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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抗日同盟军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当时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地区组建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以“民众抗日”为中心，号召广大爱国军民奋起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为唯一宗旨，故全称定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它从成立到失败，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却因独树一帜而名扬中外。又因其浴血奋战，从日军铁蹄下收复了察北四县而威震敌胆。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抗日同盟军建立前夕的客观形势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九三○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二九年缩减了百分之四十，日本也受到了这次危机的袭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决心乘欧美各国忙于内部事务和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大打内战之机，实施其既定的侵华国策，于一九三一年蓄意挑衅，策划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借机武装占领了沈阳、营口、长春及东北其他城镇，炮击要塞建筑、兵工厂，大肆屠杀中国人民。这次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导火线，也是它妄图征服“支那”的一个严重步骤。
　　国民党蒋介石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集中兵力“围剿红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竟然采取其不抵抗的政策，密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既听其侵入。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东北军张学良部三十万军队不战而退，致使日军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占据了东北全境。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成立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声称：“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将辛亥革命时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挟持到东北，成立所谓“满州国”。允许日军在“满州国”内无限制驻军，无条件地承认日本帝国主义过去在满洲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各界人民掀起了强烈的抗日反蒋怒潮，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加紧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一些旧东北军的爱国将士马占山、苏炳文、唐聚伍、邓铁梅、李杜、王德林、冯占海等在群众抗日情绪的激励下，违背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志，组成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约达三十万人，奋起抗战，阻挠日军的入侵。与此同时，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相继举行反日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南京的爱国学生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屈膝外交，捣毁了外交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代表三万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大示威，进而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动用军警阻挠甚至开枪镇压，更加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义愤。此时，国民党军队中，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分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派到江西攻打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万余人及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旅和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等策动下，在宁都举行起义。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淞沪的第十九路军和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在上海人民反日怒潮推动支援下，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威吓，愤然率领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奋起抗日，经过一番激战，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忱和信心。但国民党政府仍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不仅不支援十九路军，反倒给日本侵略者赔礼道歉。