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出文明交往的丰富样态，其中向民间的传播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在外来文化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其中所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略作思考。

    一、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

    广而言之，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指的是印度佛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为适应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而作出的改变，同时为中国的僧侣和世俗信众所理解、所发挥以及所接受并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的过程。它涉及的是印中文明之间以及两大文明内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往。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主要由精英层面的中国化和民间层面的中国化两种不同的历史进程构成。精英层面的中国化以高深的佛学理论为关注的对象，而民间层面的中国化则以信仰以及建立在浅显说教基础上的生活实践为主体。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印度佛教中国化更加丰富的形式和内容。

    从历史进程来看，印度佛教在精英领域的中国化大致经历了印度佛教对儒教和道教以及民俗文化的依附、批判和融合的过程，它涉及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传播方式、理解方式以及义理转化等方面的内容。总之，在印度佛教进入精英层面所发生的中国化过程中，印度佛教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呈现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而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民间底层社会所发生的中国民间化的历史进程则要复杂得多。东汉三国时期，印度佛教首先渗入民俗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在民间经历了与儒教、道教、民俗信仰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唐代中叶以后，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开始大规模的展开，在冲突中进行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宋代，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进入高潮，并且在佛教中国化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佛教由此才真正实现了中国化并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内涵来看，译经、解经、说经、判教以及创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在精英领域实现中国化的基本表现形式，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各种印度佛教学说是其中心内容。而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则以俗讲、变文等弘法方式为先导，以布施、念经、造像等为基本实践形式，以庙会、法会等简捷的民俗化修行生活为基本途径，以祈福禳灾、劝善荐亡等功利化追求为目标。可见，两者在内涵方面存在很明显的差别。

    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从一个特殊层面扩展和深化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从更加宽广的领域折射出印中文明交往的模式和内容，反映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联系和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塑造和形成的过程，对于进一步认识佛教的传播和演化以及文明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不但是印度佛教进入异域一个特殊社会领域而被改变的过程，也是印度佛教进一步充实、丰富、改变中国文化的过程。这也就是所谓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化中国的两重历史进程问题。在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精英领域对印度佛教的接受和弘扬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民间领域，化中国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因为这个领域是最贴近中国更广大民众的真实生活的领域，也是中国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更加真实的一种存在状态。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和本土的儒教、道教文化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依附到冲突再到融合的过程，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都容纳在这一历史过程之中。在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汉代时信奉儒教的士大夫认为佛教去发修行、不娶妻生子等不符合儒教礼法，以《理惑论》为代表的一些著作曾积极将佛教的说法融入儒教，其基本主旨是会通佛教和儒教。南北朝时，“夷夏之争”、“沙门不敬王者”、“神灭与神不灭”之争集中展现了印度佛教和儒教的冲突。唐代以来，“三教合一”成为主流，儒教和佛教的争论主要还是表现在佛教礼仪是否合乎儒教礼法方面。在佛教和儒教的关系中，佛教向儒教的靠拢表现在翻译的佛经中加入了一些儒教的内容，以适应儒教的孝亲观，佛教尽力为封建统治服务，佛教寺庙也受到封建经济极大的影响，甚至有些人认为“孔老即是佛之化身”。相对于儒佛关系，道教和佛教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魏晋时，高僧翻译佛经借用道教的概念。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表现得更加明显。唐宋时，“三教合一”成为主流。“从总体上看，儒佛道三教之间始终有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儒家在吸取佛教思想的同时常以佛教不合传统礼教等为由，激烈地排斥佛教，而佛教对儒家却总是以妥协调和为主；佛道之间虽然互相吸收利用，特别是道教模仿佛教的地方甚多，从宗教理论到修持方式，乃至宗教仪礼规范等，都从佛教那里吸收了不少东西，但佛道之间的斗争却一直很激烈。”①

