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监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活动见闻
王友直
一九三六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之初，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七贤庄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作为联络机构。但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机关，由于一贯仇视共产党，对于这个办事处特别注意，严密监视。认为这是中共以办事处公开名义掩护西安地区中共秘密组织的指挥机关。他们企图从监视办事处来刺探中共在西安地区秘密活动的线索和取得一切有关中共的情况，因此经常指派特务，化装成小贩、行人，在办事处周围进行巡回监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代表西安办事处改为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中统特务头子郭紫峻和西安行营调查科科长、军统特务头子张毅夫(又名张严佛)等，对于这个办事处，更加严密注意，不仅监视，而且采取最毒辣的阴谋手段，对共产党高级人员进行暗杀迫害。郭紫峻在西安行营的民运会上曾经提出对付八路军办事处的问题，他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中共在西安进行活动的公开掩护机关，也是情报机关和指挥机关，我们必须严密监视。”张毅夫更加危言耸听地诬蔑共产党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少将，有名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已来西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非常活跃，据我们得到情报，他利用与胡宗南的同学、同乡私人关系，拉拢胡的部队，图谋不轨。”当时出席会议的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行营政训处处长任觉五等要他把这种情况当面告诉胡宗南，让胡注意。不久(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宣侠父即失踪，被军统特务暗地杀害。中共代表林伯渠先生即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人。蒋鼎文这个主谋犯，借口八路军来西安的人员没有向行营登记，他不能负责，进行抵赖。与此同时，中统方面由郭紫峻派陕西省调查专员办事处的行动队员常炳煜、徐风歧、郭汉章、董有道等，在该调查专员办事处秘书马濯江指挥下，轮流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口守候、盯梢，每天要将监视的情况报告郭紫峻。郭常用肯定武断的语气给这些特务打气说：“只要你们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所有来往的人，严密地监视住，就一定可以从这些人中发现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虽然绞尽脑汁，一心要从八路军办事处方面侦察出西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但始终没有得逞。
二
一九三九年春，西安行营撤销，改为天水行营，西安行营的民运会改为天水行营特联汇报机构后，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以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主持汇报。他首先在汇报会议上提出监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问题。当时西安的各特务单位，尤以中统、军统为了在蒋介石面前争宠邀功，竟因互相强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猎取中共主要情报而大争大吵，各不相让。谷正鼎为了掌握特务机构的指挥权，提议：在天水行营汇报秘书分处直接领导下设一监视组专门负责，其他各特务单位都不必派人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活动，以免闹出乱子不好办。监视组的经费由特联汇报秘书处负责。由陕西省会警察局的名义派出工作人员。若在工作中被八路军办事处发觉提出抗议，又可借口警察局派人是为了执行保护任务。他并提出派老牌特务常圣照任监视组组长。以后这个监视组组织的特务活动即完全由谷正鼎一手指挥。
