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
谱主事略
玄奘二十八岁，春，在长安，仆射萧瑀“敬其脱颖”，奏请入住庄严寺，《续传》：“仆射宋公萧瑀，敬其脱颖，奏住庄严，然非本志，情棲物表。”《开元录》八、《统纪》同。案是年二月，长安十大德之一庄严寺慧因病卒(《续传》本传)，萧瑀奏请玄奘入住，可能是补其缺。(《玄奘法师传略》)以非素志而谢绝。案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四四载萧瑀於武德四年拜仆射。《旧书·萧瑀传》：“及平王世充，拜尚书右仆射。……太宗即位，迁尚书左仆射。”《新、旧书·太宗纪》：“贞观元年……以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十二月免。”万斯同《唐宰相大臣年表》，“贞观元年萧瑀六月命，十二月免。”是知《续传》称仆射萧瑀，则其奏请当在贞观元年十二月以前。
秋八月，因关东、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参见两《唐书·太宗纪》、《新书·天文志》、《旧书·五行志》、《贞观政要》一、《通鉴》。“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续传》。玄奘遂首途西行。
玄奘首途的年月，唐人的著述自辩机《西域记·记赞》以迄《唐新语》十三均作贞观三年秋八月或仲秋，间有作三年季春三月《珠林》二九：“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初从京邑，渐达沙州，”或四月的。《慈恩传》五载玄奘在于阗的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嗣後著述多沿袭唐人的记载，《通载》十一作“三年东抗表辞帝，制不许，即私遁。”《稽古略》三：“三年冬往西域。”惟《统纪》二九作“正(贞)观二年，上表游西竺，上允之。”据日本《大正新修藏经》卷五二“史传部”本。近代国际上东方学专家所有有关论著均从旧说。而我国则清代学者钱大昕据道宣《广弘明集》二二，谓元(玄)奘以贞观元年游西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至一九一五年丁谦提出玄奘贞观二年出国，《蓬莱轩与地丛书》(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大唐西域记考证·自晋至唐游历印度诸僧考》。但不详所出，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迨一九二二年梁启超首创“玄奘元年首途留学”之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又见《支那内举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後》。而陈援庵先生力持三年旧说不可推翻，《东方杂志》二十一卷十九期、《书内学院新校本慈恩传後》。始展开了学术上的争论。近吕澂(秋逸)先生又主张二年西行与三年秋八月高昌发轫之说，参见《玄奘法师之生平及其学说》、《玄奘法师传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学院刻本刊误》页一。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兹略举其说以明之。
元年说 梁启超提具四证：据贞观十八年(644)玄奘在于阗上《表》“历览周游一十七载”句，“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从何得十七年，其不合一也”；据《通鉴》及《新书·薛延陀传》“师曾在素叶城晤突厥之叶护可汗，而叶护可汗实以贞观二年夏秋间被弑者，若三年乃行，则无从见叶护，其不合二也”；“师曾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本书皆有详细记载，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若出游果在三年，则所记皆成虚构，其不合三也”；据《续传》“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而《新书·太宗纪》三年并无“霜俭”之事，惟元年《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饥减膳。”《旧书》“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凡此与记载合。然则何以诸书错误同一辙?梁氏认为：“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或为传写之譌，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何以亦误?则或後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刘谱》、《曾谱》从之。近罗香林《旧唐书玄奘传讲疏》一九五五年《学术季刊》四卷一期。与潘国健《玄奘西征年代考》一九七二年《新亚书院历史系季刊》。亦力主元年说。
二年说 丁谦云：“唐太宗贞观二年，东都僧玄奘遍游五印度，至贞观十九年还，前后凡十七年。”《大唐西域记考证·自晋至唐游历印度诸僧考》。吕澂先生初从元年之说，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学院校刻刊本。後力主玄奘西游的动机系受到波颇蜜多罗的启示，认为波颇於贞观元年十一月抵达长安，玄奘乃发愿迳往梵土，寻其全文，以穷究竟，如元年启程则无从获见波颇，遂放弃元年说，据《珠林》的记载，定玄奘西域之行在三年三月或四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学院校刻本刊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原校者重勘：“秋八月三字，据《传》卷五末表文及《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应是四月或三月之误。按《大唐西域记》末卷《纪赞》有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杖锡遐征之说，乃指从高昌发韧而言。其时高昌已隶唐土，西域之行当自彼始，故行期亦从彼地记之。後人或即据以误改奘师发自长安之时为秋八月也。”惟吕先生近又主张“贞观二年秋(628)方逢霜灾，政府许四出，前往西域，转辗屯高昌，受各国国王敬重，延留度过了夏坐，再向西行正当贞观三年八月”。《玄奘法师传略》。
三年说 除吕先生的三年八月高昌发轫说外，陈援庵先生反对元年之说，认为：一、霜俭之说不足据，“据本传则法师出关，迭被留难，一阻於凉州，再阻於瓜州，三阻於一烽，四阻於四烽，若果如《续传》所云‘奉敕道俗，随丰四出’，何至被阻若是”；又贞观三年亦有霜灾；二、如以元年八月首途，至迟九月中可到凉州，据《新、旧唐书》则九月十二以前凉州都督为宇文士及，假令继士及者为李大亮，然士及奉到诏书，至早需在十月，则李大亮之到任至早亦需在十月後，故元年出游不能见到李大亮；三、据《册府元龟》及《通鉴考异》统叶护可汗被杀於贞观元年，故玄奘所遇为其子肆叶护可汗。案玄奘所晤为肆叶护可汗，见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三十引《西伯利地志》卷五：“当时僧玄奘赴印度到天山伊什克里泊之近傍於明伯罗克宫谒见西土耳格尔国肆叶护汗。明伯罗克，土耳格语，千泉之义。”最後认为玄奘上表“十七载”的“七”字误，而贞观三年的“三”字不误；如欲保存于阗上表十有七载，则必须推翻《圣教序》及诸书的十有七载。《书内学院新校本慈恩传後》。近孙乐斋《玄奘法师年谱》未刊稿。和石万寿《玄奘西游时间的探讨》一九七一年三月《大陆杂志》第四十二卷，第六期。均主三年说。