    在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过程中，印度佛教与儒教、道教的关系在基调上虽然也和印度佛教中国化在精英领域的表现大体一致，但在内容、样式上则更为丰富、多样，这是由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的。以印度佛教和儒教的关系讲，在民间领域，天地崇拜、祖先崇拜、谶纬神学就可以被印度佛教所吸收，并形成独特的民间佛教形态。民间佛教反过来又对精英佛教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在前文中已经有所论述。总之，在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进程中，印度佛教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一定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以儒教孝亲观为核心，为宗法制社会服务。印度佛教伦理道德主张利益众生，也有很多关于世俗伦理的规范。印度佛教中的佛教伦理往往成为儒教士大夫指责的对象。同印度佛教积极向儒教靠拢一样，一些高僧也将印度佛教伦理儒教化。印度佛教伦理对儒教为主导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很大的。“在古代中国，最初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主要是上天崇拜和鬼神崇拜……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维护社会道德的精神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化。”②“绝地天通”意味着国家代行了地天之间沟通的任务，群众可以参加国家承认的祭祀，儒教的礼法就是来源于天。儒教礼法强制人们执行，剥夺了群众的自觉性。个人的幸福决定于“承负”，这说明幸福不是自己所能把握的。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进入民间以后，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福田等思想强调主观能动性，成为新的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力量。

    此外，在文学、艺术、风俗、教育等方方面面，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深化和丰富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塑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精神生活趋势发挥了导向性作用。

    二、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印中文明交往

    “文明交往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直到现在、而且还将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③文明交往包含有几个基本属性：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迁徙性④。其中，“宗教是文化基因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⑤根据季羡林先生的说法，从唐太宗到武则天时期，中印文化交流形成高潮。印度对中国的文学、史学、音韵学、雕塑、绘画、音乐、戏剧、天文、制糖、医药、杂技等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术、罗盘、火药传入印度。宋代中印文化交流明显减少，中印文化交流进入融合阶段。

    在印中文明交往中，佛教是一个主要的载体。唐宋时期，西行求法僧以及入华的印度僧侣在人数上都是历史上最多的。在印中文明交往中，佛教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载体，既在于印度佛教的普遍性，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借助于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印中文明实现互补和契合，特别是印度佛教最终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碰撞、冲突、交融而形成的佛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精英佛教，二是民间佛教。前者在佛教思想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对佛教文化的走向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后者有着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力量和信仰群体，对于佛教的信仰起着决定作用。

    精英佛教和民间佛教共同反映出印中文明交往的以下特点：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等。第一，实践性是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印度佛教同中华文明交往的过程属于实践的范畴。在交往过程中，有的翻译佛经，并且根据对儒道等文化的理解加以创造和发挥，有的运用道教文化去理解、解释佛经，着重发扬印度佛教的某些思想、学说，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这些都是精英佛教实践性的表现。民间佛教的实践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印度佛教向民间的传播过程中，僧侣以转读、变文、神通随机化导众生，引领民众进行读经、布施、持戒等活动，使印度佛教适应民众需要，这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精英佛教和民间佛教都体现出印中文明交往的实践性特征，这种实践性同时伴随着创造性。第二，互动性。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且被接受，既反映出印度佛教适应和影响着中华文明，又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缺失以及中华文明的宽广胸怀。这体现出文明交往的互动性。互动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的必然特征。印中文明交往表现了两者既是一个相互冲突的过程，又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印度佛教与民间文化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的交往模式，它们的糅合也反映出不同文明互动的特征。由依附到冲突再到融合构成了互动性的表现形态。第三，开放性。开放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的先决条件，这在民间佛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民间文化积极吸纳印度佛教有益的成分，并结合民间社会的需求，进行扬弃、转化和创造。这不仅是一个“印度佛教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化印度佛教”的过程。这不仅是印中外部文明交往的过程，而且也是内部文明交往的过程。这不仅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往，而且也是作为两者交往成果的民间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继续交往。印度佛教深深扎根并且深远影响着中国民间，富有充足的活力。第四，多样性。多样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结果的呈现样式。印中文明交往的开放性意味着印中不同文明以及相同文明内部的相互交往，因此，在交往的轨迹上必然呈现出多样的态势，这是由文明的多样性决定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往在轨迹上表现得多姿多彩，不同的中国佛教宗派和民间佛教的不同类型就集中体现了文明交往的不同轨迹。