常圣照是河南人，中等个子，微瘦，尖头扁脸，眼鼻歪斜，烟容满面。据他自己吹嘘，他是红帮“大山主”，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要人都认识，都有关系。一九三八年秋，他拿了CC头子陈果夫的介绍信，由汉口来西安时，即找郭紫峻。陈果夫介绍信指明要常圣照到陕西任县长。郭即将常的履历证件及介绍信给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彭昭贤(CC高干)和民政厅厅长王德溥等后，均表同意，及向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引见后，蒋认为常圣照其貌不扬，不足“为民父母”，未与发表县长。郭因无法给陈果夫交差，介绍给谷正鼎派为监视组组长。事后才知道常圣照既是红帮头子，又是老军统分子。他到西安后即秘密与军统西北区负责人张毅夫接上头，但郭紫峻还不知道。
常圣照这个老特务对于反共勾当，非常积极，他于一九三九年春，一接任监视组长，就立即拟好了一个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办法，分别送给谷正鼎和郭紫峻。当时郭紫峻曾将这份方案给他的亲信助手李犹龙，要他代为审核，原文已记忆不全，其中重要几条是；①请派九个组员，三人一组，分为三组，日夜轮流守候盯梢。②每个小组购置两部自行车，以备盯梢时使用。③请求发给小手枪一枝和子弹若干发，作为自卫和工作之用。④监视组设在作秀女子中学里，在作秀女中东墙上与七贤庄西口对面处，挖一小洞，以便窥视八路军办事处出入人员。⑤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大门正西小学后院里建立哨亭，经常派人守候，以窥察办事处里的动静和出入人员，并与监视组用电话联系，随时汇报情况。⑥以一组守候监视，另两组准备盯梢，每日盯梢情况须在中午和晚上汇报(向谷正鼎汇报)遇有紧急情况，即时报告。⑦监视组与特联汇报秘书处(在后宰门女中天水行营政治部里)安装一直线电话，以便随时联络请示。⑧对工作人员应有奖惩，工作努力而有成绩者应报请奖励，其失职者，得按纪律予以惩处。
谷正鼎和郭紫峻商量认为，监视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暴露监视组员的身份，同时在监视、盯梢行动方面，应该很好隐蔽，以免闹出乱子，要常圣照严格执行。
常圣照的方案被批准后，立即请军统方面派了八个特务(姓名不详)，请郭紫峻派中统特务一人名叫杨志清(山西人，郭的亲信)，都以陕西省会警察局便衣队的名义进行监视活动。常圣照本人由谷正鼎给以天水行营政治部上校专员名义，常驻监视组里，指挥特务活动。并在作秀女中墙上挖了一个五寸见方的小洞，有一个特务经常在这个洞口鬼鬼祟祟地窥探。一看见有人由办事处出来，就如获至宝，立即派特务跟踪盯梢，死不放走，一直到达目的地才回来汇报。常圣照将每天盯梢经过用书面向谷正鼎汇报。常是一个识字不多的流氓头子，写汇报困难，谷正鼎还给他派了书记作为助手。另外在办事处对面的小学后院筑了一个哨亭，这个哨亭是修在一块土堆上，高出后院一尺多，特务们站在亭子上，一眼就可望到办事处的门里。一九三九年夏，常圣照约李犹龙在他的监视组吃饭，还把李带到哨亭上看过。
谷正鼎、郭紫峻自以为监视组工作做的秘密，共产党不会知道，其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早已察觉到他们的鬼把戏，而采取了对策。据常圣照告诉李犹龙的两件事实可以证明：一是某天，守候的特务看见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一个青年人，骑一辆自行车，车上还带有一些东西。盯梢组立刻派人盯上，进新城，到东大街，又出东门，回到火车站转来，又绕钟楼出西门，转来又跑到北大街、南大街，车子骑得又熟又快，跑了西安全城没有停一下，又跑回办事处了。后来才知道这个青年是故意同特务们开玩笑的。另一件事情是，这几个守候盯梢的特务，八路军办事处的人都认识了，后来哨亭前面的土墙被雨淋倒了一些，哨亭守候的特务就全部暴露出来。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常与这些特务们打招呼。说他们太辛苦了，请他们到办事处里坐坐，并给他们香烟吸。常圣照发现了这一情况，向谷正鼎报告后，把这个哨亭的监视特务撤销了。但在作秀女中的监视组仍在继续他们的罪恶活动。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对面小学里靠西墙的一所房子上边开了一个小窗，由房子里登上梯子从上边窗子里可以望到办事处来往人员的出入。并由特务化装小贩经常在办事处的巷道巡回侦查，搜集情况。
三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八路军办事处，不仅采用特务监视活动，而且为了封锁，不准西安商人与八路军办事处来往做生意，监视八路军办事处转发革命书刊，对八路军办事处采取突击检查等种种阴谋和迫害手段，现就我们所能回忆起来的几件重要罪行，分述于下：