综上三说，迄未论定，故《旧书·玄奘传》作贞观初。当代学者为审慎计或作贞观初年出国以概之。岑仲勉《麴氏高昌补说》：“奘师出行，诸说聚讼……拙见尚未能解决，故只曰贞观初也。”(1958年中华书局版《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页一五五)；又页六：“至慈恩出国，究为贞观元年抑三年，尚无定论。”石峻《论玄奘留学印度与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亦概作贞观初。但三说中必有一是，兹旁证史实，以求得比较可靠的结论，以元年说为当，考释如下：
一、玄奘首途年月，唐人著录大都作贞观三年，唐人敍唐事，似较可信。但《广弘明集》二二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云：“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总获六百五十七部。”唐人记载玄奘事迹，辗转相承，难免有所譌误，不如本人的自道为可信。
此《表》系贞观二十年玄奘译竣《菩萨藏经》後与《西域记》同时奏上，然则何以《西域记》辩机的《记赞》作“贞观三年”，而此《表》为元年?考宋《开宝藏》(917)为刻本《大藏经》的祖本，可知《西域记》在唐代还是写本流传。就现存的敦煌唐写本、敦煌写本《西域记》今存三个残卷：卷一残存304行，S.2659号，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卷二残存173行，P.3814号，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卷三残存4行，S.0958号，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日本古写本石山寺本、醍醐三宝院藏本、神田氏藏本等。和刻本互校就有出入，甚而一字之差关系綦钜，参见向达先生《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一期)、《试论<大唐两域记>的校勘问题》(《现代佛学》一九六四年第六期，至於宋、元、明刻本的譌误、羼入和臆改就更多了。玄奘出国的年月唐人多以《西域记·记赞》为据，这就可能当《西域记》成书後，因写官过录或相互传抄时，从校勘学来说，行草“元”与“三”的字形相近，最易讹譌，以致“贞观元年”误为“贞观三年”。如玄奘返抵长安的日期，《慈恩传》为“春正月景(丙)子”，《续传》、《行状》均作正月，而《塔铭》则作“春三月景子”，“三”明系“正”之误，这也可旁证“元”“三”因字形相近而传抄舛误。复查《慈恩传》与《续传》《行状》的前半部分，均取材於《西域记》，其间虽有详略疏密之异，而无龃龉，故其著录玄奘首途年月似均以《西域记·记赞》为据，以讹传讹，相互承袭，後人又同一祖本，遂众口一词，形成历史上的一桩疑案。
二、玄奘西行获得西突厥叶护可汗的支持始逾铁门而平安到达北印度境。但此叶护可汗究竟是统叶护可汗，还是其子乙毗鉢肆叶护可汗?如证实玄奘所晤为统叶护，则元年说的前提成立，而陈先生的“三年说不可推翻之一铁证”，未有着落，这是必须考证的。
首先，关於统叶护的被杀年代，《旧书》一九九下《铁勒传》、《新书》二一七下《薛延陀传》均明载“贞观二年”，《通鉴》一九三《唐纪》九系於二年十二月，惟《册府》九七四与《旧书》一九四下作元年，《通典》一九九则敍其事於元年後，以故陈援庵(垣)先生据《通鉴考异》十：“《旧书·铁勒传》云：‘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夷男始附颉利。’按《突厥传》，元年薛延陀已叛颉利，击走其欲谷设，安得二年始附於颉利乎?”认为《新、旧唐书》误，统叶护实死於元年，故玄奘所见为肆叶护。因之，岑仲勉谓：“按统叶护之死，或谓贞观元年，或谓二年，尚无定论。”《突厥集史》上册《编年》卷五，页一七五，又见下册页六八五《铁勒传校注》。
案铁勒起源漠北，游徙分布甚广，据两《唐书》、《北史》、《隋书》、《通典》、《太平寰宇记》等所载，其“姓氏各别”，种落名称不下四十，隋末一部分西迁西域准噶尔盆地的属於西突厥。故《通典》一九九谓薛延陀“部落中分，在鬱督军山者(一作乌德健山)，东属於始毕，在贪汗山者西属於叶护。”《旧书·铁勒传》：“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回纥六部在鬱督军山者东属於始毕，乙失鉢部在金山者，西臣於叶护。”是可证两《唐书》与《通典》所谓“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大乱，乙失鉢曰夷男率部帐七万，附颉利可汗”，当系指西臣属於叶护可汗的种落。而《旧书·突厥传》所谓“贞观元年，阴山已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当系指东属於颉利可汗的种落。二者并不牴牾，《通鉴考异》误混二事为一事，而怀疑“安得二年始附于颉利乎”?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四《薛延陀汗国的始末和突厥人的南迁》注1“贞观元年叛颉利者，为漠北之薛延陀；二年，归颉利者，为西域之薛延陀，二者不相抵触。其他铁勒诸部亦然。我们不能以刻舟求剑之见以窥游牧部落之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七年，页五三。)
其实，东突厥自武德七年举国入侵後，唐太宗(时为秦王)因感国力不足，阳与盟和而阴纵反间，加上颉利“法令滋章，兵革动岁，国人患之，诸部擕贰”的不仅贞观元年一事。参见《旧书》一九四上《突厥传》，《通鉴》一九二。《通鉴》载“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此亦足以旁证薛延陀、回纥之“叛”，系役属於颉利的东方种落，固统叶护在世之日，显与其死後的薛延陀“叛”为两事。反之，即如《通鉴考异》所怀疑的，而西突厥的部属背离，不一定在统叶护死後，《旧书·突厥传》载“时统叶护自负强盛，无恩於国，部众咸怨，歌逻禄多叛之。”《新书》略同。故《通鉴》云“统叶护势衰”，并没有说在他卒後。《册府》尤其明确地记载：“唐高祖武德末，突厥阿史那社尔入侵中国，归而遇延陀、回纥等部皆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击之，复为延陀所败，遂率其余众保於西偏，依可汗浮图，後遇颉利而西蕃叶护又死。”《旧书》一〇九《阿史那社尒传》作“贞观二年，遂率其余众保於西偏，依可汗浮图。後遇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新书》一一〇本传略同。惟败於延陀作贞观元年，二年作明年“西突厥统叶护又死”。《玄奘西征年代考》谓：“查《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条仅谓：‘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鉢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於颉利可汗。’然陈氏指定‘夷男之附颉利，系因叶护已死’，并反覆论述，结果两《唐书》误，遂谓‘循环互勘，二说皆有譌误。’陈氏既曾以《旧书》卷一九四下之记载抹杀《通鉴》之价值在先，今又以《通鉴》之记载否定两《唐书》再又以两《唐书》否定《通鉴》，又无别种理由，实有无所适从之感。且《通鉴》载叶护死在贞观二年，而所记夷男附颉利之事，则祗谓‘统叶护可汗势衰’，何来互相矛盾之处?陈氏何由知夷男之附颉利，必在叶护死後?而非因叶护‘势衰’?”案其说是。所有这些记载都已清楚地交待薛延陀、回纥等部击走欲谷设，不仅属於颉利的东方种落，而且在统叶护统治之时，可知史载统叶护被杀在贞观二年是正确的。因之，似不能拘泥於薛延陀一词而谓两《唐书》譌误，此其一。