    与精英层面的佛教中国化相比，民间领域的佛教中国化还体现出印中文明交往的以下特征：第一，民众化。民众化是印中文明交往的显著特征。民间佛教是民间领域印中文明交往的历史结晶，它的信仰群体是民众，类型归属是民间文化，生存领域是民间，因此，民间佛教直接体现了印中文明交往的民众化。印中文明交往的民众化反映出民间佛教具有不同于精英佛教的特点，同时民间佛教与精英佛教存在密切的关系。第二，世俗化。世俗化是印中文明交往的必然结果。随着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的不断进行，世俗化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其中的商业色彩越来越浓厚，佛教色彩越来越淡化，信仰群体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化，这表明，印中文明交往的世俗化越来越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第三，背离性。背离性是印中文明交往的特殊性。在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所形成的不同佛教类型中，有些佛教形态形成后偏离了印中文明的主流甚至成为与其对立的形态。这种背离主要体现为超出正统而成为异端。第四，迁徙性。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认为：“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没有士大夫，就没有两宋的禅宗。”⑥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佛教信徒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外来僧人的迁徙形成佛教在中国不同地域的传播，而且人数更多的中国弘法者的迁徙进一步改变着印度佛教向民间传播的地域分布和文化走向。迁徙性决定了印中文明在不同地域的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民间佛教风格与不同的发展走向。

    三、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中国佛教的历史转折

    唐宋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唐代佛教宗派兴盛，理论发达，创新性极强；五代时，北方佛教稍有衰微，南方佛教则平稳发展，宗派分立的兴盛局面大为减弱，禅宗和净土宗开始凸显；两宋时，在禅宗和净土宗大为流行的同时，在精英领域，佛教各派的融和趋势业已形成；在民间领域，佛教根深而蒂固，对底层社会的深刻影响已成定局。总体上看，两宋之后，最终完成中国化的佛教开始以融和的姿态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既可以说，宋代之后，印度佛教最终完成了向中国的输入，也可以说，宋代之后，佛教才真正成为中国的宗教。

    具体来讲，唐宋时期，佛教发展的整体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佛教的义理研究从兴盛渐趋衰微。佛教既是一种修行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理论体系或者思想学说。这两种形式都以信仰作为支撑。小乘佛教更多的是重视思想改造和个人解脱的修行体系。大乘佛教发扬普度众生的精神，并在义理研究和信仰内容上使信众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佛教的义理研究集中表现在佛教的经、论上，其中，“业报轮回”“佛性”“法”等佛教的理论基础和因明的逻辑是探讨的重点。这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见一斑。魏晋时，清谈之士将佛教类同于玄学，特别注重研究般若学、因果报应、佛性等思想学说，所谓的“六家七宗”就是中国化佛教思想的代表。南北朝时，佛教持续高涨，特别是南朝继承和发扬东晋对义理的研究，形成了三论学、涅槃学、毗昙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律学、禅学等学派。唐代，法相、密宗、华严、天台、禅宗等都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后三者的佛家理论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五代和宋代，除禅宗、净土以外，几乎所有的佛教宗派思想上的创新都已经殆尽，禅宗在解脱方法上有所创见外，没有特别的理论贡献。净土更是得到极端的发扬，各个宗派也都带有净土的元素。这时期，在“三教合一”已经基本确立的情形下，印度佛教更加积极主动靠近儒教，儒家知识分子也将佛教融入儒教，理学就是典型的例证。同时，来华的域外僧侣有所减少，印度没有高新的佛教理念传入中国。在以上种种背景下，佛教的义理研究趋向衰微是不可避免的。

    禅、净二宗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被誉为中国佛教的特质。虽然“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论继承和创造发展了印度佛教的佛性、心性学说，但在修行方法的简易性、成佛可能性上大开众生成佛方便法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佛教理论的修养，而逐渐转向实践层次。禅宗的另一个趋向是逐渐向净土靠近，走向禅净合一。念佛法门在中国确立以后，易行道逐渐得到发扬，同庞杂的佛教理论相比，净土更能吸引信众的注意。在北宋以后净土的发扬更是达到了繁荣的地步，甚至连延寿大师都将禅宗和净土合一。净土宗繁荣的事实说明，念佛开始取代晦涩复杂的佛教理论在信众中的地位，证明了净土修行的强大生命力。

