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陕西政局*
张钫
1912年(民国元年)5月以后陕西党政的情况
1912年3月自毅军叛变离陕以后，陕西的党政军才各就职权分头进行。同盟会支部也于斯时在陕成立，推举张都督凤翙为理事，对如何进行活动，党员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遇事请示孙黄与党中央取一致行动，协同进行；一派主张请示必须说明陕西偏处西北，交通困难，将来在党政推行时问题甚多，非订立单独计划不能图存。两派主张可以说都有理由，形成一种各执己见，分别进行的状态。上海党中央的指示却又变化无定。那时陕西的同志于右任、康宝忠、赵世钰等均在南方，推行党政都以南方同志们的看法为进行的标准。至于新派到北京的代表则以北京看法为标准。党旧日是以推翻满清政权号召全国，共和告成，孙中山因迫于现状而让位于袁世凯，于时本党的主张亦大受影响。旧时党外对本党同情的人，因受袁世凯的拉拢和引诱，很多人都倒了过去。当时除了临时约法以外，所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均没有编成由党公布，其它许多党派都在那时组织活动，争夺政权。北洋系军阀的势力掌握了那时候政权的中心，无形中将革命的人们引诱走向作官的道路。从此同盟会的力量，日渐削弱。陕西政府成立，旧官僚首先加入。如宋伯鲁、高少农、黄雨丞、宋聚五、高幼尼等一些前清遗留下的翰林进士，曾经作过知府道台的人，都钻入了政府，帮同张都督凤翙走向袁世凯的方向。一般宪政党人和初毕业的学生都加入了统一党和进步党。进步党就是宪政党的化身。在他们党的中间却又分派系，当时以咸长派为最盛。张凤翙虽是河南人，却是在咸宁县进的学，得的秀才，自然与咸长派接近。西安省城分为两县，西城属长安县东城属咸宁县。咸、长两县的人，在国外和国内各大学留学的人很多。旧日在东京和北京的学生与渭北留学的学生界限分得很清，感情未能融洽。革命的同志渭北占多数，但是咸、长人却是近水楼台。革命后各派抢夺政权，咸长派先将陕西四道抢到手中。高幼尼是关中道，谢文卿(长安人)作了陕东道尹，寇西山(咸宁人)作了陕西道尹，崔叠生(长安人)作了陕北道尹，南雪亭(长安人，久住省垣)作了陕南道尹。省议会议席由各党派分别占据，宪政派、渭北派各显身手，于是袁世凯政权高压于上，各资产阶级党派盘踞于下，都骑在人民的头上，外表虽然暂时安定，人民的痛苦丝毫没有解除，社会上新的矛盾，天天都在滋长。至于帮会的气焰薰天，在人民队伍中仍占上风。
袁政府令军民分治，那时陕西省长高少农是一个老官僚，只知服从上司命令，决不采纳革命主张，当时的政治成为一个不新不旧不伦不类的局面。同盟会的同志想要把道路修宽，发辫剪完，学校办好，刷新面貌；一般老官僚只说慢慢的来，不要着急，时令到了禾稼自熟。他们忘了外侮内患振作图存的刻不容缓。更有许多人去到袁世凯面前说陕西民党主政须要注意。随后袁世凯便派人到陕西逼迫民党表示态度，要让通电辱骂孙黄。那时陕西孤立于西北，一旦有变则进退维谷，处境日趋险恶。等到二次革命后，白朗拥众西来，陕西的局面不能存在。
1913年二次革命时之陕西