同时，《旧书·铁勒传》、《新书·薛延陀传》敍述其事，层次井然，因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臣属於统叶护的薛延陀部乙失鉢之孙夷男始东逾阿尔泰山依附於颉利可汗。“於是西突厥汗国中之铁勒诸部与东突厥汗国之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等部合流。”《突厥人和突厥汗国》页五三。夷男东附颉利後，率所部攻破东属於颉利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诸部，势骤强盛，诸部共推其为真珠毗伽可汗建牙於鬱督军山下，故《新书》承上文敍在明年案即贞观三年。太宗方有图颉利……册拜夷南为真珠毗伽可汗，《旧书》、《册府》、《通典》均同。夷男东附与其薛延陀汗国建立的开始，年代的先後厘然可考，此其二。
北朝时突厥兴起，为患甚烈，隋代长孙晟行反间之计，突厥分为东西。唐朝为对付东突厥的侵扰，执行远交近攻政策，从武德元年到贞观二年和西突厥的信使频繁，络绎不绝。唐初与西突厥的信使往还，除两《唐书》外，见於《册府》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计有武德元年五月、二年四月、七月、三年正月、三月、四年三月、五月、五年四月、八月、六年四月、七年六月、九年三月、六月，贞观元年正月、十月、二年四月、三年十一月、七年十月，此外尚有武德元年七月(见九六四)、十二月(见九六四)、二年九月(见九九九)、四年三月(见一〇九)、八年四月(见一〇九、九七八)。可是从贞观三年十一月一直到贞观七年，就很少见到西突厥遣使的明文。这里透露了二个消息：一、当东西突厥分裂後，统叶护在唐朝的笼络下一直是倾向於唐朝的；二、贞观二年统叶护死，国内大乱，兵革连岁，道途阻梗，唐使既不能远达，唐朝亦无需借助於它，故自“俟毗可汗请婚，不许”後，接连几年就没有信使往返。这就可反证统叶护被杀於贞观二年，此其三。
武德五年，统叶护遣使求婚，到武德八年始权宜允婚，遣高平王至其国，一直到“贞观元年遣真珠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细金带、马五千匹”，《旧书》一九四下《西突厥传》。《新书》说“以藉约”，《通鉴》一九一作元年十二月并说明“以迎公主”，证以《续高僧传·波颇传、慧頵传》与《出三藏记集经序续编》、《开元录》、《贞元录》，可见《通鉴》的记载是正确的。《通鉴》下文谓：“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为统叶护曰‘汝迎公主，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婚。”此可证统叶护贞观元年十二月後犹健在，颉利阻挠之下，以致迎娶公主未果，则其被杀当在贞观二年，此其四。
以上看来，《新书·薛延陀传》、《旧书·铁勒传》和《通鉴》的明确记载，是不能轻易推翻的。
虽然《通典》、《册府》的成书早於《通鉴》、《新书》，但《通典》、《册府》与《旧书》的误载颇多。如《旧书》一九四下谓叶护死於贞观元年，而在卷一九九则说明死在二年，即已自相矛盾。至於《册府》系杂采诸书而成，虽“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陈援庵先生《影印明本册府元龜序》。但其纪年颇有譌误之处，何况历来只见明末黄国绮一个刻本，清初续有补版，实同出一源，其间难免有传抄、刊板等舛谬，即以记载突厥“朝贡”而言，竟有贞观二十三年“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安国王并献方物”极其错误的著录，则其他可知?似不能仅凭其只词据为典要。《通典》敍西突厥事在贞观元年条下兼敍其他年代的事件，实不能认为系确指元年之事。综上探讨，统叶护被杀的年代，似以《通鉴》和两《唐书》所载为当，而玄奘在元年八月起程，约於二年初夏到达素叶城，故和他会晤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西突厥称叶护可汗的，有统叶护可汗、乙毗钵羅肆叶护可汗、毕贺咄叶护亦名乙毗沙钵羅叶护。等等。统叶护据《通鉴考异》、《实录》均作“叶护可汗”，“统”字为修唐史者所加，通观唐宋文献记载，对於统叶护可汗大都省称叶护可汗或叶护，此冯承钧先生亦曾言及，唐宋著作省称统叶可汗为叶护或叶护可汗的其例甚多，如《续传·波颇传》“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新书》二二一《波斯传》“隋末叶护可汗讨残其国”；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而西蕃叶护又死……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旧书》一〇九略同，以及《册府》、《通典》等所敍录，不胜枚举。对於其他叶护可汗则否。玄奘本人的著作和玄奘的《传》、《状》，敍事行文就是这样区分的。如《西域记》一缚喝条追敍云：“近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可汗……”《慈恩传》五敍玄奘归国时至活国“因见叶护可汗孙王覩货罗自称叶护”，文字中“叶护可汗”与“肆叶护可汗”父子关系的分别极为清楚，足以证明玄奘出国时所遇必为统叶护，否则无需如此叙述。
再者，统叶护可汗为西突厥由盛极而衰的统治者，大业末继射匮可汗位，数年之间兼并铁勒，攻下波斯和罽宾，西域诸国无不受其役属，在原有的三弥山裕尔都斯谷牙庭外，更在千泉建一夏都，对“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旧书》一九四下《西突厥传》，参见《西突厥史料》，Syka《波斯史》；E.H.Parker著，向达、黄静渊译《鞑靼千年史》(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凡此均与《慈恩传》所述玄奘出国时的西突厥情况相合。