(一)实行经济封锁不准商人与办事处做生意
一九三九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设立制药厂，派李唯真到西安采购制药机器，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经人介绍给西北制药厂厂长薛道五，请薛代购制药机器。当时薛认为在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内地西药缺乏，事关抗战需要，即慨然允许，请李到该厂参观，并愿意把他的多余的机器出售。李看后即达成协议，又请薛道五介绍制药专家，薛即介绍该厂制药师吴子实与之商谈。吴曾到过八路军办事处。事被特务们知道，谷正鼎即在同年十月间某次汇报上说：“据报西北制药厂吴子实是共产党，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已经叫人秘密逮捕了。”但吴本人坚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只承认他给八路军办事处代买制药机器，纯系商业关系，经多方调查情况属实。“汇报决定，应予吴子实警告，不许给八路军代买机器、药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尚在国共合作期间，不敢公开逮捕共产党，怕受到中共方面指责，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只能叫特务进行秘密逮捕，要释放时也只能以秘密方式释放。吴子实被关押了三个月之后，特务们将吴子实的眼睛蒙住，夜半三更，丢在莲湖公园里，再三对吴威吓说：“不准声张，不准动。”之后，特务们即匆忙逃遁。吴子实被释放回家后，深居简出，怕特务再来纠缠，也再不敢到西北制药厂工作了。
在吴子实失踪回来后，西北制药厂厂长薛道五还不断地接到特务们的恐吓信，勒索敲诈。薛道五的大儿子刚满一岁，特务们写信威吓说：要把他的孩子弄死。薛接到恐吓信后，日夜惶惶不安，曾找过我，希望我向反动当局解释。我曾问过谷正鼎和军统、中统方面负责人，他们都不承认。
当时，胡宗南的西安战干四团在洒金桥开设的一个面粉厂，想把西北制药厂的机器强占来，苦无借口，在吴子实被捕后，他们借口该厂藏有共产党，密谋暴动，派了该团警卫队的一部分武装，于一天夜里，突然把西北制药厂包围起来，闯入该厂先看守住电话，找到该厂负责人陈伯年威胁地说：“你们厂里藏有共产党人，密谋暴动，我们要检查。”随即将陈铐起来。陈伯年回答：“此时已夜半，全厂工人都已就寝了……”话尚未讲完，这批匪徒不由分说，即到厂房各处大肆搜查。另一部分特务乘机把该厂马达强行搬走。该厂工人力争说：“我们没有马达，工厂就不能开工”。特务们不理，强把马达搬走，一直送到洒金桥战干四团的面粉厂里。当时工人无奈，派了—个工友在后边跟着看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回来告诉了薛道五，薛即托人交涉，该面粉厂的负责人因为他们强占的阴谋被人揭穿，只得将马达还给西北制药厂。
一九四○年间，监视组特务在盯梢中发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常到北大街某纸店购买纸张文具，就认为该店的经理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关系，要秘密逮捕。谷正鼎给西安特联组秘书皮以净下了逮捕手令，要他执行。因皮与这个经理(姓名忘记)很熟，乃向谷正鼎解释，后改为警告，该纸店经理还请了一次客，以后就再不卖纸张文具给八路军办事处了。
一九四一年，白水建华洋灰厂西安售货员边某(兴平人，名字忘记)经人介绍把洋灰卖给八路军办事处，被监视组特务发觉，即由盯梢的特务侦查了边某的住处后，监视组组长常圣照报告了谷正鼎。谷即手令西安特联组行动股长、西安警察第一分局局长军统分子李翰庭秘密将边逮捕，关押在西安女中后院西安特联组秘密看守所内。后经审查边某确系商人，不是共产党，关了两个月之后，警告他不得再与八路军办事处做生意，才于夜间秘密释放了，这是皮以净亲自告诉李犹龙的。
一九四二年间，西北化学制革厂经理王子厚为八路军制造皮件，与八路军办事处时有来往，事为监视特务知道。谷正鼎手令西安特联组秘密逮捕王子厚。王与中统陕调室指导股长向离平日交往，感情甚好，向离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即秘密告诉了王子厚，叫王避一避风头。王乃秘密逃走，幸免于难。
象以上罪恶事实，当时汇报得很多，只要和八路军办事处有来往，就免不了特务们迫害。
(二)监视办事处发售革命书报
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八路军办事处既是西安地区共产党的指挥机关，也是共产党书报刊物的发售机关，所以经常指示监视组特务特别严密注视。
