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到瓜州。在此停留一个多月，收徒买马，打问西去的路径。而玄奘西行中的九死一生即在他匹马孤征、偷度玉门关、过五烽、度莫贺延碛之时。玄奘何时来到瓜州和何时出关?不见记载。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也即首途年月，文献和学界说法各异，至今未有定论。笔者虽学识浅薄，因仰慕玄奘不畏艰险，追求真理的精神，多年来，也钻了一阵牛角，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谨对玄奘与瓜州相关的一些问题，谈点个人的观点，权作抛砖引玉。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玄奘出关年月

    要弄清玄奘出关的年月，先得弄清玄奘首途(从长安出发)的年月。唐人著录大都作贞观三年(629)秋八月或仲秋①，间有作三年季春三月②或四月③的。只有宋人志磐《佛祖统纪》29作“正(贞)观二年上表游西竺，上允之”，而道宣《广弘明集》22则谓“元(玄)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

    近代梁启超先生1922年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首创“玄奘元年首途留学”之说，④冯承钧、刘汝霖、曾了若均沿其说。惟陈垣(援庵)先生则力持“三年之说必不可推翻，元年说必不能成立也。”⑤始展开了学术上的争论。此后吕澂(秋逸)先生又主张二年西行与三年秋八月高昌发轫之说。杨廷福先生在对上述各种论点做了细致分析后，认为玄奘“以贞观元年秋八月”首途“为当”⑥。周连宽先生则认为“玄奘西行首途的年月应为贞观三年季春三月”⑦。近年，温玉成、刘建华联名撰文，认为“玄奘自长安西行的时间应在贞观二年冬”，并认为“玄奘偷度(玉门关)是在贞观三年四月”⑧。季羡林先生1983年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中取杨廷福元年说，而在2004年6月发表的《“丝绸之路”与西行行纪考》一文中，则又取周连宽的三年说。季先生只认为“关于玄奘起程的年代问题，中外学者间争论颇大。主要有两说：一贞观元年，一贞观三年。我按照周氏考证，取三年说”⑨。却没有表明支持何说。

    杨廷福先生认为玄奘于贞观元年秋八月从长安出发，“约在九月初抵凉州，停留月余，为新任都督李大亮所闻，逼令还京。幸赖当地慧威法师相助，密遣二弟子窃送向西，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杨先生的这一论点，在史学界影响甚大，但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凉州西去瓜州，一千四百四十六里⑩，玄奘和二弟子“昼伏夜行”，即使骑马也需二十天左右(11)。按杨先生之说，“玄奘约在九月初抵凉州，停留月余”，则是十月中旬离开凉州、到瓜州的时间，应在十一月上旬。玄奘在瓜州又“淹留月余”，偷度玉门关时，应已是腊月中旬了。以笔者在瓜州工作生活五十余年的体验，此时的瓜州，早已是“千里冰封”。就是“洄波甚急，深不可渡”的“瓠芦河”，也已冰冻三尺，何需费力“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在气候更为恶劣的莫贺延碛里，更是草木水枯，又哪里会有“青草数亩，供马咨食”?再者，玄奘在大漠上所见的“妖鬼魅影”，其实是戈壁上夏秋季白天晴朗时常见的蜃影(海市蜃楼现象)，冬天则极为罕见。此外，玄奘从瓜州起身时，与他换马的胡老翁曾告诉他“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胡老翁听说的“鬼魅热风”乃是瓜州戈壁中夏秋季常有的干热风。如是寒冬腊月，何来“鬼魅热风”?玄奘过第四烽后失道，欲饮时又失手将盛水的皮囊坠地。以致滴水不剩。“五日四夜无一滴沾喉，口揽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这也正是秋季戈壁中，昼夜温差悬殊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足以证明，玄奘应是在秋七八月偷度玉门关的。这样，他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应该是在春末(三月)或夏初(四月)。如果玄奘是贞观元年三、四月从长安出发，他就又不可能在凉州见到新任都督李大亮。贞观元年三至九月在凉州任都督的是宇文士及(三月起代，八月任，九月罢)(12)，而李大亮这时还远在交州都督任上(13)，从南方交州到北方凉州，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至少需两三个月的时间。因此，笔者赞同陈垣和周连宽两先生的观点：玄奘应该是于贞观三年三月末或四月初从长安出发，(14)五月初抵凉州，六月中旬至瓜州。辩机《大唐西域记·记赞》所说“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杖锡遐征”应该是玄奘从瓜州出发的时间。理由有三：第一，前述种种已证明玄奘是秋七八月偷度玉门关的；第二，玄奘出征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玉门关即相当于国门，符合“杖锡遐征”；第三，玄奘“冒越宪章”偷度玉门关，是其西征最为关键的第一步，他除了在“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佛祖保佑，必然也会精心选取一个有利于偷度的日子，“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而“朔旦”五月之夜则应是“偷度”最理想的时日。所以玄奘偷度玉门关的日期应该是八月初一日。温玉成与刘建华两位先生认为玄奘西行的时间，“应在贞观二年冬，而偷度玉门关的时间在贞观三年四月”。笔者同样认为于理不合。一是瓜州和莫贺延碛地处西北边陲，四月的天气犹是乍暖还寒，胡老翁没有必要在这个季节用“鬼魅热风，遇无免者”来劝阻玄奘；二是温、刘两位先生，只注意到《慈恩传》中，“有‘青草数亩，下马咨食’的这些描述符合四月的气候”，但玄奘果真四月偷度玉门关，则八九月间即可抵达凌山(葱岭)。而八九月正当秋高气爽，凌山无冰封之理，正好赶路，不会因“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而在屈支“淹停六十余日”。因为，如果在屈支淹停六十余日，反而错过翻越凌山的最佳季节。因此，温、刘两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恰恰因为玄奘八月朔旦才离开瓜州，抵达凌山已是冬末春初，“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不得不在屈支“淹停六十余日”。至于玄奘在素叶城所“逢突厥叶护可汗”是统叶护还是肆叶护?周连宽先生在其《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中已详作辨析，应是肆叶护。

