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尽管政治纷争，时局动荡，但汉藏文化交流并未因此而中断。面对当时急剧的社会转型以及诸多的挑战，汉地佛教界人士立志振兴佛教，他们组建社团、发行报刊、创办佛学院校培养人才，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等方式，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起了一场复兴运动。其中，倡导“人间佛教”，则是中国佛教应机而重建的最重要方面，其代表人物和领袖为太虚大师，他看到佛教的消极一面和佛教现时的弊病，提出应该对教理、教制、教产进行全面改革，力求适应时代，使佛教焕发生机。他主张将偏重出世、关注生死问题的佛教改造成注重现实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之间的文化交流随之赓续。当时，受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励和资金支持下，九世班禅大师等藏传佛教高僧不断到内地举行法会，在佛教学院讲经传法，在沟通汉藏佛教间的交流、促进双方交融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注意的一页，而法幢宗的创立则是这种文化交流的结晶。
一、汉地僧人入藏学密之缘起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西方文明的挑战和社会变革的大变动之中，佛教跟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面对当时急剧的社会转型以及诸多的挑战，汉地佛教界人士立志振兴佛教，他们组建社团、发行报刊、创办佛学院校培养人才，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等多种渠道和方式，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起了一场复兴运动。但是，衰颓已久的汉地佛教，难以顺利走上奋起自新的道路。太虚法师说：“近来中国佛教的破产，也如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支离破碎，空疏荒芜!似乎无有可代表中国从东汉到唐以来、中经几百年所结晶的中国佛教的特质了。由此在最近，或把佛教从日本传到中国来，或从西藏传到汉地来，或从锡兰传到中国来；也如中华民族的趋势一样，由几千年进步来的文化已不能自存自立，反退化到唯以模仿外来文化为事。”①因此，太虚积极倡导“人间佛教”，针对当时佛教的消极出世和现时弊病，提出应该对教理、教制、教产进行全面改革，力求适应时代，使佛教焕发生机。他主张将偏重出世、关注生死问题的佛教改造成注重现实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1915年，太虚大师针对佛教界存在的问题和社会上出现的“抢夺庙产、假借名义、毁像逐僧、苛派捐项、逼勒还俗”的现象，撰《整理僧伽制度论》，主张派人留藏学密，以重兴密宗。由此掀起民国时期内地学习藏密的热潮。汉传佛教界僧侣、居士负笈西行者数十百人，仅1937年后受蒙藏委员会资助留学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经的运动”。②
特别是九世班禅大师1923年出走内地，他在佛教界的威望与广泛的信众基础为藏密在内地的弘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为促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强大动力源泉。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弘扬密宗、灌顶授法，并逐步在汉地佛教学院和佛教组织中设立密宗学院，由此掀起了内地学习藏传佛教密宗的热潮。九世班禅大师还同汉地僧人发起组织上海菩提学会，使其成为在上海向内地传播藏传佛教的根本道场。抗日战争时期，班禅大师在内蒙古和甘青等地进行宣化活动，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大大推动了汉地僧人前往藏传佛教寺院学习密法的活动。
当时，留学归国僧人显荫根据他在日本学习密教的体会，结合藏传佛教的真义，认为入藏学密优于东渡日本学密，“研究密教，而融通汉满蒙藏为一气。以扬我中华佛化之光。……研究藏蒙之佛学，西藏佛经之丰富，较胜汉典。”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与指导下，汉地僧人更多地选择前往西藏求法，特别是在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汉地佛教界人士入藏学密逐渐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1935年12月，出于沟通汉藏文化之目的，蒙藏委员会特别公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详细规定游学僧人的资格与条件、规则与待遇等。“经本会核准游学之汉藏僧侣除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250元外，并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80元外，藏僧生活费120元。”