一九三九年十月间，西安市中统特务发现市面《新华日报》到处售卖，数量突然增加，即向中统陕调室主任杜昌山和中统陕西省调查专员郭紫峻汇报。郭即分别通知伪西安邮电检查所所长、中统特务张耀庭和监视组组长常圣照注意侦察。据张耀庭报告，在邮件检查中，并没有发现重庆《新华日报》的大量寄件。又据常圣照报告说：他们查出八路军办事处有一女工作人员常到《新秦日报》社，手中拿着报刊。郭紫峻据此，即派行动队队长郭汉章负责侦察。以后查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熊静(女)与《新秦日报》订立合同，将重庆《新华日报》纸版寄到西安，由《新秦日报》社代印，在西安发行。郭即将此事提到天水行营特联汇报会上，要求惩办《新秦日报》。当时主持汇报的谷正鼎力主将《新秦日报》查封。顾希平(军校第七分校副主任)与《新秦日报》社长俞嗣如系江苏同乡，时有来往。他说：“此事我可以告诉俞嗣如，叫他不要承印就算了，不必查封。俞本人也不是共产党。据我了解，他们报社经济确实困难，如果我们谁愿意办报，可以把它接过来办。我们如果为承印《新华日报》查封该报，在此抗战期间，八路军办事处一定说我们制造磨擦，公开反对《新华日报》。”郭紫峻说：“我们不能公开反对《新华日报》出版。若《新秦日报》要承印《新华日报》，就得给他一点惩处。当然我们不能为此事就查封《新秦日报》。”于是谷正鼎即把此事交给郭紫峻去办。郭即找俞嗣如。俞不在城内，该报由他儿子俞岳松负责，于是俞岳松就被叫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郭问俞岳松：“你为什么要给共产党代印《新华日报》？”俞答：“咱们中央政府(指国民政府)不是在重庆公开准许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出版吗？不然，我们也不敢印，我们报社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熊静订立合同，只是代他们负责印刷，报纸内容完全由他们负责，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商业关系而已。”郭告诉俞说：“因为他们报刊言论反动，本部已素有中央密令，不准《新华日报》在西安发行。你们报社替他们印刷，我们就得找你。”俞说：“我们同人家订了半年合同，才印了八天怎么给人家说呢?”俞在郭紫峻一再强迫之下说：“我回去再与熊静研究，如果可以退掉合同，我们就不印了。否则，我们仍得按照合同办事。”郭紫峻最后用坚定的口气说：“你自己去想理由吧！但一定要停止合同！”当时还有省党部委员田毅安、周心万等在场，他们都替郭紫峻帮腔，劝告俞说：“这是上级的意思，你就照郭书记长的意思去办吧!”俞迫于无奈，只得答应。他回到报社后即找熊静商谈。他对熊说：“你们报纸本身有问题，郭紫峻说政府不让印，并非我不执行合同。还是你去找郭紫峻解决这个问题吧？”熊静告诉俞：“你先印吧！有问题我去找郭”。结果熊静到陕西省党部找郭紫峻去了几次，郭怕八路军办事处质问，避不见面。俞岳松知道了这种情况，就叫报社职工在夜间偷印。又被中统行动队发觉报告郭紫峻，郭即通知伪西安市警察第一分局派特务逮捕该社负责人。因俞岳松怕出事，不在报社居住，没有找着，即将该报营业员张炳智拘捕，并将该报社仅有的浇版机搬走，后来由郭紫峻搬到他办的西安晚报里使用。张炳智被捕后，俞嗣如出面找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主任丁履进和《秦风日报》社社长成柏仁向郭紫峻说情。郭说：“我们并非要查封该报，只因该报偷印《新华日报》，一再劝告不听，乃将该报营业员张炳智拘捕，既然你们来说，我们再作研究。只要该报作出保证，可以让它继续出版。”经丁履进、成柏仁调解，要《新秦日报》社接受以下三个条件，才可复刊：①由该报具结，保证以后不再承印《新华日报》。②由陕西省党部派刘毅(江苏人、中统特务)任该报编辑，郭汉章(西安市人、中统特务)任该报校对，帮助“整理”该报。③过去的营业员不能再用。
俞嗣如接受了这些条件，该报方得复刊，约三个月之后，该报营业员张炳智也具保释放，并交还了该报的浇版机。之后，郭紫峻要刘毅、郭汉章每天向他报告《新秦日报》的一切情况，经济情况也要报告。
由于《新秦日报》承印过《新华日报》，国民党反动派时常找该报的麻烦。一九四一年某天，《新秦日报》隔壁钢笔大王商号因学徒点气灯不慎引起大火，烧了十八家商店，该社亦被烧掉，受灾最重，并烧死了一个学徒。钢笔大王商号经理周宪章坚不承认由他号起火，西安市警察第一分局认为该报曾承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嫌疑最大，一定是该报隐藏的共产党人放的火，即将该报社长俞嗣如拘留，第二天送警察总局转送长安地方法院关押。后经钢笔大王商号点汽灯的学徒某某(姓名忘记)出庭证明由他不慎失火，特务们对《新秦日报》隐藏共产党人放火的诬陷阴谋，才未得逞。