冯玉祥当着蒋介石和其他军政官员的面气愤地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如果不赶紧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祸国殃民！”冯先生还对蒋介石的“三天亡国论”给予严厉的痛斥。但蒋介石不仅不予理采，反倒忙于迁都洛阳，并密谋策划，于五月五日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划定上海为非军事区，但日本方面却可驻兵，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五月底又命令十九路军开往福建执行“剿共”任务。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在占领辽宁全境后，又向吉林、黑龙江两省发起进攻。吉、黑两省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励下，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英勇斗争。但终因弹尽援绝，被迫撤离到热河、察哈尔边境和长城沿线地区。日军于一九三二年秋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继续向长城各口进犯，企图打进关内，造成了一时“平津告急”，华北危急的紧张局面。
　　当时退守在关内的东北军约十余万，驻在北平城郊的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二十五师关麟征部，还有数万驻在热察边境的汤玉麟、刘桂棠部，退守在察绥边境的东北义勇军和在察晋边境的方振武部的抗日救国军，在平绥沿线有孙殿英、王英等部数万人和庞炳勋、冯钦哉等部数万人，此外，防守长城各口的商震的晋绥军和驻守喜峰口一线的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等，共集中有数十万军队。日本侵略军选择了喜峰口为突破点，以便长驱直入进犯北平。当时担任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原系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此时，宋哲元又新任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当时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怒涛和冯玉祥等人外抗暴日、收复失地的通电敦促下，宋哲元部队利用夜战以有名的大刀队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搏斗，使日军受到挫折，龟缩到喜峰口外去了。同时，在江西的中央红军，也取得了粉碎蒋介石亲自督战指挥的第四次“围剿”的重大胜利。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向西挺进到川、陕边境，建立了广大的川陕苏区。湘鄂区的红军也扩大到洪湖广大地区，革命烈火正在长江南北炽烈地燃烧着。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按照“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方针，无视日军的侵犯，却穷兵黩武，调集近百万大军，在德国顾问赛克特的策划下，以步步为营的“乌龟壳”毒计和“三光政策”，对中共苏区准备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所面临的客观形势。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军民和志士仁人要求抗日反蒋的呼声，日趋高涨，为抗日同盟军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二、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发展及其失败
　　冯玉祥自一九三○年秋中原大战失败后，即带领其卫队和开封“军官学校”的学生官兵千余人撤退到山西省汾阳县。冯本人则住在汾阳城北的峪道河(那里原有一些基督教堂和房舍)，他以读书写字练拳消遣表示要下野隐居。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斯，一九三一年冬，冯通过他的老部下李兴中的联系，与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负责人张祝唐和北方局负责人肖明在峪道河驻地秘密晤谈数日，详细讲解革命实践道理，冯表示极感兴趣，深受教益。“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相继发生，在全国爆发了抗日反蒋怒潮，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缓和矛盾，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七日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邀请高级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冯玉祥也在被邀之列，他先赴南京和洛阳，在会议上与各派系任务的会晤中，多次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话，批驳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愿亲自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共赴国难，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冷遇和拒绝。冯在气愤之下，前往泰山隐居。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是冯的老部下，虽有个人矛盾，但此时也不便拒绝。表面上还得给冯作些敷衍和供应。冯玉祥移往泰山后，因交通比较方便，与各方面都增强了来往，并注重对时局和形势进行研究。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山海关和临榆县城。二月二十七日又以日伪军十万人，兵分三路进攻热河，驻守热河的国民党部队二十多万不战而退。三月四日日军占领承德后，继续向长城进犯，形成平津告急，华北危机的严重局面。当时驻守在喜峰口一线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该部有中共地下党员过家芳、王志超、刘其吾、张兆夫、马光迅、王允恭等积极开展宣传抗日教育鼓动工作，激起军民爱国抗日热忱，情绪高涨，三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夜袭文峪口日军炮兵阵地，多次打退日军进攻，使日军一度受挫。