    二、玄奘偷度的玉门关和瓠芦河

    汉有河西地，设阳关、玉门关以为门户，隋唐移玉门关于晋昌东(15)。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史料散佚，唐玉门关何在?竟成为一个千古谜团。虽然《大明一统志》记载有唐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却不为人所重视。近百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唐玉门关的研究，但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清光绪辛卯年(1891)随父赴新疆的陶葆廉，路过双塔堡村的窟窿河，经他考证，认为窟窿河就是当年玄奘偷渡的瓠芦河，而最先将窟窿河比定为瓠芦河的人是《西域水道记》的作者徐松(1781—1848)。徐松引《肃州新志》言：“窟窿河多大穴，上小下宽，盘涡湍急，深邃不测，牲畜误人，即不得出。或坠石试之，莫竟其底。”并引唐岑嘉州诗注为证。(16)陶氏据此首创“唐时玉门关迁此”之说(17)。1944年阎文儒先生在亲赴双塔堡考察后，撰文肯定陶说“最为可靠”(18)。阎文影响颇大，一时陶说几成定论。

    1996年8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来瓜州考察。经县博物馆朋友的介绍，笔者与李先生相识。交谈中李先生谈起唐玉门关关址问题，他认为唐玉门关“必不置在并不当道的双塔堡”“根据《瓜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载瓜伊驿道加以推测，唐玉门关应在锁阳城、北桥子及踏实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我当即忆及马圈村有两座古城遗迹，那还是1957年我刚来安西(今瓜州县)工作不久，被派驻马圈村驻队，对这个村名感到奇怪，有村民告诉我，这里曾是当年樊梨花养马的地方，有个城圈样的遗址就是樊梨花的马圈，当然这只是稗官野史，不足为凭。文革中我又曾在这一带放过十多年的羊，对这里极为熟悉，马圈村正好在李先生划的三角区内。李先生听了笔者的介绍非常兴奋，决定去现场看看。随后我陪李先生驱车到马圈考察。翌年，李先生的《新玉门关考》面世。笔者完全赞同李先生关于“新玉门关的重新考定”。

