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见闻点滴
李韫晖
一 我是怎样当上国大代表的
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到此才告结束。在重庆的国民党竟贪天之功为己有，派人员到南京接收，攫取胜利果实，大发其国难财。而青年、民社两党，也因投靠蒋介石有功，自然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想跃上政治舞台，一露头角，过过官瘾。据说青年党开始要三个部，几经磋商，蒋介石才答应给经济、农林两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为了解决他们内部的争端，才把两部的旧人员请出去另作安排，把他们党内的人安排在两部，大碗、小碗，每人有份，才算相安无事。民社党张君励是要钱不要官，倒也省事。
至于所谓青年党的那个领袖曾琦，早在宋哲元与汪精卫执政时，就在北平、南京坐享其成，吃了几天冤枉。汪快垮台时，他就飞去重庆，投靠蒋介石，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回到南京。在政治上，他是个骑墙派、投机分子。在他们党内，以他的资格说，是个只能大、不能小、老太爷式的人物。陈、左上台了，确实把他没个安排处，只有把他挤走，劝他以出国考察为名，去向蒋介石要求资助。在面子上，蒋还不能不拉拢他们。遂送了他五千美元，他带着后娶的年青太太，儿子和秘书刘东岩去到美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爱人樊伯山于1945年5月因病去世，我带着5个孩子困居南京。听说有几位我认识的朋友回来了，就去求他们给我想办法。好容易1946年11月，才被派到经济部档案室，管一部分会计卷宗。微薄工资，实不足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何况物价又天天上涨，形势逼人。一天，下班后，去梅园新村老友杨伯安先生家，他也是我的老师，所以很同情我的苦况。当时第一次制宪代表会刚开过，蒋介石要当大总统，因而又急着筹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当时，青年党有二百名额，他们正在拼凑候选人名单。杨向我作了种种分析，就说：我推荐你为国大代表的候选人吧，这样，你可以得些收入，算是我对你生活上的帮助。当时，他写一信，让我去找余家菊，余是办选举事务的负责人(他是一门五代表)。余笑着对我说，快回陕西去活动吧。我不但没有这种条件，而且也实在没有信心。当时给汉中家里写信告知此事。家里回信说，赵葆如(当时是汉中县参议长)，王荫吾(汉中商会会长)等人，都大肆活动，花钱请人投票，咱们实无能为力，你放弃了吧。我的心更冷了，照常上班。谁知过了不久，报上登出陕西妇女团体国大代表，竟然是我的名字。同事们把报纸放在我的面前，我如在梦中，真是天晓得是咋回事。后来还是—个同乡告诉我：当汉中接到要提我为候选人的通知时，赵葆如他们急了，立即给于右任先生去信，要求支持他们，经各方面研究，才把我改到西安去了。
二 选举时的情况
1948午3月29日，是大会开幕之日。先一天夜里，去大会堂报到，领了一笔旅费及旅馆费、生活费(金元券)，并发给红缎佩条，及金色梅花纪念章一枚。29日去中山陵，谒孙中山先生之陵。
大会举行开幕典礼的第一天，倒也十分隆重。台上坐满主席团的人，蒋介石居中坐，胡适之坐在他旁边，我才清楚地看见了这两位知名人物。代表们都对号入座，也真巧，我的一旁是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夫人刘宦，一旁是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这两位女士倒很和蔼，没有架子，并且都穿得很朴素，显得端庄大方，我们谈话因之也就随便了。一天我笑着说，几生修道，得居于二位夫人之间，她俩也笑了。刘宦还在她们的姑太太家设宴招待陕西的几位女代表。陕西省银行还给陕西省的代表每人送来旅费二千元，这对我算是意外的收入。
大会进行选举大总统时，竞选人蒋介石、居正，谁也知道，居正不过是个陪衬，蒋自然顺利地当选了。副总统候选人是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五人。
在这个期间，竞选的五位都先后设宴招待我们，在酒席宴前，他们的秘书都要当众讲演一番，算是宣传动员，说得十分动人。
蒋介石在励志社设宴招待，可能大家都感到拘束，静悄悄地吃毕就走，同席的人也都不说话，显得冷冰冰的。
宋美龄在官邸宴请各省的女代表，见面后，递上名片，握握手，风度雍荣华贵，衣襟香气扑鼻，女代表们也都服饰华丽，金珠辉煌。新疆的女代表送她一顶珠子穿的帽子，她很高兴地戴上，另是一种风度。她分别与各省的代表摄影留念，也和我们西北五省的女代表们照了一张。
解放后，有人问我见过宋美龄吧，我很坦然地说见过，又追问详情，我笑着说了句诗：“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不意“文化革命”时，说我同宋美龄握过手、照过相，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真是哪里说起！
孙科是在他公馆招待我们的，人数不多，看来是有所选择，也可能分批招待。我们的汽车一到，孙氏夫妇已在门口迎接。当时我就想，还不是要我们给他画个圈儿，才这样客气，不然象他们在当时是喧赫一时的大人物，怎么这样降尊就卑，接待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人。
于右任先生请我们时，都是西北几省的同乡。我们陕南的同乡，以及西安的几位女代表，互相介绍认识后，热烈气氛又自不同。
第一次选举结果，于等都落选，最后是孙、李两人竞选，会场的空气就不同了，两方拉关系的人也是活动得非常紧张。青年党已有专人向自己的代表暗示选李，民社党也是在秘密地通知他们的人，看来这两党暗中与李出力，想必非无因也。票数公布出来，李竟多于孙，当选为副总统，拥孙的人当时就吵开了，会场秩序立刻有些乱了，我还害怕他们会打架。蒋介石听到孙科落选，勃然大怒，大骂那些为孙活动的人无能。
