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
在史料典籍中，有炎帝的记载，也有神农氏的记载，还有把二者视为一人的记载。正如《史记·封禅书》索隐所说，有的书中说神农是炎帝，而有的书中则说神农是神农，炎帝是炎帝，两人毫无关系。《辞海》亦把神农氏、炎帝按两个人物作了说明，并把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作为一说列出。文献资料的记载不同，导致了人们认识上的分歧。有的文章把炎帝与神农氏作为一个人物，有的则把他们作为两个不同的历史人物。两种观点，各有其据，是非莫辨。当然，要彻底澄清这一问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搞清“炎帝”、“神农氏”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入手，则不失为解开这一疑团的有益尝试。
《礼记·祭法·正义》记载：“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路史后记》卷三引《春秋·命历序》等书均有相同的记载。《史记·三皇本纪》说：“炎帝五百三十年”，《帝王世纪》亦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始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更明确地记载了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而诸侯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如果炎帝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那么，在传八世，五百余年后被黄帝战败而替代的仍是炎帝，这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一个人的寿命不会有五百多岁，“传八世”之语更表明炎帝非指一人。另外，《左传》昭公十七年传记载了炎帝以火名，火就是炎帝族的图腾①(引自《中国古代史》)。氏族制度的研究证明，氏族产生，图腾崇拜即随之而产生；而战争则是私有制出现以后，氏族社会解体阶段的产物。炎帝既然与黄帝发生了争天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那么，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绝不可能经历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漫长岁月。
显然，文献记载是把炎帝等同于一个历史朝代的。众所周知，我国在夏代之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还没有形成国家，因而也不会有一个王朝。但是，却证明了炎帝是一个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当规模的势力，拥有广大地域的社会群体组织。即使把炎帝理解为这个群体组织的领袖人物也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的首领人物不会是一个，而应是许多个。那么，炎帝又当指那一个呢?譬如指起始的首领，那么其后来的史迹将无所依存；如指参加“阪泉之战”的首领，那么其以前的史迹又归何人?何况，对一个仅仅打了败仗的首领，后世对他如此尊崇，并称为全中华民族的始祖，也不合情理。所以，“炎帝”这一概念的内涵应是炎帝始族从起源到发展、壮大直至被战败融合的群体活动的全部历史。
关于神农，《通鉴外纪》和《白虎通》都把其列为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与此类似的记载在《帝王世纪》、《风俗通义·皇霸篇》所引《春秋纬·运斗枢》和《礼纬·含文嘉》中均可以见到。《礼记·月令》把神农与炎帝作为一。人列为五帝之一，时代上的顺序排列与其在三皇中的排列基本相同。《尸子》谓；“神农七十世而有天下”。《吕氏春秋·慎世篇》则说：“神农十七世而有天下”。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证明了神农也跨越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不会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只能是活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人类群体。
神农的称谓是由于他发明农业而得之。《白虎通义》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宜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帝王世纪》亦说：“神农氏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无论众多的文献记载还是人们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农业生产在原始先民的社会经济中出现进而取代了采集渔猎经济的主导地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是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实践并积累总结经验的结果，是群体智慧的结晶，不会也不可能是某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一下子发明出来并推而广之。这一点，不断发现和积累日多的考古资料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老官台文化遗存中农业工具数量较之渔猎工具为少；仰韶文化遗存中农业经济居于主要地位；龙山文化遗存中农业生产已成为主要生产活动，渔猎业则为辅助性食物来源②(引自《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这种时代愈早，农业愈原始，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亦小；时代愈晚，农业生产愈进步，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愈大以至成为主要生产活动的现象，正说明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非一人一时之力，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因而也说明因发明农业而得名的神农氏绝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的内涵应是农业产生和发展进程中的先民群体。换言之，神农氏就是以农业立国的中华民族对发明及发展了农业的原始先民群体的神化的崇敬称谓。
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体的说法，史料记载颇多。《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绎史》卷四引《淮南子·时则篇》高诱注亦说：“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这里把神农氏作为炎帝的“号”，《史记》中炎帝、神农氏为一的记载更为突出，在同一段记载中把炎帝与神农氏两个称谓交替使用，实际上显指一人。分析这些记载并与历史吏实相对照，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的。第一，在传说史料中，炎帝与神农都排列于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具有时代上的一致性；第二，从考古资料得知，渭河流域的秦安大地湾、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村、华县护泉村等不同时代和文化类型的各遗址中，都发现了农业经济的遗存，研究证明，渭河流域的农业经济的产生至少不晚于其他地区，而且更系统，更典型，更能体现神农氏的真实，或者说神农氏的原形正来源于渭河流域。这与发祥并主要活动于渭水流域的炎帝，具有地域上的一致性；第三，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从来没有把神农氏与其他传说中的人物看作一体的说法，唯独把神农氏与炎帝作为一人的记载比比皆是，这绝非无缘无故的偶然现象，恰恰证明了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者为同一人类群体，即炎帝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炎帝和神农氏都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从不同角度对炎帝氏族历史功绩神化推崇的不同称谓。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说。炎帝氏族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拥有广大地域的炎帝部落，并与黄帝、蚩尤等部落的形成，奠定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的基础，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炎帝族发明并发展了农业。以农业立国的中华民族正由于炎帝族的以上两方面的历史功绩，才把炎帝与黄帝合称为共同的祖先。炎帝的称号实际上应包括神农氏、炎帝族。
(作者：刘华 渭滨区图博馆副馆长)
出处： 《渭滨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