    居士佛教的发展在宋代达到全盛。随着禅宗在宋代的蓬勃展开，士大夫阶层的参禅成为当时的时尚，这与禅宗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以及“三教合一”的潮流是不可分割的。士大夫与禅僧交游，探讨佛理，修身养性。有的还禅净双修，观想念佛。有的积极参加结社活动，进行念经、布施、造像等功德性较强的活动。士大夫的参禅学佛是当时居士佛教的主要形式，它主要表现的是士大夫将禅宗应用于生活，探索生活真谛，寻求人生意义的工具，在信仰的虔诚性上并不突出，对佛理的探讨也是很薄弱的。居士佛教的繁荣促使佛教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传播，佛教的世俗化进程进一步加大。

    唐宋时期佛教的民间化倾向最为显著。首先，我们从宋代的佛教政策看，政教关系处于良性状态。宋太祖下令停止毁佛，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971年，敕令高品、张从信印刷《大藏经》，译经活动蓬勃展开。975年，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等多种活动，防止聚众闹事。南宋采取了稳定佛教发展，又防止佛教闹事的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佛教的僧官制度以及对寺庙的管理上看出。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政教关系更加稳固，更处于良性循环中。这种政教关系使佛教归属于儒教伦理之下，促进了佛教积极主动地接近儒教。其次，从当时佛教民俗化的进程看，烧香拜佛、祈愿、诵经、造像、建寺、放生、法会、庙会、火葬广为盛行，佛教对宗法制传统宗教产生深远影响，佛教节日融入社会生活，佛教救济完善着社会公益。最后，从民间佛教的派别看，683年4月白铁余起义、942年张遇贤起义，宋末白莲教与白云宗都折射出民间佛教的兴盛。

    宋代以后，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少，在民间也是如此。元代以后，佛教的发展也是禅宗和净土最为流行，佛教的民间化依然深入。从唐宋佛教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元代佛教发展的走向看，佛教的民间化涉及到民俗化、异端化、民众化的问题，综合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来看，三者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佛教的世俗化是佛教在与世俗社会的交往中，逐渐弱化神圣性，影响社会的领域也逐渐减少，这意味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世俗化倾向。同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的世俗化必然更加明显。因为世俗化本来的含义指向的是宗教同世俗社会交往产生的关系，或者宗教自身神圣性的减弱。佛教的民俗化可以是生活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在外延上是非常宽泛的，并不具有阶层的差别。佛教的节日、庙会、法会、念经、造像等都可以是世俗化的舞台。佛教的民众化是指佛教为满足百姓需要而在信仰的灵活性、修行的多样性、施教的针对性等方面不断扩展的过程和现象，它主要针对的是百姓阶层，同精英佛教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佛教的世俗化、民俗化、民众化和异端化同属于民间化的范畴，只是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唐宋时期，佛教的历史转折有些表现为印度佛教在精英领域的中国化，有些则表现为印度佛教在民间领域的中国化，两者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时期的佛教转折，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印度佛教走向中国社会深处的进程。就佛教义理兴趣的日趋衰微来说，印度佛教的显教和密教、小乘和大乘已经完全传入中国，通过格义和判教，佛教理论基本实现了中国化。民众通过读经、念佛、造像等活动以获得功德，其中体现的他力拯救与精英领域的自力拯救是完全不同的。“三教合一”日益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永明延寿就积极主张“三教合一”以及禅净合一，这与大乘佛教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于是，上层僧侣和士大夫以及民众都参与到结社等活动中。正是在这种互动中，精英领域的佛教和民间领域的佛教都出现了某些变化。潘桂明先生认为，净土信仰和念佛实践是佛教各宗的共同归向，结社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福田和修证，而是往生西方净土⑦。虽然上层僧侣和士大夫在结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简单易行的修行法门以及浓厚的信仰氛围逐渐使印度佛教转向中国民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的整体进程。

    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中国佛教历史转折的关系最突出的体现在印度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从思维方式、文化内涵、心理结构等各个层面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人，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依然挥之不去。