在1913年二次革命尚未爆发以前，上海党部秘密派遣南京陆军中学学生杨体锐(河南孟津县人，辛亥东征军连长)等三人送信到洛阳给刘镇华，对他有所指示。刘将给他的信藏匿起来，劝告杨体锐等速速离开洛阳，杨体锐等便西行赴陕。刘镇华听说他们要到陕西，急忙追赶，追到灵宝县西枣园地方，将杨体锐等三人刺杀。在他们身上搜出了黄克强给陕西党支部的指示及写给各私人的信件。刘镇华把它呈献给袁世凯，藉此来邀功。我在此年7月1日忽然接到不经过陕西督署而直接给我的一封电报，问我能否在二日内出发赶到西安。我于初二日由潼关骑马一天时间跑了280里路到了省垣，当夜即和同志们开会。同志们的意见都说我若不离开陕西，在袁世凯势力压迫之下，恐不能免祸。因为那时二次革命已在江西发动，陕西若不暂将大门开放，袁世凯必不甘心，兵祸必不可免，且兵力不敌，只有复电说可以作到，请示任务。袁世凯复电令我于三日内离开潼关，取道商州安康镇坪过巴山鸡心岭入川，限18天到达。当时因为没有接到上海党的指示，陕西文部开会决定让我到安康暂停不要急进，察看大局的情势再作定夺。到了安康适逢大雨，达15昼夜，部队隔阻在途中，汉水高涨10丈，电线冲断，消息隔绝，整整走了48天才入川境。中间袁政府由鄂局转来电令10次催促，这时已经耽误了很多日，才到了夔州。那时熊克武已经乘坐日本轮船逃走，胡文澜是四川督军，王陵基是重庆道尹。袁世凯因为四川已经平定无事，给我电令说：“该师长沿途迟滞，贻误时机，川事敉平，着即自行开回原省，并派姚宝来前往查办，所候处分”云云。
这时滇黔军在重庆又有新的组织，王陵基电川督：“去一熊(克武)而来四虎，应设法驱逐”云云。四虎指的是袁世凯所派的四省援军。四川当时各电报局长都是袁世凯的坐探，凡遇特别消息都秘密向袁报告，因而重庆客军想要占据川东的计划，袁世凯早已知道。熊克武遗留下的部队卢师谛和刘某两旅，退至万县与滇黔军联络。滇军叶荃、黔军黄毓成又派人到夔府联络。卢师谛继派吕超来夔。吕超由电局电报卢师谛说：“秦军力微，鄂军虽到宜昌，尚未前进，可袭击万县，驱逐秦军出川，下川东即可统一”云。电局将这个消息告我，我才未被袭击。川人逐客之计划失败，滇黔军占据重庆的意志益坚。那时段祺瑞到了湖北，电请袁世凯留援川各军暂不调动。此1913年9月时事，所以我在川住到1914年4月才又将军队开回陕西。
先是1913年10月袁世凯逼迫陕督张凤翙通电辱骂孙黄表明态度，张凤翙被迫不得已向党提出批评，意在藉以敷衍袁世凯的面子。但是袁世凯对他这样表示，不能满意。适逢白朗事发，陕督一日间8次电我返陕。双方电袁要求，始准我由原路开回陕南。我才到汉中，陆建章已入潼关，袁世凯即发布命令将陕督张凤翙撤任，由陆建章接充。这时白朗已入甘肃境内，陕西各部队均尾追白朗开往省西，陆建章便趁此时机带贾德耀一旅、冯玉祥一团、陆绍文—团，兼程进至西安。张凤翙在接到电令的第二天便轻装北上，留张云山办理督署交代。从此初见曙光的陕西百二山河，又入暗无天日的境界，一任军阀蹂躏。
陆建章督陕及其来去的悲喜经过
1914年4月，陆建章藉追剿白朗为名，不去堵击，尾随其后而直奔长安，如同取帅印一样而抢得了陕西督军的地位。白朗自甘肃境先退回，由长安城南20里韦曲经过，声言将要进攻长安。陆建章便派他的儿子陆承武前去迎战，不到半日时间即被白朗的队伍将他包围在杜曲，经过一日夜断绝消息，把陆建章吓得心胆俱慑，白朗安然度过秦岭，陆承武才狼狈收队回省。那时因为毅军尾随白朗之后，在终南打了一仗，长安城才算脱险。白朗在前，军队追赶在后，这时所有客军均已随之离陕。陆建章才施展其屠户手段(他的外号是陆屠户)生杀予夺，作威作福。先将作战初回的豫籍官兵5000余人全数解散，押送出境，然后结交陕西官吏引为党羽。张云山乃拜陆为义父，陈树藩拜陆为老师。陈树藩以渭北为根据地，因结交陆之左右而能安然出省，且能忽来忽去于长安渭北之间，当时陈树藩因能掩护党的同志于渭北。陆建章相信陈树藩是他的忠实弟子，对他并不怀疑。陆建章在这时保荐吕调元为陕西巡按使(省长改为巡按使)，程克为陕南道尹，其它各厅各道都改任外省人，把本省官吏都函荐中央及他省作事，藉以削弱陕人势力，恢复前清本省人不作本省官吏的办法，而达到他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目的。