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关领导曾将西安定位为一个高新科技、旅游、商贸三业并兴的城市，陕西省委、省政府也把发展旅游业当成振兴陕西经济的龙头产业之一。这说明，旅游业在陕西经济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陕西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众多的古迹、丰富的文物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去年以来，陕西省在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方面，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在2001年2月12日召开的陕西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省“十五”计划的宏伟目标时专门就“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建成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问题确立了目标，提出了所要达到的指标，这就是：“十五”末，接待境外游客达到110万人次，外汇收入5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4700万人次，收入214亿人民币。具体的做法是“利用独具历史人文魅力的旅游优势”，“加快建设周、秦、汉、唐和革命胜地等不同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景区，着力开发秦岭、巴山和黄河、汉江沿岸的自然景观，使人文旅游和自然风景旅游交相辉映”。旅游产业问题同时也是2001年西安市“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之一。“两会”明确提出要把西安建成“国际旅游大都市”，具体规划中就有“文化旅游一条线”。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尽可能地从省内人文历史与自然风景等方面大力发掘可供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而道教起源在陕西，发展在陕西；作为十三个朝代都城的长安则号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省内、市内现存的佛教寺庙大部分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俗有“世间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这就决定了佛道教文化毫无疑问地要成为陕西旅游产业建设中必须加以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源。但是，佛道教文化属于宗教文化，与俗文化一样，在开发利用中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扬弃、取舍的严肃的问题。为了使佛道教文化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量地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拟就其开发利用中的“五突出”问题谈些浅见。
所谓的“五突出”是：
(1)突出历史特点。陕西佛教源远流长，自西汉末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漫长历史，所以长安又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说。道教属于本土宗教，若从道家思想奠基者老子李聃算起，也至少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与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对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充实和丰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而作为宗教的自身，他们也在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实践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正是这些变化，描绘出了其在曲折迂回的道路上顽强地寻求发展的轨迹，刻下了不同历史时代的鲜明印记，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内涵，闪耀出斑斓的文化色彩。突出历史特点就是要突出佛道教传播发展中的历史演变、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等。诸如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相互影响、佛道教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宗教自身的传播与发展、宗教派别的创立与斗争、宗教经典的翻译与撰述、高僧高道的活动、僧团的建设、仪轨的建立、宗教节日及习俗等等，让人在参观旅游中了解历史，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2)突出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协调和谐的园林化特点，或称环保特点、生态平衡特点。庭院与园林有机地结合，一贯是佛寺道观的风格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是由宗教的禁杀、护生思想和宗教徒修心养性的需求而决定的。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遵守禁杀的戒律，而禁杀的本质就是尊重一切生命，“放生”活动就是尊重生命的具体表现。