    近年，李并成先生撰写了《唐玉门关究竟在那里?》。对李正宁先生的《新玉门关考》“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虽然在文章结尾“认为，清双塔堡是否即古玉门关址，目前尚难定论”。实则仍然认为，“唐玉门关确应位于双塔堡附近”(19)，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陶葆廉以及后来的阎文儒先生，之所以会以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是因为当时的史学界对于瓜州故城址位置不清楚。陶葆廉《辛卯侍行记》中即云：

    乾隆时，考古界以安西(今瓜州县城)西南六十里的瓜州口(今六工故城)为唐瓜州，俞浩《西域考古录》疑之，以布隆吉为唐瓜州，继又云在双塔堡则近似矣。

    阎文儒先生亲临锁阳城(20)(图1)考察后，只是认为，锁阳城“或者就是唐代的瓜州城”(21)。向达(觉民)先生也仅“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22)。之前劳干(贞一)1942年来敦煌安西考察后，虽曾“定苦峪城(锁阳城)为唐瓜州城”(23)，但并未引起重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孙修身先生撰文，犹认为瓜州故址在“今安西县布隆吉乡驻地南之肖家地古城址”(24)。这是因为元明以后驿路北移，锁阳城不当驿路，渐渐湮没不为人知。而陶氏基于认同俞浩“唐瓜州(晋昌县)在双塔堡一带”，才作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的判定。近年李正宇、李并成先生，先后据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苦水》条作了考证，锁阳城即“唐瓜州”的身份才得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笔者不能同意“唐玉门关在双塔堡”的理由，除了李正字先生在《新玉门关考》中已述及的几点，笔者认为：

    第一，位于双塔堡的窟窿河，既不是当年玄奘偷渡的瓠芦河，也不是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诗中的胡卢河。《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云：(窟窿河)“旧名札噶尔乌珠，在双塔堡之东，发源土胡卢沟，东西分流，经双塔堡入苏勒河”。

    这说明窟窿河这个名字是清以后才有的。《岑参集校注》1981年第1版中，据《新唐书·地理志》认为“胡卢河为阿克苏河支流托什罕河(在今新疆乌什县境内)”。同书2004年修订本又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载《伊吾军屯田残藉》中有“苜蓿烽”，认为“苜蓿烽大抵亦当在伊州(今新疆哈密)境内”，并认为“胡卢河当在伊州附近”，同时也认为此“胡卢河”非《慈恩传》所记玉门关附近之“瓠芦河”(25)。李并成先生文中云：“《大唐西域记》亦日：‘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前已考及苜蓿烽很可能即是胡芦河(今疏勒河)岸边的大烽燧，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既如此，则玉门关无疑应在疏勒河岸边”。笔者遍检《大唐西域记》，没有找到并成先生引的“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这一句。而是在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诗注中有此句。《岑嘉州诗笺注》注云：“《升庵诗话补遗》《秦边记略》《唐诗解》引《西域记》均有‘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之句，检索今存《大唐西域记》各本均无此句，《慈恩传》则无后半句。”(26)“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这句话显然不出自岑参本人，笔者认为是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补遗》)、唐汝询(《唐诗解》)等演绎出来的。前人批评杨慎“其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但时有疏失”“逞奇好胜，不免穿凿附会”(27)，唐汝询“所注实多冗芜，不尽得古人之意，亦不尽得其所出”(28)。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并不可信。

    第二，李并成先生“考及苜蓿烽很可能即是胡芦河(今疏勒河)岸边的大烽燧，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最先认为这个烽燧“或玉门关外之苜蓿烽欤?”的是阎文儒先生，显然证据不足。而李并成先生进而认为“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则更值得商榷。《慈恩传》分明说“(玉门)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惟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玄奘幸运出关后，经八十余里才“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而所谓的苜蓿烽，东去双塔堡不过数里，又同处疏勒河边。则玄奘必不乏水，完全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再到烽西去取水。所以这个烽燧绝不会是“玉门关外第一烽”。