　　一九三二年秋，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吉鸿昌将军前往泰山，劝冯到华北进行抗日号召活动，把那些爱国的队伍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冯面对他亲笔画的“国耻地图”和书写的“还我河山”的题词，激动地说：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难道不该豁出命来为抗日救国出一把力吗？表示欣然允诺。吉告别后，急忙赶往华北，到处联络爱国志士，冯也匆忙准备，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经天津、北平，抵达张垣。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的省会，又是冯玉祥在一九二五年统率西北军驻节的旧地，他还在那里捐款开办过一个图书馆。这里熟人很多，影响颇大。冯的老部下宋哲元和代理察省主席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对冯的到来表示欢迎。吉鸿昌从天津卖掉家产，筹集枪弹，召集旧部，赶到张垣。张允荣、方振武、高树勋、余心清、张克侠、刘定五、徐维烈、邱山宁、马冠军、吕向辰、孙良诚、张凌云等冯的老部下也带领队伍云集张垣。中共北方局也立即派了张金剑(慕陶)、吴化之、武止戈三人工作组(当时也叫特委)来张家口支持冯的抗日活动。张慕陶与冯住在一块。相继来张家口的有中共党员许权中、杨晓初、马志敬、宣侠父、张存实、张秉仁、庞志斋、周益三、钟师统、张养吾、石仲伟、陈嘉思、张公干、张启东、赵汇川。郭永照、柳子亚等也先后到张垣，开展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四月初冯玉祥电令“汾阳军校”立即奔赴张家口，作为抗日同盟军的基本骨干力量。与在察省境内的邓文、李忠义、冯占海等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也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加入抗日同盟军行列。张家口各界人民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原清朝将领朱庆*(左三点水，右外门内东)(子桥)等组织成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也把在北平、上海募集的十万元巨款送到张垣，作为抗日经费。
　　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筹备，终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大教场口，举行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经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为总司令。冯玉样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的演讲。宣布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他还向与会军民介绍了毁家赴难，远道前来参加抗日的外号为“吉大胆”的吉鸿昌将军，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呼。会后数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情绪十分高昂。二十六日冯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就职。表示坚决抗日，收复失地的决心。通电在国内外迅速产生了巨大影响，贺电贺信如雪片般向张垣飞来。我地下党组织发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青年学生、工人等投奔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募集经费和物资，支援抗日同盟军。在一个短时期内，抗日同盟军已达十万之众。这在当时民族危机极端深重的时刻，日军不仅占领了整个东北又严重威胁着华北的紧急关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能够在长城内外树起抗日斗争的大旗，给全国民众带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十万恐慌，急令何应钦与日本侵略者先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与日本驻天津司令梅津美次郎签订《何梅协定》，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舆论哗然。
　　六月十五日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了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佟麟阁、邓文、张人杰、邱山宁、孙良诚、张慕陶、宣侠父十一人为常务委员，陶新为秘书长。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李忠义为右路总指挥，邓文为左路总指挥。并任命邱山宁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允荣、张慕陶为总政治部正副部长，吕向辰为军法处长。对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任命原二十九军军长佟麟阁为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原驻察省留守的二十九军彭国政团为一军第一师，由彭任师长；“汾阳军校”即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改编为第一军第二师，任支应遴为师长，尹心田、贾振中、周茂兰(树一)为一、二、三团团长。由宣侠父召集的部队，编为第五师，由宣任师长，陈天秩为副师长。许权中召集的部队为十八师，任许为师长，杨晓初任该师参谋长，马志敬、宋文梅为该师的团长。原东北义勇军李忠义部为骑兵第十六军，任李为军长。其他东北义勇军邓文、黄守中、姚景川、富春、宋敬诚、汲汗东、马冠军等部。