隋唐时，从陆路通往印度的道路约有三道，玄奘西去之路，本由北道，但“时西域诸国，咸服属突厥，非得突厥护照，不能通行，乃持文泰介绍书，诣突厥可汗牙所，得其许可乃行”。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印度之交通》玄奘条：“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诸求法者欲往未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於叶护，可窥此中消息。”《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附录》：“案唐初西突厥统叶护方强，西域诸小国，皆为所役属。奘师欲赴印度，势非藉其保护不可。”因为“雪山北六十余国，皆叶护部统，故高昌王重遣为奘开道”，《续传》；《开元录》。这些足资证明玄奘出国正当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统治之时。反之，如在统叶护死後，国正大乱，分裂为二：在碎叶川以西与西南一带为弩失毕五部；在碎叶川东北方面为咄陆五部，“兄弟争国……二三年间遂相侵掠，不当厥居”。《册府》九九五《外臣部·交侵》。不仅没有玄奘各《传》、《状》所记述的那样太平景象，也势不能如此顺利地通过，而且高昌王也无法厚赠叶护，请其递送出境，并且“太宗闻统叶护之死，甚悼之，遣斋玉帛至其死所焚之，会其国乱不果而止”。《旧书·突厥传》，《新书》略同。统叶护死後，唐朝遣使犹无法通过，玄奘如何能直趋叶护衙所，并畅行其所役属诸国?《慈恩传》二载玄奘在叶护衙所“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如正当统叶护死後，唐使犹不果行，玄奘怎麽能在叶护衙所遇见汉使?考《册府》九七〇“朝贡”三，贞观元年正月、四月、十月西突厥遣使“朝贡”。二年四月西突厥遣使“贡”方物；《旧书》二《太宗纪》贞观二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可见在贞观元、二年间唐朝与西突厥使节过从之密，玄奘所逢汉使或许即二年四月随西突厥使报聘的，这与奘在二年夏初会晤叶护可汗的时间相吻合。如在贞观三年则形势迥异，至叶护衙所为四年夏季，文献一无两国遣使的记载，这也可旁证玄奘所见当为统叶护，其西行必在贞观元年。
西突厥原信奉中世纪时曾流行於西域的拜火教(火祆教)。《慈恩传》二：“……至飒秣建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通典》二二《职官部·自注》：“祆，呼朝反，西域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者也，武德四年置祆寺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咀。”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又从大食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又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酉阳杂俎》四：“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氈为形，盛於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西突厥史料》第四篇(页一七七)：“突厥拜火，亦敬空气水土，然仅奉天地之唯一造化主为神，以马牛羊祀之，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佛教视拜火教为外道，而拜火教也和佛教如水火之不相容，何以叶护可汗却能优礼玄奘，并“仍请说法，欢喜信受”?《慈恩传》二。这固因高昌王的厚遗，但和波颇在武德年间“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勗”“特为戎主所信伏”《续传·波颇传》。有关。沙畹甚而论断：“玄奘之为统叶护所礼敬，盖由光智之有以启之也。”《西突厥史料》第三篇四《僧人行纪》(页一三八)。由此也资旁证玄奘会见的应是统叶护。
复次，《慈恩传》二载：“渡缚芻河至活国，即叶护可汗长子*(左口右旦)度设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案西突厥统治者利用婚姻关系以羁縻所役属的各国统治者，而各国统治者也因以结好於西突厥，如达度可汗以女妻康国王代失毕，《隋书》八三、《西域康国传》。隋大业中统叶护以女妻康国王屈求支，《旧书·西戎传》。又疏勒王、高昌王与突厥公主亦互为婚姻，《隋书》八三《西域传》。据《慈恩传》又知高昌王麴文泰妹嫁於叶护可汗长子为妻。统叶护年寿已无从考见，但其为射匮可汗之弟，自大业末即位，已逾十载，同时能以女妻康国王，年辈似较高；麴文泰在武德六年继父伯雅为高昌王，《高昌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页七七)。又与年甫二十九岁的玄奘结为兄弟，是可知统叶护当与其父伯雅同辈，故麴文泰能以妹妻统叶护长子。反之，如玄奘所遇为统叶护之子肆叶护，他方在青年，安得有长子娶高昌王妹为妻，且已有孙?此又足以旁证玄奘所晤的应是统叶护。
根据以上论述，可证玄奘西行邂逅的必为统叶护可汗，则其首途当在贞观元年。
三、从玄奘的“历览周游一十七载”来探讨。
玄奘於贞观十九年正月返京，各本记载略同，核诸史实，殆无疑义。由此上推，玄奘在于阗上表太宗，听候发落和访求渡河时失落经本，至“使还蒙恩敕迎劳”始进发。玄奘“既至沙州又附表，时帝在洛阳宫”，据两《唐书·太宗纪》当在十月，以玄奘行程来计算，推知从于阗起程约在九月间；而在于阗上表云“停滞七、八月”，则在于阗当在贞观十八年春。梁启超的这一推论是正确的。《表》文的“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不仅为玄奘旅行十七年的最原始文献，也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周游西宇十七年”的所从出。据此上推至贞观元年适为十七足年，如以三年出游则为十五足年，即令首尾兼顾也只有十六个年头，与《表》文及旅行“十七年”之说明不相侔。
玄奘行程与在各地求学的年月，据本传均历历可考。“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支那内举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後》。兹据各本细核，玄奘至于阗共计行五万一千余里，在各地淹留约计十四足年，合计所需时日在十七年左右。如以三年秋西行、十八年春初返抵于阗，无论如何与所需时日有矛盾。
《慈恩传》五与《续传》等均载玄奘晤戒日王，王问：“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玄奘就大肆宣扬唐太宗的所谓“英武”，于是戒日王即遣使来唐上书。核之《册府》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贞观十五年“是年天竺国王尸逸多逻使朝贡”。《旧书》一九八《天竺传》：“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新书》二二一上略同。并谓：“会唐浮图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唐太宗即命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遣使入朝。贞观十七年三月太宗命李义表、王玄策奉使，至十二月达摩伽陀国。参见烈维《王玄策使印度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汇辑》)；岑仲勉《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中外史地考证》上册)等。案玄奘应命至戒日王处参与曲女城大会，《慈恩传》五云“法师自冬初共王逆河而进，至腊月方到会场”，是可推知玄奘晤戒日王当在贞观十四年秋末，戒日王即遣使入唐，于十五年冬末到达长安。玄奘于曲女城会毕即启程返国，经二年余至于阗上表。由此推算他游历五印度和在各地请业问学的年月，以元年首途大体均能符合，如在三年则绝不可能于十四年秋末会见戒日王。