    第三，李并成先生引斯坦因“不难拿我们测量的地势来证明，瓠芦河只能是疏勒河。”(29)，认为《慈恩传》“所记瓠芦河……应为今疏勒河干流”。向达先生在《两关杂考》中即已指出，“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必以今安西西南70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治所，则不无千虑之失耳。”李正宇先生近年撰写的《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30)，也指出了斯坦因的这一考证失误之处。斯坦困是将“安西县城西南三十里的新瓜州城”，当做了唐瓜州城，“此城筑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并非唐代古城”，斯氏“以此城为坐标，对瓠芦河、及第一烽、第四烽、第五烽的位置进行一系列的比定，不免令人匪夷所思!”。《大明一统志》云唐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18里”，马圈村古城址东南距锁阳城正好9公里(18里)东小西大两城址相距又恰好二十步，与《元和郡县志》所记“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正相吻合。历史文献上这一带又再无其他古城当之。所以笔者认为《大明一统志》《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以及李正宇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

    唐玉门关应该在马圈村(图2)。瓠芦河即今南河，也叫黑水河，亦即《沙州都督府图经》中之苦水。严耕望先生亦“颇疑‘苦’为‘瓠芦’之合音”(31)。近年，瓜州县文物保护局李宏伟先生依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卷2(436页)中说“唐初玉门关在州西北五十里之瓠芦河(今疏勒河或窟窿河)上，后迁至瓜州城近处”。又提出“瓜州县锁阳城镇常乐村的破城子，就是唐代玉门关所在地”的观点(32)。其实，1943年劳干先生也曾认为“此城(锁阳城)距河照(斯坦因的)Serindia的图为20英里，与50里之数相近，正北有一城基名破城子，或是玉门旧关”(33)。但《慈恩传》已写明玉门关置在瓠芦河上。而破城子附近并无河道遗迹，且破城子在锁阳城正西稍偏北。据李并成先生考证“该城为汉代广至县城，唐代改置为悬泉府，五代宋初归义军时则置为悬泉镇，宋以后废置”(34)。所以笔者认为破城子亦不可能是唐玉门关。

    三、第一烽

    玉门关外第一烽是玄奘出关后最具戏剧性的一段遭遇，他本想乘夜黑在烽下偷点水继续前行，却不想被发现，还差点被箭射中，守烽校尉王祥在得知玄奘的身份和意图后不仅没有逼他东还，反而留宿“待明自送，指示塗路。至晓，使人盛水及麨饼自送至十余里‘师从此路径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陇，至彼可言弟子遣师来’”，使玄奘不仅绕过了二、三烽，还得到了王伯陇的帮助。李并成先生曾认为第一烽是双塔堡西(今双塔水库西)疏勒河北岸之大烽燧(即所谓的苜蓿烽)，笔者前面已辨其非是。李正宇先生近作《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考得第一烽“在今安西(即今瓜州县)四工农场西十里沙井子处”。笔者赞同李先生所琢磨的玄奘“从锁阳城出发，傍官道东侧向北，在马圈及桥子村之间渡过瓠芦河；又西北经土疙瘩湾向北，入十工山南干沟口子(又名‘桥子口子’)穿过十工山，向西北直趋第一烽。”但李先生认为第一烽在沙井子，却也值得商榷。李先生据《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载“莫贺延碛道十驿”的记述，认为出南干沟口子走贺延碛道，必须绕道常乐(今六工古城)再北上至新井驿，而这个新井驿就是第一烽。新井驿南距常乐27里，常乐境内有疏勒河(古称白水或独利水)从东向西流过，玄奘如往新井驿(第一烽)方向，必然要先过疏勒河，自然不应乏水，同样没有必要冒险去烽下取水。所以笔者认为第一烽不应在沙井子，而且出南干沟口子往伊吾不一定要绕道常乐。

    根据笔者在这一带多年来的考察，今瓜州县城北42公里的石板墩(35)或30公里的涧泉子最有可能是第一烽。“石板墩东南距马圈(唐玉门关)66公里(约115唐里)，西北去大泉(第四烽)70公里(约123唐里，比沿官道经二、三烽要少走26唐里)，烽体以天然片岩垒砌，中间夹压芦苇，高9．5米，地势高峻，雄伟壮观，建于汉代，烽下有泉，今泉水犹可供百人饮用”(36)(图3)；涧泉子西偏北距白墩子(第二烽广显驿)16，5公里(约29唐里)，北偏东距石板墩(汉代烽燧)12公里(21．4唐里)，东南距南干沟口39公里(约60唐里)。从涧泉子向西北72公里(128唐里)亦可径直抵达第四烽(大泉)。泉水量充沛(据50000：1地形图标注，可供100人饮用)，且地势险要，当时不会不派重兵驻守。所以笔者认为第一烽应该在此两处中的一处，当然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考察。

