西安开战，轰炸西安，进军西北；并决议将张学良免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南京国民政府于当日发表通令：
据报张学良文(十二日)日通电叛国，殊堪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①。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已下令切断了西安方面的通讯和交通，并烧毁了来自西安的报纸和宣言，广大民众因此难以知晓西安方面的真实情形。于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说：西安遍地烽火，红旗到处飘扬，士兵们沿着城墙挖壕据守，全城陷于一片恐怖之中。
国际上对西安事变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各国大多担心由此引起战争，给日本以侵略之口实。德国、意大利等甚至指责张学良，说他的“叛变，结果是使日本干涉中国”。出于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考虑，四方各国均希望中国政局安定、经济发展。由于消息的封锁，西方媒体对事件之进展作了种种猜测，并将关注之焦点投到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其亲属身上。在这样的形势下，宋氏兄妹的言谈，无疑格外引人注目。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宋子文由香港返回上海。次日，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谈话：
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办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之解决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办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②
此段话，虽寥寥数语，但寓意明确，颇耐人寻味。首先，它表明了宋子文对事变严重性的认识，但言语中没有使用攻击性的词语，没有提“违法荡纪”之类的话，也没有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为“叛国”或“劫持”等，这与南京当局的态度是不同的。而且在当时消息封锁、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他仍坚信并公开表示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这说明他对张学良等的信任，也暗示了他对张、杨行动的理解。其次，表达了宋希望尽快、合理解决事变的迫切愿望。在宋看来，西安事变已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处理得妥当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国内政局的稳定与国家的前途。第三，鉴于他与蒋介石特殊的公私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的友谊，提出愿意赴西安协助解决事变，实际上是间接提出了以和平谈判的方法尽快解决事变的主张，这一主张包含了宋对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充分认识。当然，鉴于他当时“在野者”的身份，谈话中特别指出“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一切“待命于政府”。
12月14日，被宋美龄、孔祥熙派往西安的端纳来电告知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张学良请孔祥熙和宋美龄赴陕谈判，事变从此有了和平解决的转机。但南京方面坚决反对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赴西安。宋子文表示愿代替孔祥熙赴西安，西安方面当即电复南京，欢迎宋氏兄妹前来“洽商一切”，并表示绝对保证他们在陕安全。这时，南京政府中又有人提出：宋氏身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且亦为中央执行委员，果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嫌。在政府方面的极力阻挠下，宋子文一度被迫取消原定行期，后经其“力排群议，最后请以私人资格前往”，并指出“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这才被允准赴西安。宋子文离京赴陕后，政府令各报登载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宋子文被获准以“私人资格”赴陕，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南京政府内部占了上风，这也是当时全国各地、朝野上下反对扩大内战，主张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形势决定的。
宋子文于12月19日离开南京，当日下午5时许飞抵洛阳，20日晨8时离开洛阳飞西安，约上午10时到达西安。蒋介石见到宋子文，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宋子文递给蒋介石一封蒋夫人的亲笔信，信中说：“若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读罢“不禁泣然泪下”。这时，宋子文示意张学良及端纳外出，让他与蒋单独呆一会儿，据蒋自己说，“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他们两人密谈了半小时。蒋介石告诉宋子文，只有迅速组织军事进攻，才能脱离危险，并将进攻方略告之宋子文，让他转告南京国民党中央。探望蒋介石后，宋子文又派人去了解杨虎城的态度，杨明确告诉宋说：兵谏只是要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得知杨的态度后，宋感到放心。
当时，应张、杨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已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开展工作。当宋子文到了西安后，周恩来等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请示后，立即复电说：
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对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③
宋子文虽同情事变，对中共代表也有好感，但不敢单独与周恩来见面，也不敢表示态度，怕南京方面知道，对他不利，不让他再赴西安。于是，周恩来请人将中共中央的态度，即毛泽东电示内容的精神，转告宋子文，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支持，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得知中共方面的态度后，宋子文有点喜出望外。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宋子文目睹蒋介石十分安全，了解了西安事变的实情以及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与基本条件，内心感到十分满意，决定迅速回南京汇报，以制止事态的恶化。据端纳事后对记者透露：“经过宋两天来的私人调停，蒋介石与张、杨间在许多点上达成了原则协议。虽然蒋警告张学良，当他还被拘囚时，不可能有具体解决。”21日中午，宋向蒋告别，并告之将再来西安。当日，宋子文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南京。回南京后，宋子文到处宣传西安情况，告诉人们蒋介石很安全，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带着讽刺的语气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危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
西安方面对宋子文的行动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宋离陕返京报告的当天，即12月21日，由中共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评论。评论中肯定了宋子文以往的“反日态度”和“反日行动”，对其“在西北民众热烈的救亡声中”，“不避风霜跋涉之苦，翩然莅临西安”，表示“竭诚之欢迎与敬意”。在欢迎之余，也对宋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宋先生这次亲临西北，对‘双十二’张杨二将军救亡行动动机的光明磊落，和西北民众真正的抗日情绪，必然会得到相当的概念，我们极诚挚的希望宋先生，将来离陕后，能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志和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
第二，“自‘双十二’民族解放运动展开后，全国的抗日力量已急趋增高，此次宋先生亲临此救亡抗日阵地的西北，当能更激起了宋先生反日的情绪。我们希望宋先生能参加到西北抗日救亡组织里面，并对救亡行动，多予赞助。我们绝不希望宋先生站在了南京政府一方面或第三者的地位，对西北的救亡运动加以忽视或妨害，或单纯的在商讨蒋氏一人问题。处在现阶段的中国民众已感受着国家民族危急的深刻，更感觉着除了抗日一途外，再没有更好御辱图存的办法。我们希望宋先生多多顾及民众意思，整个国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襄助西北的救亡运动；并能运用伟大的力量，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西北民众深刻的相信宋先生是中国的爱国分子，亦希望宋先生作一个全国民众崇拜的救亡领袖。”
第三，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向世界各国传送了谬误反动的言论，“强奸了广大群众的意识，昧着心对张杨二将军作肆意的攻击”，希望“身为政府要员，并在国际上负有极大声望”的宋先生“为正义的驱使，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立刻起来负责纠正”。
宋子文从西安安全返回的事实本身，加以宋子文的宣传，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更强的说服力，事变的和平解决已渐露曙光。