此外，据《慈恩传》一所载玄奘自兰州至凉州，停月余日，为道俗讲经说法，“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云云，一片和平雍熙景象。如果玄奘三年出国，据《通鉴》一九三载贞观三年“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战，捕虏千余口”。至庚申李世勣、李靖、柴绍率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到四年二月战争结束。这时陇右河西诸州正当兵戈纷扰之际，玄奘西行决无如此安谧，于玄奘传记中亦必有徵录。又《通典》一九一载麴文泰于贞观四年来朝，《通鉴》一九三亦谓贞观四年“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如果玄奘于贞观三年秋启程，以沿途留滞时日考之，抵高昌已贞观四年，在高昌留滞五十日结为兄弟，《续传》并谓延留夏坐，何以于麴文泰之来朝一无道及，此均可见玄奘于贞观元年西行。
从以上三方面来探讨，玄奘西行当在贞观元年。
二年说的商榷：
二年说虽于“霜俭”之说或有所据，参见两《唐书·太宗纪》、《旧书·五行志》、《新书·天文志》。但在唐人所有的文献中却一无明文可徵。疑或因认为玄奘年寿六十五岁，当生于隋开皇二十年(600)，而《续传》《行状》于玄奘西行时有“年二十九”的记载，二十九岁适为贞观二年(628)，就推测他在“二年秋西行……转辗屯高昌……延留渡过了夏坐，再向西行正当贞观三年”。《玄奘法师传略》。然《续传》《行状》何以书玄奘出游时年二十九，疑或系由卒年六十五的逆推致误，此《刘谱》已有阐述。同时吕先生据《续传》在高昌“夏坐”的记载，认为“延留度过了夏坐，再向西行正当贞观三年八月”。但从玄奘的行程时间与下文因淩山冰封淹留六十余日的著录来覆核，显然不符。案佛教徒的安居时期，据《行事钞资持记》四之二分为三期，以始于四月十六日的为前安居，始于五月十六日的为後安居，始于前後之中的为中安居，共为九十日。据《西域记》二则分为二期：“印度僧徒，依据圣教，坐两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当此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当此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寄归传》卷二“五众安居”条略同。探讨玄奘“夏坐”的时间自应以《西域记》为据。事实上，玄奘于八月从长安起程，约于九月初抵凉州，在凉州说法月余，离开已在十月中，至瓜州又停月余日，启程当在十一月末，越莫延蹟约十余日，则到伊吾约在十二月中旬，又停十余日，行南蹟六日，到白力城当已岁尽。玄奘在高昌急于西行，虽经麴文泰苦苦挽留，不过“乃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而已。如在高昌坐夏，不论前後安居，均须在高昌停滞半年以上，玄奘不仅无此必要，并且于《慈恩传》、《行状》无所徵应，也与记载情状牴牾，这与玄奘行程的时间不合者一。
《慈恩传》、《续传》、《行状》均明载玄奘离高昌後，经阿耆尼、过屈支，因“淩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如玄奘在“夏坐”以後启程，前安居竟至屈支不过九月初，淩山无冰封之理，正好畅行；若在後安居竟，到屈支正当十月初，淩山也不至于“雪路未开”。反之，淩山即使已经冰封，须至来年初夏始解冻，需在屈支停留半年以上，此显与“淹留六十余日”的记载不符者二。
如玄奘于元年岁尽抵高昌白力城，在王城“停十余日欲辞行”，又绝食抗拒数日後“仍屈停一月”计离开高昌当在二月间，故至屈支“时淩山雪路未开”，而“淹停六十余日”正当初夏解冻，与《传》、《状》的记载符合，《续传》“夏坐”句似有舛误，以故，吕先生这一说法，是成问题的。
至于据《西域记·记赞》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杖锡遐征之文，认为三年秋八月乃指高昌发轫而言，其在玄奘行程时间上的不合之处已如上述外，还有四点可资商榷：
一、玄奘首途年月系从长安启程算起，《续传》、《慈恩传》、《行状》、《塔铭》、《开元录》等均明载：“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涂……至秦州……至兰州。”“是年下敕随丰四出。”历敍孤征所经地点及淹留时间，均斑斑可考，唐人文献从未见有秋八月离开高昌的明文。
二、《西域记》系记载唐朝疆域以西诸国“方俗殊风”的专著，并非玄奘旅行的传记，故“开编处於奘师身世，西游缘起及关内外游途概不敍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附录》其书著于贞观十九年，完成于翌年，这时高昌已隶属唐朝的版图，故云“出自高昌故地自近者始”，《西域记》一。记载从阿耆尼开始。并且当初玄奘到达高昌时，早已离开唐朝国境，《传》《状》等著录玄奘行程，断不至于以十三年之後的情况，高昌，贞观十四年隶属唐土。而加诸当初。
三、通观辩机《西域记·记赞》在历敍玄奘“负笈从学，游方请业”，“屡申求法之志”，然後云“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首途，褰裳遵路，杖锡遐征”。联系上下文看来，明明指玄奘于三年(为元年之误)仲秋朔旦首途，并未陈明仲秋朔旦为离开高昌的日期。
四、玄奘西行的九死一生即在他匹马孤征，过五烽，度莫贺延蹟时，故传文详为敍述。如以为首途从高昌开始，则传文的记载为不可通。
有此四疑，三年八月高昌发轫之说似难凭信。同时，结合“霜俭”之说，也可反证《法苑珠林》“贞观三年季春三月”西行的譌误。
吕先生主张二年或三年说，力持玄奘西游的主要原因系受到波颇的启示，如元年起程就无从获见波颇。浅见以为：玄奘留学印度的目的、动机与主客观原因，自有多端，似应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与佛教史上的诸问题来探索。玄奘西行的原因之一，固为求《瑜珈》足本，自无疑问，但据《经录》当时译本虽不全，而零本已有多种，玄奘惑于南北《地论》师、《摄论》师的纷纭争论，“莫知适从”，“义有所阙”，“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而唐人所有著录却从未有系受波颇启示之文。故玄奘西行目的在于对《摄论》《十七地论》的根本研究，除《传》《状》的记载外，其说首先见于望月信亨《关於大乘起信论之作者的疑义》，《宗教界》第十号。次见于常盘大定《支那佛教之研究》第二(页一一一)，似未必为波颇所启导，更未必玄奘唯一的原因是获见波颇“乃发愿迳往梵土寻其全文，以穷究竟”。
波颇系武德九年到达长安，详见前武德九年年谱。而玄奘于贞观元年出国，即如吕先生所主张的，固亦无妨玄奘和波颇的会晤，适可反证元年首途之说。
三年说的商榷：