一面扩充军队，巩固其地位，升任冯玉祥为16混成旅旅长，进驻距汉中40里之褒城及沔县，声言冯将军队编好即行入川，我和冯相识于此时。那时宋哲元任连长，韩复渠、孙连仲等任排长，很多后来的统兵大将都是那时的士兵。训操练兵，谈文习武，我和冯玉祥相处半年之久，等到1915年他才由川北入川，李柄之、伍侦祥两旅由长江入川，协同陈宦接任川督。不久，我被袁世凯撤任调京，陈树藩接任陕南镇守使。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适于此时发动，自渭北至陕北各地，人民争起反对。袁以剿匪为名义调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陕南镇守使遗职调贾德耀充任。当时陆建章令延绥一带广种烟苗，调第7旅商震前往保护，并兼任剿匪的责任(后来商震由陕北入晋脱离陕西的范围)。于是陕西密开烟禁，重税苛敛，流毒极深，民怨沸腾，陆乃用高压手段，抑制人民，直到洪宪帝制垂成之时，陈树藩派遣他的参谋长瞿寿禔到北京接洽。我密拟18条办法函授瞿寿禔面交陈树藩，陈那时遵守党的主张策划起义，反对帝制。我另外一函派丁同声面交刘镇华，作起义准备，不料刘镇华将原信密交河南督军赵倜，电报袁世凯将我押送北京军法处，直到袁世凯死后我才出狱。
陈树藩到渭北后布置驻军三原。那时陆承武驻在富平剿匪，胡景翼便将小陆捉住。正当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陆建章气馁，情愿让出陕西督军以交换其子的生命，并且答应将为虎作伥属于他自己私有的武力中坚团缴械，请陈树藩进省接事。不久，袁世凯便死了，陆建章电恳段祺瑞致电陈树藩允许他离开陕西。陈树藩答应了，招集省城官吏到八仙庵给陆建章送行，见到他运送行李的车辆有1000辆之多，其中都是搜括的民脂民膏，前头行至潼关，人民和军队群起截留陆的脏物。据传说他个人的现金、古董、烟土、字画、皮货、珍宝价值3000万两。随从人员的财物，还不在内。省垣的人民因怀恨将陆的妻女推入阳沟臭泥坑中，藉以泄愤。陆建章在饯别的席上闻到枪声，紧握陈树藩的手不放，凄然泪下。陈下令禁止无效，当时因怨恨之深，众怒难犯，可以想见。又停留了三天，陈树藩将陆建章亲自送出潼关，交给河南军队保护返回北京，才算了事。那时铁路才通观音堂，尚无汽车通行，马车日行百余里，欲快不能。他的眷属行李经过五百里崎岖山路，暴客劫路的很多，他们又花了很多买路钱，才保全了生命。这是旧日统治阶级搜刮民财，悖入悖出一个事实。
陆建章回到北京，要求段祺瑞撤换陈树藩，并予查办。因为安福系在北京政府已经很有势力，陈树藩本来就是段祺瑞的学生，他后来又加入了段系，与徐树铮密切配合，曲同丰、何孟祥等又从中帮忙，所以陆建章的要求无效。陆因恨陈刺骨，曾出数十万钜资运动陕北客民派徐得官到樊钟秀那里让他反陈。陆又分派多人到长江流域，联络民党反对段氏，更亲到武穴促冯玉祥反段。其初冯玉祥尚与相见，后来以堕马伤足为词，便不再和陆见面，他不得已又由南京到上海，耗费了数十万元，仍是不得要领，只有仍回天津。但他这一行动的声气很大，都知道他要反段。徐树铮便藉破坏北洋团体的罪名，将他杀害，陆的一生便就此告终。
注解：
*本文摘自张钫先生1959年给全国政协所写的材料，标题是我们另加的，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编者。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