12月22日上午11时，宋子文与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一行5人离开南京，经洛阳飞赴西安。下午5时许，抵达西安。那时，蒋介石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此，宋氏兄妹是比较理智的。在他们的劝说下，蒋介石决定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方面谈判，并称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作保证，不作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蒋并暗示宋子文，可以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张、杨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即：“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并声明，如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这六条，中国共产党将“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当即表示，个人同意这六条，并答应转达给蒋介石。同时，还谈了他本人的具体意见：1.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关于过渡政府成员人选，张学良提议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宋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更合适，他本人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杨及周恩来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子文则强调，这是一个过渡政府，3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行彻底改组。2.在撤兵和释放爱国领袖问题上，宋子文提议，由蒋下令撤兵，即允蒋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爱国七领袖。张、杨及中共代表则坚持在蒋介石回南京前，应先撤走中央军及释放爱国领袖。3.张、杨及周恩来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可先成立西北联军，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准备，由南京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介石。4.要求西安方面明确告之，在实现何种条件下可允许蒋介石回南京。
最后，周恩来及张、杨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子文告诉周恩来，宋美龄力主和平与抗日，建议周先同宋美龄会谈。周恩来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阐述了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
12月24日，三方继续谈判。这天，宋美龄和宋子文一道参加了谈判。根据前述的六项要求，三方达成了基本协议。根据周恩来12月25日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三方达成的最后谈判结果是：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做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④
当晚，在宋氏兄妹的安排下，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并进行了长谈。会谈中，蒋介石表示了三点：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2.由宋氏兄妹及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商谈好的一切问题。3.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和他谈判。
从上述电文及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的情形看，谈判已基本取得成功，宋子文的确有为实现国内和平、联合抗战作出努力的打算。周恩来在评说谈判结果时曾指出：“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⑤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便催促张学良早日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南京，以作为送给他们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宋氏兄妹非常担心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因为蒋介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没有撤到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坚持必有蒋介石亲笔签字才能释蒋，甚至有部分军官主张杀掉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一面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催其尽快释蒋；一面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的疏通。张学良虽有早日放蒋之意，但他无法说通诸将领，因为在其他将领看来，宋氏兄妹对张友好，所以张的脑袋是安全的，可是他们的脑袋没有保证，他们更认为，在蒋介石没有做出可靠保证的情况下就放蒋，他们的处境将会更加恶化。对此，宋子文反复向诸将领说明，蒋介石“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宋子文还去找周恩来，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会谈中已达成的各项决定，要求让蒋介石当日(12月25日)即离开西安。周恩来等提出，蒋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当日便走以及张学良跟去南京。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在没有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的情况下，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在临行前对张、杨说：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⑥
西安事变至此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开启了全国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毫无疑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民党中央由内战转向抗日方面，宋子文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首先，他能够理解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强烈而迫切地感觉到和平解决事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国民党中央一致主张“讨伐”张、杨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提出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事变的主张，并表示愿意承担风险，亲赴西安，为事变的早日解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获准赴陕后，宋子文曾不辞辛苦地往返于南京与西安之间，了解事实真相及各方态度，疏通意见，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积极奔走。虽然他与蒋介石一样，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但在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情势下，他能够认清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重要性，他的反日态度与抗日主张更使他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相信中共解决事变的诚意，同时也为共产党所信任。于是，在蒋介石不愿与张、杨及中共方面谈判时，宋子文便与宋美龄一道，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进行了谈判，基本达成了一致。就国民党一方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宋子文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用宋美龄的话来讲：“西安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筑起柱壁，而我盖上了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又一度参加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判。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宋子文确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决心，并认为宋将重新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层，与孔祥熙一起改组行政院，对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积极作用，曾抱有相当的期望。在蒋介石的眼里，宋子文则是当时国共谈判交涉中不可多得的中介人；但又认为宋易感情用事，在某些问题上“倾向”共产党。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委宋子文以重任，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调整了对外政策时，宋子文才重新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层。
①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集》，1979年版，第160页。
②《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③《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73页。
⑤《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3页。
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3页。
宋子文传/杨箐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