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学生运动*
张卓如
（一）
一九一九年，我在三原县立高等小学上学。可能是“五四”运动后的不多几天，县城内的渭北中学、甲种工业学校、县立高小和西关的初小学生约千余人，在城隍庙内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一部分进步的教职员也参加。主要内容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承认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件。会后，列成长队，吹打着洋号、洋鼓，在南北二城游行示威；每人各持小旗一面，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件”、“不自由，毋宁死”、“打倒军阀”等口号。这在三原是学生爱国运动的首一次。与会的人，义愤填膺，态度激昂，极端仇视亲日派、卖国贼和日本鬼子。大有此仇不报，不共戴天之慨。当时由于对“军阀”二字的含意不够了解，误以为凡是带兵的人都是军阀，所以大队每逢在军营门前经过时，群众一致挥着小旗，指向营门。把“打倒军阀”的口号，喊得特别响亮。城内驻军属靖国军系统，对学生群众的政治活动，不特没有任何阻止行动，而且在精神上是给支持的。这表现在一些常与学生接近的民党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如在靖国军总司令部服务的李寿亭、蔡祥符、王德卿……等人，都参加领导了这次运动。因为靖国军的政治任务是反对北洋军阀的，那些卖国勾当正是北洋军阀所干的。为了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取得群众对自己的拥护，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原的学生运动和西安学运在被反动当局阻止下的冷静情况相比。是可以理解的。
（二）
大约在一九二〇年的下半年，三原县立高等小学校的学生，曾经排演过两个大型话剧：一个是《新理想国》，主要的角色是生民（代表正义）、威武（代表军阀）和富贵（代表资本家），他们是一家三弟兄，各走一条路，经过复杂、曲折而激烈的斗争，生民终于胜利了，建立了理想的国家。又一个剧是《列宁传》，宣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革命斗争。其中唱的歌词有“世界民党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锄一锤，这红旗要照耀万国……博爱、平等、互助，才能真改革；无阶级，无贫富，更无黄白黑……”等句。这两个剧都是该校教员蔡样符（留日学生）主编的，李寿亭（也是留日学生）、雷绍元曾给予具体协助。计公演过两次。靖国军一些负责人物均莅场观剧，并给予好评。尤其是《列宁传》一剧，第二次是在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演的。当时适值渭北各县学生运动会结束，为了庆祝大会的胜利闭幕，以此剧作为招待演出。所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淳化、铜川等地参加运动会的师生，都受到一次新思潮的教育。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靖国军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物，受“五四”运动影响，对新思潮的宣传，基本上是支持赞助的；不然的话，一个宣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戏剧，怎能在司令部内当众公开演出呢！？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继凡尔塞分赃会议之后，美帝国主义者又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华盛顿召开有九国参加的太平洋会议。提出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意见，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缔结了九国公约。其目的是造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一方面承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为美国独占中国作准备的局面，来打消日本的侵华计划。噩耗一经传出，举国人民愤不可遏，尤其是青年学生，罢课游行，奔走号呼，誓死要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不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三原当时在靖国军范围之内，第三师范、渭北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学生的爱国热情如火如荼，成立了反对太平洋会议后援会，罢课月余之久。把所有同学组织成若干宣传队，分赴泾阳、高陵、富平、耀县、铜川、淳化等地进行宣传。一部分同学留在县内作就地宣传，供给各地材料和指挥联系工作。当时我在第三师范甲级上学，是留校工作负责人员之一（后援会副会长）。记得运动一开始，群情非常愤激。后援会怎样决定，大家就怎样坚决执行。学校教师不加阻止，靖国军当局也从没有干涉过，而且无论在三原街头或是赴外县宣传时，同学们对当时统治者的任何谴责与激昂叫骂，也没有引起过他们的反感。相反，同学们的正义行动，还得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如：同学们罢课游行，他们不加干涉，分赴外县（靖国军辖区）宣传，每到一处，通过所在政府和学校还解决同学们的食宿问题。第三师范一个叫张波的同学赴富平宣传时，曾咬破手指，大写血书，各方面很受感动。这一切就具体说明了当年的靖国军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组织。三原以后能成为渭北的革命中心地，我以为这和靖国军的政治主张与其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是有连带关系的。
（四）
靖国军的一些负责人物，很注意提倡教育。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只要力所能及，就大量兴办学校，培养人材。据我所知，如在三原由于右任创办了民治小学；在大家倡议下，先后创办了渭北中学和陕西师范学校（后改称第三师范）。并筹集款项，给县立高等小学另建新校，还在这个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三年制的县立中学。另外，胡立生在富平庄里镇也创办了立诚学校；于鹤九在淳化方里镇也创办了方里小学。其他各地创办的学校听说还很多。一时军人办学的风气很盛，人才较多，给以后渭北文化中心地打下了初步基础。他们还能采纳人民意见，改正不良作风。对学校师生的某些偏激行动，不是用镇压的办法去制裁，而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开导。如在一年的三原“腊八会”上，他们为了筹款，沿旧习大摆赌博，用席子搭的赌棚连绵了几条街；我们师范学校学生看见了，就在会场宣传台上大声疾呼地严加指责。胡立生听见了，觉得学生说得对，当天晚上就命把赌棚完全拆去。又如在三原举行的渭北各县联合运动会上，富平一高的学生因在运动会上的成绩不好，迁怒于三原一高的校长，竟把那个校长打了一顿；而三原一高的师生为了抗议富平学生的非法行为，又把运动场中的旗竿摇了，声言不惩办打人的学生，决不继续参加竞赛。因此，形成了对立的僵局。胡立生对这件事情，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先分别到两个学校去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说理，让把运动会继续开完，然后在司令部召开联欢大会，让两校负责人在会上互相道歉；最后还由三原一高学生演出《列宁传》话剧，使大家受到教育之后，尽欢而散。我觉得他们既热心教育，又爱护青年，也有民主作风。按当时的情况看，对渭北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靖国军在旧民主革命阶段，是有它的一定程度的进步性。以上所写三数事，仅是一些零星回忆和个人的幼稚看法。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七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张卓如，陕西三原县人，时在三原师范上学，系当时三原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者之一。
《陕西靖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