在发现《新秦日报》承印《新华日报》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西安的派报社和书摊也加强了严格管理，经常派出便衣特务故意向书摊、报贩和派报社搜买《新华日报》及革命书刊，从事侦查。后来中统陕调室行动队查到西安报贩偷卖的《新华日报》都是由北大街通济坊一家派报社分发的，又查出该派报社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郭紫峻提到特联汇报后，即常派特务对该派报社进行捣乱，致使该派报社无法营业，关门了事。
(三)对八路军办事处实行突击检查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破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目的，想尽各种方法进行干扰。一九三九年特务头子谷正鼎开始主持汇报时，即指使陕西省警察局局长孙谋派有经验的干练特务充任西安七贤庄地区户籍警，对八路军办事处里的人员，经常进行严格登记清查，专门找办事处的岔子，故意刁难。
一九四○年间，谷正鼎在汇报会上提出对八路军办事处要实行严格管理。他说：“近来八路军办事处来往人员很多，他们活动情况，我们得不到一点情报。按照行营的规定，所有各部队驻西安的办事处、留守处，均须由西安警备司令部管理。我们根据这项规定，就可以由警备司令部对八路军办事处所有人数、枪支弹药、电台实行详细登记和严格检查。”以后伪西安警备司令董钊、袁朴均根据汇报的这项决定，经常对八路军办事处进行干扰，但始终没有找到错处。谷正鼎对李犹龙说：“八路军的掩护工作确实做得严密，很难找到他们的差错，连他们的手枪子弹也不差一粒。有次检查一支手枪少了五粒子弹，检查人员正在追究，结果查出弹夹落在铺上，查对无讹。”
一九四三年冬，西安的特务们在各种监视和测定下，明知道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装置有一部大电台，始终查不出来。谷正鼎很生气地在汇报会上说：“我们的人真没用，连一部电台都查不出来。”大家在会上研究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由陕西省警察局局长李翰庭采用夜间突击检查户口的方式，派干练特务人员前去检查办事处，专门搜查电台。李即派该局军统骨干侦缉队长任鸿猷亲率大批特务，于某日深夜实行突击检查。任鸿猷到该办事处后，到处详细检查，多方盘诘，结果仍是扑空。
(四)改设特警组继承监视组任务
一九四四年春，谷正鼎结束了西安办公厅汇报秘书处工作，把汇报任务及其所存文卷档案移交给八战区副长官胡宗南后，他所指挥的监视组亦同时结束。由于常圣照监视八路军办事处“有功”，由谷正鼎介绍给西安市市长陆翰芹派为西安市第四区(民乐园区)区长。把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任务移交给陕西省警察局，其人事经费全由该局负责。当时警察局长李翰庭(未久即由该局警察长肖绍文继任局长)，为了继续监视八路军办事处，选择了几个特务骨干组成特警组，派刘剑英(中间还有几个组长姓名忘记)为组长，专门负责监视。肖绍文后来把这个特警组扩大，经常有大批特务人员，除监视八路军办事处外，并在西安市经常执行侦察、逮捕革命进步人士的反动任务，干了不少血腥的罪恶勾当。如逮捕迫害民主进步人士杜斌丞、李敷仁、王任等，都是由他们执行的。
(五)逼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撤离西安
—九四六年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撑腰，撕毁“双十协定”，于同年十一月在南京召开所谓国大，制造伪宪法，掀起内战，国共统一战线因而破裂，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即在这种情况下撤回延安。还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尚未撤走之前，西安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诬蔑中共破坏统一为借口，强迫八路军办事处撤离西安。胡宗南在汇报会上指示说：“共产党要破坏统一，要打内战，把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都撤回延安去了，为什么西安的办事处还不撤走呢？他们不走，我们要把他们赶走。”根据胡宗南这个指示，决定由西安警备司令周体仁派人接收八路军办事处，并对该处负责人说：“听说你们要撤走了，我们特来看看，你们几时撤走，希望告诉我们，我们好派人代为保管。”事后听说周体仁是派了西安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副处长陈南相前去催赶的，其详细过程我们不大了解。不几天后，即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们不断干扰下撤离了西安。
一九六四年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