另有蒙古自卫军德木楚特、栋鲁普卓、特巴札普和富龄阿等部，共约四万人，愿接受冯玉祥指挥。察哈尔张励生的地方武装四千余人，编为察省自卫军，亦与冯合作。方振武由山西带来的“抗日救国军”名义保留，任方兼军长，张人杰为师长。此外还编了几个直属部队，如警卫团、教导团等。经过一段短期训练，虽然装备枪械不够完整齐全，但人心振奋，士气高昂，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同时由中共与察哈尔省各界人民团体组织了“华北御侮救亡协会”，作为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领导机关，并把原《察哈尔日报》改名为《老百姓日报》，担负抗日运动的宣传指导，委王洪、高苗为正副编辑。这对当时宣传教育群众鼓舞激励前方将士，起了重大作用。抗日同盟军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收复察北失地的问题，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后，除进攻长城各口，如九门口、喜峰口、冷口外，还驱使伪军张海鹏、崔兴五、李守信等部在日军的配合下，占领察省境内张北、宝昌、康保、沽源、多伦、商都六县，日军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出动飞机轰炸独石口，妄图阻止抗日同盟军向前线开进。担任北路军总指挥的吉鸿昌将军，一面制订作战部署，组织指挥机构，并抽调第二师、第五师各一部，与李忠义的骑兵十六军共二、三万人马，由吉鸿昌亲自指挥、率领，于六月下旬出大境门向宝昌进击，二十二日收复康保，七月一日收复宝昌。李忠义部进攻沽源，迫使日伪军刘桂棠部归顺，加入抗日同盟军。伪军张海鹏、崔兴五等部狼狈向多伦溃退。抗日同盟军初战告捷，连克三县，声威大振，一些被迫胁从日寇的伪军，也纷纷相率来归，抗日同盟军乘胜追击，向战略要地多伦挺进。日军茂木骑兵第四旅团和日军西义第八师团及其炮兵部队，布署在多伦至丰宁一线，设防固守，并派伪军罗华辰部为外围，也都构筑了防御工事。七月七日同盟军开始总攻，经五昼夜的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日军还动用飞机狂轰乱炸，用大炮封锁阻击。吉鸿昌将军和邓文、李忠义等亲临前线指挥，组织敢死队爬城，又派一些官兵化装成伪军混入城内，十二日晚里应外合，进攻城内，经数小时激烈奋战，日伪军狼狈不堪，仓惶逃窜。沦陷七十余天的多伦，终于被我英勇善战的抗日同盟军收复，回到人民手中。收复多伦，震惊中外，国内各抗日同胞，纷纷来电祝贺。为庆祝抗日同盟军一举收复察北四县，当时在张家口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数十万军民，高举抗日旗帜，高呼抗日口号，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真是盛况空前，轰动一时。此时抗日同盟军军威大振，士气高昂，为准备收复热河和东北失地，扩大抗日影响，于七月下旬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委员会，拟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改名为东北民众大同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从各方面积极支持和援助抗日同盟军，并将原派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的工作组改为前线委员会(当时简称前委)，肩负起对抗日同盟军的政治领导。除对御侮救亡协会的宣传组织工作外，还通过总政治部派出一批中共党员到抗日同盟军各部队担任政治处长或其他重要职务，如派武止戈任北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周益三任骑兵第十六军参谋长，张养吾负责宣传队，赵梅僧(即赵作霖、赵庄平、原系二师党委负责人之一)任北路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等等。同时还从北平、陕西、安徽等地抽调了许多党的干部，分配到抗日同盟军各部队工作，同盟军派出大批宣传队员，向察北民众广泛进行抗日爱国的政治鼓动，对扩大抗日同盟军的政治影响和争取当地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当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刻，国民党蒋介石却恼羞成怒，惊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把抗日同盟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国民党中央紧急召开中政会议，商讨对策。他们对付抗日同盟军的恶毒手法：一是施加政治压力，造谣污蔑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非取之于日本军队之手”，极力贬低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胜利。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还发表通电，骂冯玉样冒充抗日割据地盘，宣传共产，实际赤化，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冯玉样的党籍。诬冯背叛“中央”，要求下令讨伐。最可耻的是假借东北、华北等十二个省党部的名义通电劝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冯十分气愤，曾邀请各地新闻记者赴张家口参观，以明辨真伪。
　　二是经济上进行封锁。察哈尔省本是塞北地瘠民贫之区，连年天灾兵祸，人民负担很重，虽抗日同盟军很得人心，但要供给十多万军队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没有外部的经济支援是难以维持的。国民党蒋介石把曾过支援经抗日同盟军经费的朱庆澜先生诬以贪污罪被解除职务。各地和国外侨胞的经援，也均被阻止截留了，其困难情况可想而知。
　　三是军事上部署围攻。国民党蒋介石命令庞炳勋、冯钦哉等部队进驻沙城、怀来。增派王以哲、徐廷瑶等部进驻下花园。黄杰的第二师和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开到南口内外。又令傅作义部沿平绥线向察省开进。更为恶毒的是何应钦与日本驻华武官柴山相勾结，令平贺旅团、茂水旅团联合伪军涨海鹏部向察省齐头并进，限冯三日内让出多伦，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冯原拟由察北出击收复热河和东北失地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已成泡影，只得调整部署，采取一面抵抗日伪军，一面阻止“中央军”入察的威胁。