陈援庵先生(垣)维持三年说的论证，关于叶护可汗问题，前已论列。关于霜俭之说，《续传》与《行状》所载，信而有徵。稽之《通鉴》“元年，关中饥，斗米直绢一匹”，“元年六月，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令出今年租赋”。《新书·五行志》“贞观元年，山东大旱”亦然。“太宗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吴兢：《贞观政要》一。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史册详载。参见两《唐书·太宗纪》、《旧书·五行志》，《新书·天文志》、《唐大诏令集》一一一贞观元年《温彦博检校诸州苗稼诏》、《唐会要》以及有关各传记等等。而陈先生认为贞观三年亦有霜灾，引《新书·天文志》以为证。惟此次霜灾发生在北边，时突厥未平，长安百姓则不致于随丰逐粮。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人烟凋残，参见两《唐书·食货志》、《通典·食货典》、《贞观政要·论纳谏》以及《旧书》五三《李密传》、一八五《陈君宾传》等等。浮户流徙，封建统治者为保证其赋役和兵源，束缚劳动人民于固定的土地，因之《唐律》严禁脱户、漏口。见《唐律疏议》十二《户婚》、“脱户”、“里正不觉脱漏”、“里正官司妄脱漏”、“相冒合户”等各条。从敦煌所出的唐代法律文书中如S.1344号残卷第四条“诸山隐逸人”，第十三、十四条“逃亡户田宅”，也可觇见封建统治阶级严格控制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用心。同时，统治阶级为防止丧失其剥削对象，在《唐律·户婚》和《唐令·户令》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唐六典》《唐六典》三《户部郎中员外郎》引“畿内诸州，不得乐往畿外，畿外诸州不得乐往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均有人户不得自由迁徙的规定，只有在为封建统治者开发资源的前提下才许可。如“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否则律有惩处，即“浮浪他所”，亦科以刑罚。见《唐律疏议》二八《捕亡》“丁夫杂匠亡”、“浮浪他所”、“容止佗界逃亡”等条。可是当贞观元年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关中饥馑尤甚，威胁到封建统治政权，势不得不“令所在赈恤”，《旧书》二《太宗纪》：“九月辛酉，命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等分往诸州赈恤。”准许就食他州。尤其是唐代关中的粮食，大都仰给于关东、河南、陇右，而元年这三处又逢灾荒，封建统治者自不得不权宜“奉敕道俗，随丰四出”了。此所以玄奘从长安到凉州得以通行无阻。
至于玄奘抵凉州後，何以迭被阻难?这牵涉到偷越国境问题。唐代严格执行边防关塞的出入，凡越度者必须请得“过所”，凡私自越度关塞，律有严惩。《唐律疏议》八《卫禁》：“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不应度关而给过所者，徒一年。”“越度缘边关塞徒二年……私与外人禁兵器者……绞。”何况，贞观元年国内尚未统一，国外有突厥的威胁，而反对唐王朝的又多与突厥有所勾结，当其封建政权尚未巩固之时，尤其注重越度沿边关塞之禁。故《慈恩传》一云：“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结侣陈表，有诏不许”，是明知而故犯的行为，到凉州後又讲扬经论停留月余，欲往印度求法的事为西域各国商侣所传扬。李大亮“既奉严敕防禁特切”，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此所以玄奘抵凉州後要迭被阻难了。是故，玄奘在国内因有敕令特许道俗随丰四出，得以畅行无阻，这与到凉州後偷越国境，显为两事，不能相提并论从而疑及“霜俭”之说。然则，霜俭之说，《续传》、《行状》与史实相合，而贞观三年史无霜灾可稽，那末，玄奘首途也只有元年可通。
关於玄奘元年出游能否见到李大亮?据两《唐书·太宗纪》、《宇文士及传》、《李大亮传》，贞观元年闰三月宇文士及代李幼良为凉州都督，九月辛酉宇文士及徵回殿中监，以李大亮为凉州都督，虽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当在元年九月以後，但玄奘八月自长安起程，经秦州、兰州至凉州又停滞月余，计算时日当在十月以後，似玄奘见到李大亮是不成问题的，此《刘谱》已有辩说。《刘谱》：“余按《新唐书·太宗纪》：‘贞观元年九月辛酉杜淹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宇文士及罢。’《宰相表》：“九月辛酉，士及罢为殿中监。’《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元年九月辛酉，命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为殿中监，’则是士及以九月由中书令罢为殿中监也。然士及何以致罢乎?《新唐书·本传》云：‘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或告其反讯无状，召为殿中监。’大亮之由交州都督拜太府卿，固可与士及检校凉州同时，当士及被徵时，大亮则由朝中奉命往代，不必待士及徵还而後遣大亮赴凉州也，如此则大亮之都督凉州，当与士及之为殿中督同时或更在其前矣。而法师以八月首途，约于九月初至凉州，又在凉州讲经月余日，则已在十月中矣。其时，李大亮之都督凉州，固已久矣。不得谓之不能及见也。”
又考唐制，都督之调迁，有等候继任者到达後，办理移交手续後才离任。故可能宇文士及在九月入朝时，李大亮已抵凉州，则玄奘晤及，不足为奇。
以上试就玄奘首途年月的三种异说，旁徵史实，加以考述，以贞观元年秋八月为当。
玄奘偕秦州僧孝达《慈恩传》一：“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湼槃经》，功毕返乡，遂与俱去。”《旧书·玄奘传》作“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不知何据，似以《慈恩传》记载为当。同至秦州。秦州又名天水，为陇南重镇。晋泰始五年(269)始置秦州，初治冀县(甘肃天水市西北)，後移上邽(天水市东北)。《元和郡县志》“秦州去上都八百里”。
古代里制是以尺度、尺数和步数而构成的计里长短的标准单位。夏候阳《算经》上《论步数不等》引唐《杂令》“诸度地以五尺为一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古今度量衡制度颇有变迁，唐里和今里(华里、公里、英里)的比例，近代学者不乏论著，其著者如桑原骘藏《张骞征西考》据格棱那尔得“依照土耳其斯坦地方之实际，以汉时一里换算420公尺”，即1公里=2.389汉里。赫尔曼“以见于《汉书·西域传》中之西域诸国的距离，与现时距离对比结果，《汉书》一里，约当400公尺”，即1公里＝2.5汉里；黎希托芬“主张玄奘之二百五十里与赤道一度相当(《China》第一卷页五四二页)，若然，则玄奘之一里，约当440公尺”，即1公里=2.2727唐里。玉尔“研究Tokh?ristan地方玄奘的纪行，主张以玄奘之百里，解作一日行程”等的考定主张中国古里二千里合五百英里，即十古里相当于2.5英里左右(详杨练译本页八五—九四)。又玉尔据班查明记载君士坦丁城广十八英里，等于九十古华里，因而测定1英里等于5唐里；比耳从其说(见Si-yu-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London，Kegan Paul．BK．4，P.202，note 110)。堀谦德《解说西域记》亦沿用其说，“凡例”云：“其里程换算率，在平地以五里为一英里，在山地以六里为一英里，即一里约当0.2英里。”其後白鸟库吉(见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页三十)、白井长助《上代于阗国都之位置》(见杨鍊译《西北古地研究》页四六注十一)等均从之。近足立喜六颇致力于古今里制的研究，其《长安古迹考》第二章考证唐里分大小两种，大程唐一里为三百六十步，千八百尺，五四五·五米，小程唐一里为三百步，千四百九十九尺，四五四·四米，即一公里等于唐大程一·八三三里，等于唐小程二·二〇〇八里(又见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页三五。《人文月刊》第五卷，六、七期，吴晗释足立喜六《汉唐之尺度及里程考》)。此外，参见万国鼎《唐尺考》(《农史研究所汇刊》一九五九年第二册)及日本森鹿三《汉唐一里之长》、藤田春元《尺度综考·里程考》(见《东洋史研究》1940年5、6期)等。本谱关于玄奘的里程记载，据足立喜六玄奘使用唐小程之说；关于唐里与今里的比例据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一期)根据中国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洛阳等古城多次勘查发掘的里步实测，“唐尺约在二九·五厘米左右，今以此为度则一步为一·四七五米，一里为五三一米”，“唐小里系以0.295×500=442.50米计算”。故今市里为500.00米，而唐小里为442.50米，唐大里为531.00米的考定。