    四、第四烽外之野马泉

    玄奘在第四烽受到王伯陇的“欣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并告诉玄奘“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但玄奘“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又失手打翻了水袋，以致“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这个野马泉何在?第四烽据李正宇先生考证，即今瓜州县北之大泉，唐第五道(伊吾道)之双泉驿(烽)。野马泉即应在大泉北约五十公里(唐里百里许)处。大泉以北四千平方公里现为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笔者退休前即在保护区主管业务，曾主持过自然资源的本底调查(包括水资源)，对这一带较为熟悉。北山地区地面水(井、泉)极为稀缺，有数的几个泉源都多次勘察过。近年笔者与县博物馆的朋友多次陪李正宇、李并成先生到这些井泉查勘比照，希望能够找到王伯陇所指的野马泉。但都或因距离，或因方位不相符而被否定。嗣后李正宇先生给我电传来他的新作《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先生认为：“王伯陇所提供的路线，除了要避开第五烽的不虞之外，还要选择伊吾边界距离第四烽最近之处，尽可能少走弯路，同时又必有饮水补给处。今知第四烽(今大泉处)西北80公里即入伊吾国境，而且这一地段内唐朝不设防戍，第五烽(今马莲井处)又远在东北。据此，似可确定野马泉必在官道(第五道)以西：《慈恩传》载野马泉距第四烽‘百里许’……故其泉亦须于大泉西北求之。”笔者拜读后，忽觉茅塞顿开。想起退休前的一个秋末冬初，笔者带领职工巡查，在夜幕中迷了路，碰到了一条长满芦苇和柽柳的小溪，我们就地宿营。第二天清晨，从地图上确认这里叫“芦苇井”，在大泉西北，相距46公里。处在季节性河流“红柳河”中，准确的说，红柳河只是一条泄洪沟，仅在暴雨后有阵发性洪水，其它大部分时节无水。而芦苇井的水却几乎长年流淌，大约二三百米远才渗入地下。两岸芦苇和柽柳高大茂密，只是水质咸苦。沿沟一条大路向西10多公里到兰新铁路的红柳河车站，东北有路可达3l2国道的星星峡(唐冷泉驿)。这个芦苇井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野马泉。2009年6月末和8月中笔者两次陪李正宇、李并成、郑炳林等先生前往芦苇井考察。只见芦苇丛丛，清流涓涓，像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在荒漠之中，可惜当年玄奘与其失之交臂，险些殒身于大漠戈壁之中。(图4)

    五、玄奘与象牙佛

    瓜州县榆林窟有一件传世珍宝—象牙佛，(也叫象牙造像，高15.9厘米，中宽15.7厘米，厚3.5厘米由象牙雕刻而成，外刻一尊双手捧宝塔的菩萨，造像中分为二，两边各25格，共刻50个不同情节的佛传故事。共有人像279个，动物、车马等12个。)(图5)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它的来历至今仍是一个谜。1925年春陈万里先生随美国哈佛大学考古队华尔纳一行有幸在安西县衙见到过象牙造像，并为之拍照拓印。“断定该件系印度作品，且由此推定必为唐代西游僧侣所携归者”(37)。1955年阎文儒先生在其《谈象牙造像》(38)一文中，从造像的本身做了试探性说明。阎先生也认为，“从遗像内外的各方面来看，应该是印度的作品，同时更可说明是印度恒河上流抹菟罗，或是北部犍陀罗地方的雕刻品，可能是中国到印度求法僧人携带回来供养的”。并认为“这个象牙造像的时代，多半是在印度佛教艺术第三期中，从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的阶段内。”据榆林窟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请回象牙佛匾文记》(39)的记载“相传国初某僧获于石洞积沙中”。清末民初兵荒马乱，榆林窟几任住持道人，皆因为象牙佛死于非命。末任住持道人郭元亨，也为保护象牙佛，被军阀马步康的部下吊打、火烧致残。为使象牙佛不落入匪人之手，郭元亨不得不将其藏于深山十多年。直至1950年春，才交给安西县人民政府。上世纪四十年代，于右任、张大千、向达、夏鼐、阎文儒等社会名流和知名学者，先后来到榆林窟，想一睹象牙佛而不得。1954年，省博物馆在兰州五泉山公园内举办文物展，当时在兰州上学的笔者，有幸一睹真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来到安西工作，多次听到有关它的种种传闻。1960年冬，笔者在榆林窟和郭元亨相处过一些时日，又有幸听他讲述他曲折坎坷的一生，以及有关象牙佛的故事，还掀起衣襟给我看马步康匪徒为抢夺象牙佛留给他的伤痕，真是惨不忍睹，令人对他不禁肃然起敬。上世纪八十年代，副县长裴传哲从北京请回象牙佛的复制件，也曾交给笔者保存过几天。此后复制件在展出时发生被盗事件(后案破追回)，之后，我又受县博物馆张淳馆长之托，借去北京出差之便，请北京象牙雕刻传人李万顺先生，依原样再复制两件供展出。看来笔者与象牙佛真是有不解之缘!