　　四是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何应钦等用封官拨款先收买了持骑墙态度的孙殿英部，又多次派出中间派之老派人物对冯玉祥软硬兼施，并拉拢张人杰、李忠义、邓文等部，施展了种种阴谋手段，引起抗日同盟军内部的混乱和动摇。
　　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一面电催宋哲元回察主政，一面又制造谣言，诬冯玉祥非真心抗日，意在夺取宋哲元地盘。上述种种使冯左右为难。尤其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不忍自相残杀。冯玉祥在万般无奈的处境下，只好召集抗日同盟军军政领导人会议，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形势后说：“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表示要离察引退。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冯召集同盟军高级将领话别，对结束抗日同盟军作了交代和安排，通令各部队今后统归吉鸿昌统率，移驻察北，借宋哲元的掩护保存基本力量。八月十四日冯挥泪下野，仍退驻山东泰安而去，到此轰轰烈烈声震中外的抗日同盟军，它便基本上结束了历史使命。
　　三、“汾阳军校”在抗日同盟军
　　中的作用和贡献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虽号称十万之众，但中共地下组织能影响和控制的基本骨干力量，是由原“汾阳军官学校”改编而成立的第一军第二师，以及从军校抽出骨干派往第五师、第十八师张韬(张启东)、第六师战韬、骑兵师等部。
　　汾阳军校的前身是开封军官学校和郑州的警官学校合编而成的，又是西安西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延续。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冯玉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由国民军联合改编而成)总司令时，为了培养干部，增强他领导的这支部队的军事水平和作战能力，曾在河南开封举办了一个军官学校，由张自忠任校长，张国选为教育长。开封军校的一部分教官和大队长、分队长等中下级干部，原是由西安西北军事政治学校调来或培训出来的。西安西北军事政治学校，当时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史可轩任校长，王文斌、徐培漠、续范亭、徐廷援亦曾在军校继任过校长，邓希贤(小平)、唐澍、许权中、高克林等均在该校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当时曾有“第二黄埔军校”之称)。该校从西北军各部队中调集了一批基层干部和从地方上招考了一批青年学生进行培训，总数约有千人，分步兵六个中队，机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五个中队，共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陈天秩管辖步兵六个中队，第二大队长刘振三管机、炮、骑、工、辎五个中队，教育训练非常紧张。于一九二九年毕业，分到各部队中任见习及下级军官。一九三○年冯玉祥在潼关誓师讨蒋时，下令将开封军校学生召集起来与冯担任警卫，在冯、阎(锡山)讨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的十多万军队被打垮了。冯在危机中只带领了卫队(梁国栋的手枪营)、开封军校和零星残部约千余人，从晋东南撤退到晋西的汾阳县城，驻扎在汾阳城南角的“文庙”内。从此便改名为“汾阳军校”了。这时冯一无地盘，二无经济来源，生活极为困难。宋哲元、张自忠等为了接济冯的生活，把“汾阳军校”编为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按月提供经费以资维持。冯玉祥对保存下来的这点骨干力量，十分珍惜重视。将学员改编为两个大队，任贾振中(中共党员)为第一大队长、任周茂兰(树一，中共党员)为第二大队长，每个大队下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编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下编三个班。同时，又另编了一个军官队，由陈明韶任队长。当时冯玉祥任命他的参谋长李兴中为汾阳军校的校长，任命原洛阳航空学校校长、冯的副官长支应遴为副校长，军校的教育长由尹心田(中共党员)担任。军校教育处的教官们情况比较复杂，学历方面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和吴淞军官学校毕业的军事教官外，还有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毕业的如贺楚强、汪导宇、林朝晖等担任政治、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的讲课，还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教官，如留学英国的有吴景新，留学德国的有彭秉信，留学日本的有赵丰鸣、黄培善、陈君文、卢殿文等，留学苏联的有尹心田、李席如、李连海、陈登瀛、叶茂基、莫依泉、何瑞棋、王懋坚、高新亚、任玉润、陈天秩等。陆军大学毕业的有崔贡琛、卢焕辰、王济通等。保定军校毕业的有李延寿、马文起、王梦九等。教学力量是雄厚的，教学水平是较高的。军事课程主要有：“四大教程”、“典范令”以及各个班、排、连战斗指挥和战斗对抗演习等。政治课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经济发展史之研究、通俗资本论和唯物论辩证法等。“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抗日反蒋的新内容，这对学员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