由“放生”而“护生”，这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是事物逻辑发展的必然。正是这种放生、护生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客观上奠定了僧道的环保意识和生态平衡意识。此外，无论是僧是道，他们都讲究持戒、入定、生慧(即觉悟人生真理)，而清净、安静的环境则是达到目的的先决条件。所以，佛寺、道观无论建在城市还是乡村，平地还是深山，都同样是一个大小不等的园林化单元，是一个生态平衡、自然与人文统一的环境，从佛教创立后的第一个寺院祗树给孤独园到现如今星罗棋布于世界各地的丛林巨刹，可谓无一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僧人道士到一处便绿一片。对广漠的山野尤其如此，僧道把文化引进了山林，同时又养育了山林。因此故，俗有“世间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谚。试看今日神州大地，但凡称得上是名山者，如五台山，如峨眉山，天台山、普陀山、九华山、终南山、鸡足山、衡山、庐山、嵩山，等等，哪一山没有僧道浇灌的心血汗水?突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协调和谐的园林化特点，就是要把散布于陕西境内广大城乡的众多佛寺道观绿化好，做到树木成荫，草坪常翠，四季有花。而在省内的劳山、子午岭、黄龙山、秦岭(特别是终南山)、秦巴山则广建以佛寺道观为中心的森林公园(或称佛道教文化园林)，在已有的森林公园内要尽量地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宗教地产，允许僧人道士重修或恢复具有悠久历史的佛寺道观，增加人文色彩和文化内涵，象太白山森林公园、太平峪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秦岭森林公园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在有寺院道观而还没有建成园林的地方，则应政策从宽，把附近的山林划归寺院道观，由僧人道士自行护理，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僧道护理山林比山民、村民护理山林更能保持青山常绿，少遭乱砍滥伐之厄，有利于园林的形成和保护。象终南山太平峪口的西圭峰寺，紫阁峪的的宝琳寺、云际寺，高观峪的东圭峰寺，丰峪口西的观音寺、丰峪口东的丰德寺、净业寺、大佛寺、黄峪寺。子午峪新罗道士金可纪摩崖碑刻及玄都坛遗址，天子峪的至相寺、百塔寺，南五台及塔寺沟，蛟峪的龙池寺(天池寺)，大峪的五星庙及嘉五台等等，即属于此类。
(3)突出佛道教文化积极方面的内涵。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从其哲学本质的主要方面而言，都属于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佛教讲“四大皆空”、“心生则种种法(即宇宙万物，亦即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等等；道教讲天神、人鬼、地祗，奉神仙方术以及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方面，显然是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人生观相悖的，自然不属于旅游资源开发的内容。但是，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如上所述，其历史都是非常悠久的，它们历久而不衰、历劫而不灭的事实，说明其存在自有其合理的成分，自有其积极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社会教化的重要作用。佛道教之所以至今被人信奉，除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无法穷尽，还存在着许多无奈的这一原因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所一向宣扬的慈悲为怀、行善积德、圆融和谐、无我牺牲、自省自证、禁杀护生、平等博爱等思想、精神所使然，而且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进步，这些思想和精神所起的作用便更加突出，便更加成为支撑佛道二教在今天乃至今后能够继续昂然屹立于世的脊梁和重要力量。显然，所有这些思想和精神对社会对人生无疑都是有益无害的，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突出佛道教文化积极方面的内涵，所指者就是这些思想和精神。而反映这些思想和精神的佛道教故事在宗教文献中多得不计其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连篇累牍”，用诗文及绘画、雕刻等形式和手段将这些故事变成可读性、可视性文学、艺术作品，这将会是一种很好的具有直觉的、可以涵养人的心性、意识的教育材料，因此也会是深受群众喜欢的旅游产品。
(4)突出佛道教文化中民族团结、国际交流的特点。在历史上，长安曾经是十三个朝代的国都。因此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后，这里很快又成为佛教弘传的中心。当时，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作为国都，长安的外国使节不绝于途，“万国衣冠拜冕旒”，邻邦商贾骛趋云集，奇货充斥东西市，高丽乐曲响彻宫廷，琵琶反弹风靡京城，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大都会。作为一种文化，佛教的国际交流也成了这里的一大盛事，身毒、西域东来的传法译经僧络绎于途，东瀛海隅的入华求法请益僧水陆兼程。前者主要者有在长安首创佛经翻译的昙摩罗刹(竺法护)、第一个国立译经场的译主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号称“开皇三大师”的那连提黎耶舍、达摩笈多和阇那崛多，中国佛教密宗祖师“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此外还有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等，总数达数十人之多。