李宗仁当选后，广西的人以及为他出力的人简直高兴得发狂了，马上放起鞭炮以示庆贺。郭德洁告诉我，他们的大少爷在美国得了个儿子，李既当选了副总统，又得了孙子，真是双喜临门。我当即向她道贺。
当时为了要为孙科多拉票，真也煞费苦心。一次，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会，进门一看，大多数是国民党官员们的夫人，被请的也是清一色的女代表。一位很漂亮的太太向前和我握手，经介绍，才知她是当时审计部次长刘纪文的夫人许淑贞，这是当年上海中西女塾的校花，轰动一时的美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一经交谈，就听出是为孙科活动的，我当然满口答应，谁知孙竟落选。
三 会场见闻
我因家在南京，每天到时开会，会毕回家，除参加宴会外，不与任何人来往，也从未去过舞场，去看戏或看电影。有人问我的先生(指丈夫)，我说因事去美国，因之外人对我莫测深浅，认为我能当代表，总是有来头的。在会场也听了些新闻，—天休息时都去楼上吃茶，见一群女代表围着孙科的夫人陈淑英指手划脚地议论纷纷。陈淑英怒容满面，不知在生什么气。经别人告诉我，原来孙科在上海有个情妇，是有名的交际花蓝妮，此次也从上海来看热闹，孙亲自到机场把她接来，坐在搂上，被陈淑英知道了，气得不行。过了些时，又听人说，蓝妮居然把胜利后属於敌产的大批颜料，据为己有，引起人们的议论，但因为有孙科的包庇，竟安然无事，坐发横财。
在开会期间，有些好事之徒，把一个叫唐舜君的女代表选为大会的“皇后”，唐是清室贵族，虽年愈四十，而风姿依然很美，望之如二十许人。她能歌善舞，每天会后都有人请她去舞厅跳舞或听戏，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同时又有些人把报到处的一个女职员选为大会之花，一个广播员选为大会之莺，就这样成天瞎起哄。我认为这简直是污辱女性，而她们也不能自重，让人开心取笑，还自以为吃的开，真是太不象话。
某地有个人当选为代表，又被人顶了，气的抬个棺材在大会堂门口，说要拼命，后经秘书长冯兰友派人劝解才算了事。
有些代表住在旅馆，会后无事，花天酒地，任情作乐，有的竟纳妓陪宿，被警方查获，丑态百出，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当时蒋政府时代的腐朽状况，其还能不垮台?
大会闭幕后，青年党说要办个图书室，让我去请郭德洁女士捐点经费。我明知这是敲竹杠的事，可又不能不去。一天我去福厚岗李宗仁的官邸，郭德洁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她慨赠五百元。闲谈中她对我说起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的事。
在举行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先一天，李宗仁派人去打听蒋介石在这天穿什么衣服，回报说，蒋要穿西式大礼服。李即马上命令秘书处给他预备西式大礼服。谁知第二天一清早，突然接电话，说蒋又要改穿长袍马褂了，可李从来就不穿长袍马褂，时间迫促，赶作也来不及了，没办法只好改穿了一套黄绒军装，到了大会堂，宣誓就职时，蒋长袍马褂站在前面，李穿军装站在后面，这样一比，李好似一名侍从武官，而且仪式一毕，蒋对李理都不理，扬长而去，致使李感到十分尴尬而难受。郭对我说着很生气，我能说什么，只有劝几句，告辞而去。
1948年年底至1949年1月，国共两党进行和谈中，中共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南京—些有办法的人早走了，留下的一些代表，时常在大会堂楼上聚会，谈论当前时局看法，有人还提出去上海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调停。我个人是迫切希望和谈成功，天下太平，但当时李宗仁还妄想来个第三势力，挽狂澜于将倒，无如大势已去，徒唤奈何。蒋介石见势不佳，已先跑了。李宗仁也不得不在南京已成混乱的状况下，—走了之。
1949年春，解放军大军南下，即将近迫长江，南京谣言四起，说共产党设有三十六刑、七十二杀。说国民党中央、立监委、国大代表，名列战犯，均杀无赦。同时又有人说，行政院长孙科说的已放出话来，去到广州的代表，一切由行政院负责，旅费在上海领取。我认识一位湖北女代表吴荫华，她的爱人和我同过几天学，因此我们就比较接近，他们决定先去上海，劝我也去，说留下没好处，而且生活也要成问题。别的我倒不怕，惟这句话倒打动了我的心。4月22日我同她家一道去上海，不几天南京解放了。虽说领了几百元，上海实不能住下去，只好去广州。
到广州后，天气热，生活费用高，一家六口挤在一小房内，使我焦灼万状，忧心如焚。吴荫华及陕西几个代表如焦保权等，都决定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所以我也随大家漂洋过海了。
到了台湾，招待所人已住满，我们无立足之地，与先去的人了解各方情况，万分后悔，不该来此绝境，反复寻思，认为此地实非我安身之处。国民党仇视共产党，自然要恶毒攻击。如果说共产党残暴不仁，何以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取得最后的胜利。自古以来，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就是真理。于是我断然决定返回大陆。我想共产党即使对我不利，也绝不会伤害我的孩子，为了五个孩子着想，回去是完全正确的。我又乘原船回到广州，1950年回到汉中。三十二年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我是走对了。现在，我虽年老，也愿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稍尽棉薄之力，希望在有生之日能与留在台湾的旧友重逢，实所深切盼望。
（1982年4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