　　汾阳军校地下党负责人张祖渠、郝义、杨国瑞直接与中共山西省委刘天章取得了联系，积极开展活动。一九三一年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肖明和山西省委负责人张祝唐由张启东(张金瑞、张韬)联系，曾通过李兴中秘密到汾阳峪道河与冯畅谈数日，做冯的工作，效果显著。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北方局肖明派王霖(芾南)、高雅凤两人来汾阳，持肖明介绍信找军校教育长尹心田。为了联系工作方便和保护安全，经慎重研究，安排王芾南与高雅凤住在教育处的旁边，任王芾南为政治教官，给全校员生上课，开展组织活动，负责汾阳军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为了开展工作需要，肖明又派赵梅僧(作霖)来汾阳军校协助开展工作。经王、尹、贾、周等研究决定，派赵梅僧担任第一大队部书记，以便于开展工作。绕过一段时间的层层布置准备，成立了中共汾阳地区工作委员会(又称特委会)，负责开辟山、陕边地区汾阳、离石、介休、孝义四县地下党的活动，并重点领导汾阳军校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由王芾南任党委书记，赵梅僧任副书记兼组织学运委员，贾振中为宣传委员，尹心田为教育委员，周茂兰为军运委员，吴景新为工运委员，陈明韶(后补党员)为农运委员。工作开展很顺利。随后王芾南派尹心田和周茂兰去北平向北方局负责人肖明汇报了汾阳地下党的工作。肖在召见时，对汾阳地下党的工作成绩表示满意。对今后任务作了具体指示：
　　一、努力开辟山陕边区各县工作。
　　二、建立山陕游击支队与刘志丹所部的联系。
　　三、多方设法为党筹款。
　　四、积极开展兵运、学运、工运、农运工作。
　　汾阳军校地下党事前筹集一千元党费托尹心田、周茂兰面交肖明。由于尹心田患肺病在平治疗，周茂兰先回汾阳。在返回时，肖明单独在东交民巷召见周茂兰，交周给中共山西省委带了一封信，给王芾南带回苏共党章(第三国际党章)和十六字的游击战术文件各一份，作为党内学习文件。汾阳特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军校在汾阳的三年时间里，秘密发展了一百多名新党员。汾阳军校各部门普遍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韩庄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王洁清任四队支部书记，张公干任四队总支书记(三个支部以上)，军官队支部由杨国瑞负责，教员支部由吴景新任支部书记。在冯玉祥身边的传令队也建立了党支部，由张金瑞任书记，炮兵团由高宗辉(曙辉)任支部书记。当时党的发展工作除军校外，并积极扩大到在地方建立党组织，如汾阳铭义中学吸收了李玉文、杜晓峰，杜晓春入了党。负责在铭中开展党的工作。铭中校长余心清是跟冯玉祥多年的基督教牧师，与浦化仁很要好，他善于演讲，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九一八”事变后，余利用教堂集会，大声疾呼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因此，阎锡山下令通辑余心清。余患痔疮住汾阳医院不能行动，经党委研究派尹心田用汽车于深夜护送余心清校长及其夫人刘兰华女士到榆次车站乘卧车逃往北京。
　　在汾阳河汾中学发展周海环、王文章(焕光)、阎致远、李克路、赵琴等入党。在峪道河小学发展崔斗辰、刘明伦等入党。在汾阳医院发展张景纲、蒋推先入党。同时在汾阳县的三泉镇、峪道河、宁固等乡村建立了农村工作点，并派常永明、吴敬业(智慧)等人在平遥火柴厂和西山煤矿，开展工运工作。派王寒秋任党的交通，赴介休、鲍刚师通过朱大鹏参谋、廖运周学兵队长等开展兵运工作。通过冯洪国、张寿昌、王懋坚开展孝义县兵运工作，派赵进先、刘本人、李长清、张义仁为晋汾路游击小组，曾截击阎锡山的汽车，袭击过晋祠山西支行。一九三一年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派阎红彦持山西省委介绍信到汾阳要枪弹，并要我们配合组织游击队，因此汾阳地下党决定派冯洪国为游击司令，张寿昌为参谋长，由张寿昌指挥在石楼、离石、介休三县之间活动，任务为党筹款，与陕北红二十六军建立联系，打土豪、打烟匪，扩大武装队伍，建立游击根据地，与离石县委书记罗四维互相主动联系配合行动。一九三三年春，汾阳军校及部队北上抗日后，阎锡山围剿晋西游击队，日益紧缩包围圈，在极端困苦艰难情况下，晋西游击队乘夜渡黄河转移到陕北。
　　“九一八”事变后，汾阳军校从各地招收了二百多名青年学生，编成第七中队，经培训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建立了党支部，地下党员利用政治课，集会讲演和办墙报，并以读报评论会等形式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教育，并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李启明就是这时入校并吸收入党的。为了宣传抗日反蒋，宣传马列主义，军校曾多次派人去北京、上海等地，通过组织关系，购买了不少党的读物，有：《共产党宣言》、《少共国际》、《唯物辩证论》、《共产主义ABC》，《右倾布哈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与一些进步书刊。在文庙开办了一个“汾阳图书馆”，上海党机关也曾化装寄来一些党刊，由赵志斌负责保管。一些从外地考来的学员生，都大为吃惊，居然能在蒋介石、阎锡山的白色恐怖下，存在一个红色图书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汾阳、孝义、介休和晋南一带，都驻有第二集团军退到山西的杂牌部队，阎锡山为排除异己，调派赵师进驻汾阳，妄图强占地盘，撵冯离晋。地下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一面号召武装抵抗，一面征得冯玉祥同意，以汾阳军校名义在“大公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了《反对阎锡山军队进驻汾阳告全国同胞书》，揭露他的阴谋，表示了坚决与之奋战到底的决心。并将阎派到汾阳的县长、公安局长及公道团长、县党部人员扣留作为人质。在抵抗和舆论的压力下，阎部派李兆英到汾阳谈判和平解决，阎军被迫退驻交城。但阎军相继占领了离石、石楼、中阳、汾西一带各县、采取了三面围攻之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还常派人拿着黑名单到汾阳军校、要抓共产党员，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们的破坏活动。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共汾阳地方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汾阳地区的抗日反蒋活动进入新的高潮。当时汾阳军校出面与汾阳中学，铭义中学和几个小学及其他群众团体协商决定，每星期一上午为“九一八”事变纪念周。