但凡长安的大寺、名寺，无处不有他们的足迹。在以上僧人中，有不少就是今天国内兄弟民族的先贤，他们的传法译经活动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事实，是民族团结、民族合作教育的很好教材。后者主要者有日本国“入唐八家”中的空海、圆仁、圆珍、圆行、慧运、宗睿六人及圆载等；韩国(朝鲜)则有其佛教十圣中的律宗始祖慈藏法师、华严宗始祖义湘法师以及跟随玄奘大师译经二十年的神昉法师、中国佛教唯识宗西明学系领袖圆测法师、禅宗“三句用心”法系的重要人物无相禅师、密宗善无畏的一传弟子玄超、不空的弟子慧超、惠果的弟子惠日和悟真等数十人。他们的足迹遍于关中和陕南，尤其集中在长安和终南山两地。他们传法求法的地点不下数十上百处，至今存在或可考的尚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青龙寺、大荐福寺、玉华宫寺、兴教寺、至相寺、香积寺、丰德寺、西明寺(遗址)、翠微寺(即今黄峪寺遗址)、仙游寺、云际寺(遗址)、汉中市的乾明寺(遗址)、安康市的新罗寺(遗址)、紫阁寺(即宝琳寺遗址)、弘福寺(遗址)、资圣寺(遗址)、大禅定寺(即今木塔寺遗址)等等。老庄学说很早以前便已传入朝鲜半岛，道教至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也传到那里。此后，韩国多有在华研习道教者，唐朝诗人顾非熊有《送朴山人归新罗》诗一首，许浑有《送朴山人归新罗》诗一首，贾岛有《送褚山人归日东》诗一首。这些都是韩国人在华修道的有力证明。而其中在长安修道最有名的是新罗金可纪，其习道并羽化仙升的地点就在今终南山子午峪玄都坛附近，那里至今留存有有关金可纪修道仙升的巨大摩崖石刻。所有以上这些寺庙道观(包括遗址)，无一不是日本或韩国僧俗前来寻根问祖、参访朝拜的圣地，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开发设置国际旅游项目时应当给予优先考虑。
(5)突出佛道教文化艺术的特点。佛道教在其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地运用了多种艺术形式来协助、加强教义教理弘扬的力度，就佛教而言，宗教艺术的主要形式或种类有佛教音乐(梵呗)、佛教美术、佛教雕刻、佛教塑像等。佛教音乐的作用在于赞颂佛、菩萨的智慧、功德，抒发佛教四众信、愿、行的法愿、法喜、法悦，美术、雕塑之类则是将佛菩萨的德行、故事等从抽象形式转为形象化形式，一方面藉以庄严殿堂，营造肃穆的弘法教化的气氛，另一方又藉此进行可视性、可感性的形象化教育，增强、扩大弘法教化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宗教艺术，特别是其中的佛教艺术，从来都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仅就中国而言，佛教音乐曾经对隋唐宫廷“九部乐”、“十部乐”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佛教美术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历史上各代的著名画家无一不擅长佛画；至于佛教雕塑之类，则更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即使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艺术瑰宝。西安自古帝王都，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长安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佛教的弘传中心，则佛教音乐对三秦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在佛教美术方面，唐代长安的佛寺到处是绘画名家如阎立德、阎立本、尉迟乙僧、张孝师、吴道子、吴道玄、李思训、王维等人的手笔，堪称是美术精品大展览。在佛教雕塑方面，陕西境内虽然没有敦煌等三大石窟那样的大型作品，但稍小一点的石刻群却是不在少数，至今约有十个县市保存有完好的佛教摩崖、石窟造像，彬县大佛寺石窟、麟游县慈善寺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黄陵千佛寺石窟、子长县北钟山石窟、蓝田县水陆庵等等的佛教造像都是唐、宋、明时期留下来的石刻精品，同属陕西佛教雕塑艺术品之佼佼者。突出佛教艺术的特色，一是要把已有的艺术品加以很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二是要发扬传统，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让现今的寺院道观变成一座座宗教艺术殿堂，让游人在亲历宗教氤氲气氛的同时，在心灵深处感受一次关于善与恶、慈悲与贪吝、天国与地狱形象演绎的艺术震撼。
总而言之，在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坚持“五突出”，就是坚持正确的扬弃，正确的取舍，以及对积极与消极因素的认真辨别区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宗教文化旅游规范到正确的健康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做到了“五突出”，就可以使宗教文化旅游有利于增长知识，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愉悦、涵养情性、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环保和维持生态平衡。也只有做到了“五突出”，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才算得上是上了档次、提升了品位，丰富了内涵，才能为陕西带来切切实实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原载《陕西省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