停一宿，逢伴去兰州。《感恩传》一。兰州，秦置陇西郡，汉为金城郡，隋开皇元年(581)始置兰州，唐代辖境在今甘肃兰州市附近一带地方。《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九“(兰州)东南至上都一千四百六十里”。翌日启程赴凉州。《慈恩传》一：“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至彼。”凉州，汉置，为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唐时辖境缩小，约在今甘肃武威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案兰州而西经武威、张掖、酒泉，古称“河西走廊”，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的孔道，故《慈恩传》云：“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
约在九月初抵凉州。案《元和郡县志》凉州距长安二千里，玄奘于八月朔旦首途，计其行程到达凉州当在九月初旬。停留月余探询西域路径，并为道俗开讲《湼槃》、《摄论》、《般若》等。散会後，玄奘往印度求法之愿为西域各国来往的商人所传扬，“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慈恩传》一，《续传》略同。事为新任都督李大亮所闻，《慈恩传》一：“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故逼令还京。幸赖当地慧威法师赞助，密遣二弟子“窃送向西”，“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慈恩传》一。瓜州，唐武德五年置，治晋昌(甘肃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元和郡县志》瓜州去长安三千四百里)。瓜州刺史独孤达尊信佛教，“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殷厚”，因访西行路程。《慈恩传》一：“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左瓜右盧)河，下广上狭，洄浪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行状》作关西百里)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迹，伊吾国境。’”淹留月余，而凉州追捕牒文又至，幸得州吏李昌的曲法成全，嘱令即速离境。玄奘苦无人作向导，正忧惘际，得“胡”人石盘陀的受戒，愿送过五烽，又经老翁赠识途老马，遂连夜偷渡瓠*(左瓜右盧)河，《慈恩传》一。案瓠*(左瓜右盧)河，《行状》作胡芦河，就是回族人民所谓的布隆吉河，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流入疏勒河，为疏勒河的支流。《西域图志》二四：“窟窿河，在安西州双塔堡东，西距州城一百三十里。东西分流，经东塔堡东入苏赖河。内多窟穴，上小下大，深邃不测，盘涡湍急，流不及远。南为葫芦河，即窟窿河发源处也。”陶葆廉《辛卯侍行记》五：“窟窿河，蒙古称札噶尔乌珠。”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篇，页二六)误认为疏勒河，盖未深考；丁谦《大唐西域记考证·附录》：“瓜*(左瓜右盧)河即今党河，在敦煌县西。”盖未辨隋唐时玉门关关址已东徙瓜州的晋昌县境，党河即唐之甘泉，而误以为“古玉门关在党河西滨”，并误据《辛卯侍行记》五“自敦煌西行渡党河”句，遂以致讹。
越玉门关。汉代的玉门关，据《汉书·地理志》及《西域传》、《後汉书·郡国志》属敦煌郡龙勒县，至唐龙勒县为寿昌县隶沙州。其遗址据斯坦因的《Serindia》及《Innermost Asia》二书所附地图，考定在今甘肃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辛卯侍行记》五汉玉门、阳关路与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作大方盘城，似有所舛误。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两关杂考》已有所辨正。六朝以来，自今安西趋哈密一道日益重要，故关址东移。隋唐时玉门关已徙至敦煌以东瓜州的晋昌县境。其遗址《辛卯侍行记》五谓在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向达先生以为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则玉门关在其北。《元和郡县志》四十《晋昌县》条“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据王琦注《李太白集》《胡无人诗》引《志》作二十里，似应以里为是)。”此与《慈恩传》一“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亦相合。是故玄奘必须由瓜州偷渡瓠*(左瓜右盧)河，越过玉门关而折向西北行。
隋唐时从陆路往中亚、印度次大陆，约有南(或东)、中、北三道，《隋书》六七《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道宣《释迦方志》上《遗迹篇》：“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经青海向南至吐谷浑，经吐蕃，到北印度尼波罗国。“其中道者”从鄯州经凉州出故玉门关，经瓜州，西南入蹟至沙州经鄯善、沮沫、于阗等国，自乌*(左金右煞)登葱岭，经朅盘陀“从此西南行数千里乃至印度”。“其北道入印度者”从长安至瓜州，至莫贺延蹟口，经柔远县，至伊州，经蒲昌县至西州，经阿耆尼国、屈支、跋碌迦、西北度葱岭至飒末建、经羯霜那、出铁门，踰黑岭，至迦毕试国，乃入北印度界。(原文繁冗，略作删节)贞观十五年以前吐蕃尼波罗道未辟，故裴矩所云北、中两道，实即道宣所记载的北道。裴矩的南道实即道宣的中道。道宣所敍东道，即吐蕃尼婆罗道。玄奘出国的行程参照上书和《元和郡县志》：“出阳关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出玉门关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一篇第三章(页四二)：“至唐玉门关稍东北移，故唐时北道，由玉门关稍西行，即折西北行，穿噶顺沙碛，即莫贺延碛至高昌，其路线与《魏略》所述之新道略同。”是可知玄奘西行之路，当由北道。