在汾阳医院与铭义中学之间的大广场召开“军民抗日反蒋大会”，每次都有工农兵学商各方群众三千多人参加，由大会主席团主持大会，由各方推选代表发表演说，针对当前形势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由于定期召开会议参加人数踊跃，情绪激昂，畅所欲言，这对激发广大群众爱国主义和抗日反蒋热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冯玉祥在去山东泰山隐居之前，在中共的影响下，曾认真研究了“联共抗日”的问题。出于他反蒋抗日心切，公开表示支持中共中央关于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汾阳军校的公开抗日反蒋活动给予同情和支持。冯还经常与汾阳军校各中队以夜行军到峪道河，听他发表抗日反蒋的演说，有时还大讲他去苏联各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介绍苏联红军的革命业绩，对军校学生鼓舞很大。冯还于一九三二年在给汾阳军校《同学录序》的题词中写到：“帝国主义者，挟共括席卷之势，相逼而来，蹂躏肆恣，视中国民族若非人类。我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受其高度压迫之残酷，将痛苦呻吟以待死乎？抑将有赖于抱不抵抗主义者之捍卫乎？吾人于此，其亦可以深省而自奋矣！”他鼓励同学“磨砻砥砺，勇往迈进，努力于革命，以负其所学有厚望焉”！校长李兴中在题词中也写道：“国亡种灭，即在目前，愿各同志永远站在统一革命战线上，精诚团结，奋斗到底！”这对激励汾阳军校战士走向抗日反蒋的前线都发生过很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九三二年底，中共北方局派柯庆施到汾阳视察工作，对汾阳地下党所取得的成绩和工作的顺利发展表示满意，并传达了北方局对军校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指示：“为了策应苏区反围剿斗争，凡有我党活动的地方要发动一个较大的军事事变，扩大我党在北方的影响。以实际斗争分散敌人力量，以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奋斗。”并指出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整顿好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扩大部队壮大力量，为北上张家口进行抗日作好准备，要求军校党委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干部。
　　一九三三年二月，冯玉祥来电要尹心田赴张家口，有事面谈。尹赶去后，冯即召见说：“咱们要抗日了，决不当亡国奴！”令他通知汾阳军校(即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扩编为第一军第二师北上抗日。尹回汾阳后，先在党内动员传达，然后在全校宣布参加抗日同盟军的伟大意义，大家情绪很高，积极投入扩军运动，动员党员积极分子，回各自家乡带子弟兵，并派郭秉文、魏鹏升、王东周、柴嵩矗到河南巩县招造枪工人组织修械所，每日可造步枪十几枝，手榴弹百多个及大刀等军械。并动员全体官生捐出三个月薪饷作扩军用费，共用三个月时间即扩充新兵约六百人。冯把他的卫队营拨归第一团，编为第一营，派冯洪国为营长。第二、三两团各近千人，蔚然壮观。五月初冯电第二师即日出发北上抗日。军校离汾阳时，受到各界群众和各校师生的热烈欢送。我们徒步行军，经过交城、文水、太原、忻县、代县、雁门到达大同，沿途所经之地，均召开军民抗日联欢大会。由赵梅僧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行军前一天到达宿营地，散发北上抗日宣言传单，作抗日报告讲演，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迎送，沿途有不少爱国青年和学生要求参加军校，因在途中，便未接纳，劝他们直接去张家口。以后郑汉等果然带来不少学生来张家口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在大同休息两天后，便改乘火车直抵张家口。
　　到达张家口后，冯即将汾阳军校改编的抗日同盟第一军第二师，作为抗日同盟军的预备队，任支应遴为师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任尹心田为团长，第二团任贾振中为团长，第三团任周茂兰为团长。第二师第一团担任张家口城防警卫，第二、三团直接参加收复康保、宝昌等失地的战斗，在该两县驻一星期后，调驻二泉井子、赵顺营子一带待命。根据中共前委的指示，抽调二师各团的一大批地下党员和骨干充实到宣侠父领导的第五师(如中共党员张公平、韩庄等任营连长)和许权中领导的第十八师(如郭秉文、王政基、周学文等担任各营连职务)，第六师战韬、张韬等师均派党的骨干充实力量(如金良栋、马骥增、张怀忠、张国威、康子静等)，为抗日同盟军发展壮大发挥了作用，做出了贡献。
　　四、抗日同盟军的最后失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冯玉祥被迫下野后，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军部随即驻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一些坚决要求继续抗日的部队陆续进驻到张北地区。九月间，中共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柯庆施在二师三团的驻地——康保县二泉井子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战韬、张启东、张存实、刘仁、吴化之、郑绍文、刘汉生、周茂兰等参加了会议。柯庆施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形势，要求与会同志共同商讨今后的行动和对策，确定下一步的军事方针和任务。会议经过半天的讨论，顺利地作出以下决议：
　　(一)创造热察绥边区抗日根据地；
　　(二)派张存实(即张振亚，一九二六年跟冯赴苏联参观)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的支援；
　　(三)整军备战，商都会师。