    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更加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不同民族的群体以佛教信仰为纽带加强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这在印度和中国的不同民族之间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在中国的“胡汉”之间也是如此。李四龙在谈到后赵石虎事佛的情形时讲：“石虎，这位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在听信了神僧佛图澄的劝告后，大力推广佛教，这使‘胡汉杂居’的北方，很快实现了民族的和解。以前的汉人政权，并不允许汉人出家，佛教往往是在西域来的侨民中间流传。但到这个时期，禁令已经不复存在，汉人可以自由地出家为僧。”⑧其中，佛教在民众之间的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

    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强化了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结构。法律和儒家道德规范是约束中国古代民众最主要的方式。在印度佛教传入以后，儒家道德规范的主宰性地位有所淡化，佛教成为民众遵循日常行为规范的标尺之一。佛教的为善、布施、持戒等规范因为背后有神圣性目标和超人间力量的支撑而更加具有主动性，并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参加庙会成为人们祭祀神灵的活动之一。佛教对信众从外在形式和内部修行方面做了相应的规定。佛教的平等、慈悲、忍让很好地适应了世俗社会的要求，和中国的谦让、温和、宽容等精神颇为一致。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众能够普遍接纳佛教的元素，在实际生活中佛教伦理、戒律、礼仪都能得到显现。

    四、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与中国民间佛教

    印度佛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首先在精英领域开始中国化的步伐，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佛教中国化。它主要表现为高僧通过格义和判教等方式，将印度佛教的思想学说以及实践体系传入中国，其中有些高僧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的某些思想融入翻译的佛经中，比如孝道的思想就被广泛引入，以此作为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论据。总体上来看，印度佛教在向中国精英领域的传播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中国化主要体现为：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又不断适应中国本土的过程。例如，在两汉时期，中国人将印度佛教看成一种方术。魏晋时期出现佛教玄学化，并形成“六家七宗”的中国化佛教思想。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相继成立则是佛教思想中国化的高潮，集中代表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精英领域被理解接受和消化转变的成果。

    印度佛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不但进入精英阶层，也不断向中国民间传播并在这个领域内发生中国化转向。这种中国化与印度佛教在精英领域的中国化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印度佛教在中国民间领域的传播是宋代(包括宋代)以前，印度佛教没有经过精英层面的中国化而直接进入中国民间，并在民间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在民间广阔的社会领域内全面而迅速地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佛教逐步适应民间特有的状况而被全方位地改变，并形成我们称之为民间佛教的特殊文化现象。宋代以后也有多种民间佛教以及民间佛教教派，但它们是中国民间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并融入了中国佛教不断民间化的诸多历史因素，和我们所讲的宋代以前以印度佛教为主要思想来源而形成的民间佛教是不同的。总体上讲，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和中国民间佛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历史渊源来讲，宋代及其以前的民间佛教更多是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的结果。而宋代以后，由于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已经终结，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也已经彻底完成，所以此后的中国民间佛教则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民间化，与印度佛教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次，从思想渊源上讲，宋代及其以前的民间佛教主要继承了印度佛教中有关因果、业报轮回、功德、福田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儒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的元素。在思想渊源上，印度佛教是宋代及其以前民间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宋代以后民间佛教则在继承实现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的前提下，又受到中国固有的儒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等观念极大的影响和冲击。

    再次，从基本特点上讲，在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进程中，由于失去了权威的感召、学者的引导、经典的框范，正统教义的约束，印度佛教被随意、自由地发挥和改变，以适应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中国民间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而迅速和全方位地实现民间化，由此形成了中国民间佛教这一历史结晶。正是源于印度佛教中国民间化的这些基本特点，民间佛教在活动、组织等方面也随着呈现出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很多特性。

    最后，从历史地位方面来讲，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够深入民间，并且以民间佛教的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印度佛教在走向民间过程中不断满足广大民众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正是在向民间传播的过程中，印度佛教才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化，并由此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扎根。由于佛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有赖于信仰的支撑和广大民众的呼应，单纯的理论不具备这种功能，少数上层也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唐宋时期印度佛教的中国民间化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间佛教，对于佛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体系中最终地位的确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作者简介：宇恒伟，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博士。

    ①  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86页。  
  
    ②  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4—106页。

    ③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④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33页。

    ⑤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⑥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导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页。

    ⑦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90页。

    ⑧  李四龙：《论中国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