石槃陀惧“前途险远，又无水草，惟五烽五烽所在，《传》作关西北，《行状》作关西，向达先生谓《传》《状》互异，未知孰是。(《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两关杂考》页三八五)案唐时北道在玉门关稍西，折西北行而赴莫贺延蹟，以今之地理形势勘察，似五烽在关西，越五烽而折向西北行渡过沙蹟，似《行状》是。五烽所在，岑参《题苜宿烽寄家人诗》：“苜宿烽边逢立春，胡卢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注云：“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卢河上狭下广，回波甚急，上置玉门关，西域襟喉也。”岑仲勉认为：“五烽当就古之五船而设立，”(《中外史地考证》下册《历代西疆路程简疏》页六九四)丁谦以清末所设卡伦地证之：“第一烽当即巴颜木伦地，第二烽当即阿布图乌鲁苏台地，第三烽当即噶顺地，第四烽当即阿集格尔腾地，第五烽当即纳木哈乌苏地。”(《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附录》)盖误汉玉门关为唐玉门关，其实两地相距近一百公里，所考五烽地，自然一误而再误了。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据《慈恩传》的记载和现在从安西到哈密的地形作一比较，认为极为相符，第一烽为今白墩子，第四烽为今马连井子，第五烽为今星星峡。而向觉明先生认为斯坦因“所取者即沿今安西经星星峡以至哈密之大道，其言甚辩。唯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必以今安西西南七十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治所，则不无千卢之失耳。”(《两关杂考》)但向氏亦未考出五烽究竟相当于今之何地。唐代遗迹久已化为烟云，在未有考古实物证实前，只有根据《慈恩传》的这段记载，参考《辛卯侍行记》、常钧《敦煌随笔》上《哈密》条的记载，黄文弼等的考古专著等和现在的地理对勘，也只有从安西的白燉子、小红柳园、大泉经马连井子、博罗砖井、白石头、镜儿泉、北苦水，塔尔纳沁、黄芦冈以达于哈密了。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慈恩传》一。不愿前往，玄奘乃纵之还。“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行八十里经第一烽，幸获校尉王祥的支持，并为介绍于第四烽校尉王伯陇，得侥幸而过，九死一生，以达伊吾。伊吾，《後汉书》为伊吾卢。《晋书》作宜禾县。据《旧书》四十《地理志》“後魏、後周鄯善戎居之。隋初始于汉伊吾屯城之东筑城，为伊吾郡。隋末，为戎所据。贞观四年，欵附，置西伊州。”《史记·李将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伊州在京师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专区哈密县。
玄奘在伊吾停留十余日，本拟跃天山循道西行经可汗浮图案《通典》一九一、《新书·地理志》唐以其地属庭州及北庭都护府。据《西域图志》十及《槐西杂志》、徐松《西域水道记》三等考证，其地当在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境。直奔突厥王庭，请得统叶护可汗的保护以达印度北境，但为高昌王麴文泰所闻，遣使殷勤请至其国，“不获免，於是遂行涉南碛，《麴氏高昌补说》“南碛或即《明史》之黑风川”，但一无佐证，固难确指今地。疑似今哈密至七角井南间的小沙漠。经六日到高昌国境白力城”，案白力城，冯承钧《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据《辛卯侍行记》六与伯希和《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西域南海史地考证》续编)谓白棘、白刃、白力、宝庄、辟展同为一地，白力当今辟展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页八九一九〇)。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一号)、《高昌》第一分本并同。岑仲勉不是其说谓：“今辟展在哈剌和卓东一百二十里，陶氏谓白力即辟展，揆诸里程，似须商榷。”(《西突厥史料补阙及其考证·麴氏高昌补说》页一六七)但亦未考出今属何地。查高昌辖城二十二(据《元和郡县志》《新、旧唐书》)其境大体东迄白力、西抵笃进。据《敦煌石室佚书本·西州志》残卷与《通典》一九一所载，白力城当为唐蒲昌县，除冯、黄诸氏所考外，核之《释迦方志》上《遗迹篇》：“伊州又西七百余里至蒲昌县，又西百余里至西州，即南昌故地。”此与《慈恩传》载玄奘行程自伊吾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相符，而哈剌和卓东一百二十里至辟展，与《释迦方志》蒲昌县又西百余里至西州亦符合，玄奘日暮至白力城，数换良马疾驰至高昌城，夜半到达非不可能，岑氏之说似过于拘泥，冯说是，故白力城即唐之蒲昌县今之辟展。当在本年岁尽。案玄奘以八月起程，约于九月初抵凉州，在凉州说法月余，去时约在十月中，至瓜州又停月余日，启程当在十一月末，越莫贺延蹟约十日，则至伊吾约在十二月中旬，又停十余日，行南蹟六日，到白力城当已岁尽。
有关人物与大事
正月，诏波颇在大兴善寺译经。《续传》三、《统记》三九。
道宣三十二岁，制《四分律拾毘尼义钞》三卷。今作六卷，据《义钞序》。
新罗圆测十五岁，来唐游学长安，就法常、僧辩受业。宋复《塔铭·并序》“十五，请业于常、辩二法师。”案据《塔铭》圆测卒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八十四，则十五岁当为本年。
明澹奉诏入京劝说唐太宗兴佛教。《续传》本传。
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猛烈抨击佛教，佛教徒也向道教展开斗争。详《法琳别传》《集古今佛道论衡》丙，《续传·智实传、法冲传、明澹传》等。一作武德九年。
唐太宗下敕“检校佛法，清肃非滥”。《续传·智实传》。
慧因卒，年八十九。《续传》十三。
道杰卒，年五十五。《续传》十三。
天台宗名僧，智顗弟子智晞卒，年七十二。《续传》十九。
十二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迎公主，颉利可汗阻挠之，未成婚。《通鉴》一九二《唐纪》八、《通鉴》一九九。
著名道教徒王远知《新书》作远智，字广德，琅琊临沂人，陶宏景门徒，隋唐间极有势力的道教徒，著有《易总》十五卷，弟子众多，以潘师正、徐道邈、陈羽王轨为最著，贞观九年卒，年一百七岁。生平详见王旻《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茅山志》二十二)，参见《旧书》一九二、《新书》二〇四本传以及《云笈七签》五、《玄品录》四、《三洞羣仙录》十一、《太平广记》二十三等。辞别唐太宗归山，勑润州于旧山造观一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