　　会后各部队按照前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作西进商都会师的动员。因当时二师师部与第一团驻土城子(张北县以北)，师负责人王芾南未能出席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三团地下党负责人刘汉生前去直接向王芾南汇报，由周茂兰写信通知一团团长尹心田、二团团长贾振中传达前委商都会师的决定，并约二团、三团同时出发。当二、三团进入商都境内的二水泉时，适逢吉鸿昌总指挥到达边防地，令二、三团作为后卫，等全师到齐后再行西进。二团驻张家圩子、三团驻二水泉子，待命集结。并要求吉总指挥写信催促二师师长支应遴带一团速来会合。第一次派刘时习去土城子送信不见回音，第二次又派马光迅去师部送信，仍未见回复。周茂兰即与贾振中商量，情知有异，两人决定骑马赶往土城子，向支师长当面转告前总指挥的命令，解释向商都会师的意义，但支师长此时已考虑接受宋哲元的改编。经三个团长竭力劝说，支师长决定次日率师部及一团全部向商都前进。第一团第一营冯洪国营长为前卫，行军到公会以西草地，他看见有大群正在吃草的马匹。即下令牵马，以武装自己，全营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尹团长严令禁止，就地集合，不许再动。这些马匹是驻在公会保安队的马匹。保安队立即戒备，与我军敌对。同时张克侠去商都经过公会，被保安队扣压，并要张写信给支师长将马匹送还才能放人。支师长见信大为震惊。命令部队在杨家园子宿营。连夜查办这件事。因为冯洪国是冯玉祥的长子，张克侠是冯玉祥的姻亲(冯夫人与张夫人是姐妹)，必须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周团长回二水泉子驻地后，立即向二、三团的地下党员代表作了汇报，大家要求周茂兰统率二、三团继续西进与党的主力靠拢。周即约法三章：一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二是严守纪律不拿老百姓一草一物；三是轻装前进，准备战斗。
　　部队随即出发，适遇贾振中由师部赶回，周将二、三团党员代表要求带领出发商都一事告贾，贾表示同意，随即返二团指挥。不料，三团刚翻过一座小山，便发现一队骑兵约二、三百人(后查明是察省自卫军张励生所部)向二团驻地张家圩子袭击，三团即占领有利地形向敌炮击，支援二团。上述事件是一团二营在行军途中不守纪律，任意牵马引起的。此时夜色茫茫，不便继续前进。当晚二、三团同驻二水泉子。翌日上午十时王芾南和一团尹心田同来驻地，召开二、三团全体军人大会，王芾南正在作察省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前委派人来传达指示，要我们停止西进，转奔独石口，二、三团继续担任后卫，跟前委部队东进。行军至公会附近，又遭骑兵突然袭击，一面派右侧卫李灵秀连掩护，随即发生激战，连长李灵秀阵亡，战士七人受伤，派阎洪亮炮兵连支援战斗，击毙敌人骑兵数名，敌骑兵溃退。我军继续前进，当晚赶到北大营子宿营。晚十时张慕陶、王芾南来驻地召集周茂兰、贾振中、刘汉生等开会，传达前委将商都会师改为独石口会师的目的意义：
　　(一)争取方振武、刘桂棠部合作；
　　(二)准备进攻北平，扩大我党在北方的影响；
　　(三)若攻打北平不下，可往冀南建立根据地。
　　我们当即与张进行争论。对前委突然改变扩大会议的正确决议，180度的大转折感到不理解，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当时北平有十余万中央军驻守，而前委所属方、吉等部不足万人，力量对比悬殊)，攻打北平，在军事上是冒险盲动。战士没有御寒的冬衣，没有子弹，没有给养、后勤医院，所经之地均崇山峻岭，人烟稀少，行军作战，缺吃缺喝。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军围攻抗日同盟军，已成铁的事实，前委如不正确估计当前形势，将有导致全军覆灭的危险。我们向前委建议：应执行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西进包绥河套，北进外蒙边区，东进热河，都比南进较为妥善。而且有着广阔的天地和发展的前途，请前委予以重新考虑。此时第一军军长张允荣已派出四个团的兵力，包围监视第二师的行动，通向独石口的道路，已被截阻。第二天支应遴师长召开团长会议，宣布归还建制，接受二十九军改编，下令就编于赤沾警备司令部，由高树勋任团长，彭秉信任副团长，二师编为步兵团，各级干部各降一级职务。二师地下党员虽多数不同意改编，但由于部队已被包围监视。王芾南指示地下党员接受改编，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图会师。时隔数日，据说宋哲元要来部队视察并亲自点名，各团地下党员均惶惶不安，有些人自动他去。除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外，赵进先还提出建议：王芾南、贾振中两人政治色彩较重，劝其转移，暂离部队，同时需要找北方局请示汇报情况。二师地下党员负责人王芾南、贾振中便提前离开了张北地区。原二师各团其他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仍留部队，作为保存骨干、团结抗日的核心力量。三团地下党负责人刘汉生这时也提出要去北平，找上级党委汇报情况，三团地下党的任务交周茂兰负责。刘说：“周是西北军出身，政治色彩不重，不致引起他人怀疑，今后不妨尽量灰色一些，保存骨干力量。”周说：“上级党委决定，让你负责，依靠大家同心协力搞好武装斗争。”经劝说无效，随送刘路费去北平。
　　一九三三年九月，根据前委的决定，吉鸿昌将军指挥的抗日讨贼军与方振武指挥的抗日救国军在独石口汇合一处，除二师途中受阻未能赶到外，还有其他一些抗日部队也未能来独石口会师。当时除驻守独石口的张人杰师外，只有宣侠父的第五师，许权中的第十八师和战韬的第六师随前委进驻独石口。五师、十八师都是在张家口临时拼凑起来的，虽是师的番号，但每师却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因此，参加独石口会师的部队，总共只有一万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前委负责人不是冷静分析形势，商讨战略，而是作出了“独石口会师”后攻打北平的错误决定，仍坚持冒险进攻的策略。部队驻地也到处写“集中火力打到北平去”的大小标语口号，公开暴露了部队的行军方向和作战目标。此时蒋介石正忙于调兵遣将，对苏区红军进行疯狂的第五次“围剿”，为消除北方“隐患”，急令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派人与日军柴山、冈村宁次相勾结，已在沙城、昌平、顺义、怀柔、密云一线布了重兵防守。当抗日讨贼军占领怀柔县城后，向南推进时，在小汤山战斗损失惨重。刘桂棠的部队根本不听指挥，一见形势不妙，率全部轻骑逃走了，张人杰师和鲍刚师也各自为政，脱离了抗日救国军。此时吉鸿昌、方振武能指挥调动的部队只剩下二三千人。被日军从北，关麟征部从南，商震部从东，黄杰部从西，万福麟部从南，逼入牛栏山，加之日军出动飞机在上空轰炸，四面受敌而陷入绝境，吉鸿昌派他的参谋长崔贡琛和五师副师长将造好的花名册并连人带枪向蒋军交械，伤残人员交北平红十字会接收。前委柯庆施等化装逃去，吉鸿昌和方振武亦乘机逃出虎口；部队或被改编、或被遣散回籍。也有不少的知情同志挥泪化装离队。这就是前委不顾主客观形势和条件盲目冒险攻打北平，导致了抗日同盟军惨遭彻底失败。
　　一九八一年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