    这尊象牙造像究竟是谁从印度带回来并供奉在榆林窟的?文献不见记载。陈万里、阎文儒先生均认为，应是西游僧人带回来并供奉在这里的。唐时西去求法的僧人不少，但谁有条件把这件稀世珍宝带回来，又为何放在瓜州?“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生前，依据考证，认为此造像很可能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返回时，由寺院高僧所赠，带回入藏榆林窟的。因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历尽艰险，途经瓜州，得到节度使(应为刺史)独孤达‘奉事殷厚’，州吏李昌冒着被朝廷杀头的危险，当着玄奘面毁却缉拿他的文书，放他西去。正因此缘故，玄奘为答谢独孤达、李昌，将象牙造像敬赠榆林窟，成为镇山之宝。”李春元先生认为“常书鸿先生推论无文献记载，不能立为其说(原文如此)”。他认为“王玄策身为唐帝国外交使节，出使西域数次，为表示中印两国友好往来，印度商僧赠奉象牙造像至大唐未尝不可。榆林窟乃丝路名寺，又为中外使节、商贾、僧人朝胜(圣)之地，王玄策由印度所携造像入藏该窟亦在情理之中”(40)。笔者认为：王玄策曾四次作为大唐使节出使印度，第三次出使返回(660)时，菩提寺寺主戒龙回赠了象牙佛塔等礼品(41)。但王玄策与玄奘不同，作为朝庭使节，他没有权力随意处置外国献给皇帝的贡品，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而且，王玄策第二(647)、三次(657)出使，极有可能走的是唐蕃道。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绐了松赞干布，唐蕃道通。因为路径便捷，这一时期往印度的僧侣多走此道，王玄策要出使的，除了印度还有尼婆罗国(今尼泊尔)，他不会舍近求远绕道瓜州，所以笔者认为，常书鸿先生生前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第一，玄奘最有条件从印度带回象牙造像，据《慈恩传》，玄奘回国时除经书和舍利子，还带回六躯金银铸造和檀香木雕刻的佛象，唯独没有象牙造像，象牙造像在印度，也应是极其珍贵的，这从菩提寺寺主戒龙向唐使王玄策赠送象牙佛塔可证明，以玄奘在印度时的显赫风光，他也是最有条件得到和带回象牙造像，正是象牙造像的珍贵，其他求法僧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第二，正如常书鸿先生所说，玄奘最有理由将带回来的象牙造像放在瓜州，“这里有玄奘讲经说法的寺院，有地方官员放行的州城，他在这里收徒弟石槃陀，在这里买马换马、夜渡葫芦河，偷越玉门关，冒死过五烽，穿越800里莫贺延碛大沙漠，据前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考证；安西榆林窟出土的初唐时期国宝级文物—象牙佛，就是玄奘取经归国时带回的”(42)，瓜州成就了玄奘西行的壮举，成就了佛教东渐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章。在瓜州对他有恩的不只是独孤达和李昌，还有第一烽、第四烽的校尉王祥、王伯陇。但他们作为朝廷官员，这样做毕竟是徇私枉法，为了不给这些帮助过他的人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玄奘只能默默报答(43)，所以他才会将最珍贵的象牙造像留在了瓜州，却没有明言，以致成为千古之谜。

    也许正是玄奘将最珍贵的象牙造像留在了瓜州，他的传奇经历才会最先在瓜州大地上流传，“中国历史上唐玄奘取经最早的形象画面”出现在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夏时期的壁画上(图6)，正如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在1990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新作《新发现玄奘取经图探讨》时所说“安西(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六幅玄奘取经图的发现，是稀世之珍，在研究佛教思想的演变，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西游记》成书之前，主要人物艺术形象的创造和完善过程，是难得的形象资料。(44)”这些画面比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成书要早300多年。

    *   作者简介：宁瑞栋，甘肃瓜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①  参见《大唐西域记·记赞》《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开元释教录》《唐新语》《释迦方志》《大庸内典录》等。

    ②  《法苑珠林》“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

    ③  《慈恩传》卷5载玄奘在于阗的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④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8--121页，1925年版。    

    ⑤  《东方杂志》21卷19号《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    

    ⑥  杨廷福：《玄奘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1版，第89页。    

    ⑦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第9页。

    ⑧  温玉成、刘建华：《玄奘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订》载《文物春秋》2005第1期。

    ⑨  季羡林：《<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迹考》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⑩  据[唐]杜佑:《通典》。  

    (11)  《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

    (12)  《新唐书·宰相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5年2月第1版，第1630页。

    (13)  《新唐书·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5年2月第1版，第3910页。

    (14)  依笔者之见，应为四月初，因为《续高僧传·玄奘传》《开元释教录》俱云“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西向敦煌”。按《太平御览·四时纂要》“四月也，是谓乏月，冬谷既尽，宿麦未登，宜赈乏绝，救饥荒。”所以玄奘应是四月初从长安出发。

    (15)  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早在东汉水平十七年(74)玉门关即已东迁。

    (16)  《肃州新志》载岑嘉州《苜蓿烽寄家人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胡卢河上泪沾巾”注云：“胡卢河上狭下广，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今诗无此注。

    (17)  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341页。

    (18)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下》，《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第131页。

    (19)  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那里?》，《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8卷第4期，第20--25页。

    (20)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瓜州县东南48公里处，全城分东、西、北三部分。东西二城垣保存  较好，南北宽约487米，东西通长565米，总面积27．5万平方米。是迄今河西走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一座古城，也是我国少有的巨型古城遗址。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94页。    

    (21)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下》，《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第131页。

    (2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5页。

    (23)  劳贞一：《阳关遗址的过去与未来》，《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4)  孙修身：《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6第3期。

    (25)  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86页。

    (26)  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9第1版，第757页。

    (27)  《辞源》<升庵集>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223页。

    (28)  《唐诗大辞典》<唐诗解>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1版，第623页。

    (29)  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    

    (30)  李正宇：《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86页。

    (3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439页注③。

    (32)  李宏伟：《中国之最话瓜州》，甘肃地质印刷厂，2006年3月第1版，第45页。    

    (33)  劳干：《两关遗址考》《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第1版。

    (34)  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24页。

    (35)  李并成先生《唐玉门关究竟在那里》一文中的第二烽

    (36)  李春元：《瓜州文物考古总录》，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1版，第126页。

    (37)  陈万里：《西行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7页。

    (38)  李旭东：《瓜州历史文化论集》，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版，第173页。

    (39)  李春元：《瓜州史地研究文集》，酒泉，甘肃酒泉信翔印刷厂，2006年第1版，第377页。

    (40)  李春元：《瓜州史地研究文集》，酒泉，甘肃酒泉信翔印刷厂，2006年第1版，第377页。

    (41) 《法苑珠林》。

    (42)  李宏伟：《玄奘取经过瓜州》，兰州，甘肃地质印刷厂，2006年3月第1版，第13页。

    (43)  包括他口述的《慈恩传》也是在他死后二十多年才由他的弟子慧立、彦悰等整理面世。

    (44)  李宏伟：《玄奘取经过瓜州》，兰州，甘肃地质印刷厂，2006年3月第1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