1942年，又颁行《蒙藏委员会派遣与补助内地僧侣赴藏游学规则》，“第一条本会为沟通文化起见，每年年度开始时决定派遣与补助内地僧侣各若干名赴藏游学。”并对游学的宗旨、期限、游学规章制度和管理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46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关于一九二九——一九四六年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其中第四款称：“补助内地僧侣攻取西藏三大寺格西费用，以示提倡而资沟通彼此文化。”这些关于资助内地僧侣赴藏游学的一系列政策规则，作为民国政府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汉藏僧侣之间的交往，提升了佛教文化的话语地位及其文化交往的主动性。
在起伏、动乱的时代环境下，国人需要宗教作为精神支柱，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释和幻想中的解脱，于是，包括藏传佛教、民间宗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以及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支持，拥有了各自的追随者，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社会影响。在当时，佛教文化继晚清佛学之积累而复兴，形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思潮，寺僧、居士、学者，或潜研，或显进，探研佛理，兴办佛教教育(僧学)，弘扬佛教文化，熔铸适应新时代的人生哲学。一时间，居士弘法，寺僧入世，思想家或是以佛理为经世武器，或是以此作为构建哲学体系的思想资料，都涌现了众多杰出人士。③心道法师即是其中之一员。
二、心道法师西行学法
心道法师是西部近现代佛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立的法幢宗至今在西北地区具有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
心道法师(1905—1968)，湖北荆州松滋县人，俗姓李。生于1905年，母亲罗氏出生书香门第，信奉佛教，心道法师幼时即受母亲影响和熏陶。15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他感觉人世无常，悲叹之余萌生剃度出家修行的念头。
1922年农历四月初八，在松滋县岱辅庙剃度出家，法名源福，法号心道。是年冬，从钦命方丈净月老和尚受戒于江陵章华寺。第二年沿江而下，游江西庐山，朝安徽九华。1923—1924年住江苏镇江金山寺习禅。1925年住常州天宁寺学戒。l926年依上海兴慈老法师听经。1927—1928年住浙江宁波观宗寺宏法社研究天台宗，1929年至福建厦门求学。1930年毕业于闽南佛学院，任该院助教，继任教授、督学及教务主任于福州鼓山佛学院。1930年讲法华经于沙市章华寺，后半年住武昌佛学院，任净土宗讲师于汉口佛教正信会。
1934年，心道法师受净月老和尚与韩大载居士等的资助，前往青海学习藏传佛教密宗。路经陕西、甘肃时，曾在陕西佛化社、平凉佛教会和甘肃省佛教会讲授《信解行证》，《金刚经》和《佛学概论》。后由甘肃省郑哲候致函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介绍心道法师进塔尔寺学习藏文和显密经典。法师在塔尔寺刻苦学习，废寝忘食，虚心求教，学业显着，学会了藏文，广结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建立了藏汉僧人间的互信和友谊，增进了民族团结，其业绩不可估量，此举为他后来形成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建立震撼西北佛教界的“法幢正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间曾受到九世班禅、恩久活佛、阿嘉活佛的灌顶和受戒，赐予“丹巴增贝堪布”和“班智达”的称号。(班智达：是古印度把“通达五明的人”称为“班智达”，意为“大学者”，是一种尊称。)
1935年农历四月十日，九世班禅大师驾临塔尔寺，驻锡赤巴禅堂。在农历四月十九日，心道法师在塔尔寺拜谒九世班禅大师；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九世班禅大师举行长寿佛灌顶法会，心道法师首次受密宗灌顶。在同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九世班禅大师在塔尔寺传“时轮金刚大灌顶”，心道法师再次受记灌顶。④1936年，因福州鼓山佛学院之请，心道法师离开青海东归，由上海道德书局出版《心道法师西北弘法记》。
1937年秋，心道法师重返西北，途经陕西、甘肃，之后二次赴青海塔尔寺学密、求法。同年九月，从班禅大师再受时轮金刚灌顶，从阿鲁活佛、密纳(尼那)活佛受密宗各种灌顶。从恩久活佛受密宗比丘大戒，菩萨千佛大戒。赐法名却吉坚参，汉意为佛法的胜幢，简称法幢。同时，塔尔寺寺主阿嘉活佛为羯磨阿阇梨，舍陀活佛、嘉叶活佛等为教授、尊证阿阇梨。中国汉僧中，能得到藏传佛教格鲁派如此器重，多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活佛为之灌顶，心道法师为第一人。⑤1941年，应恩久活佛之召，急赴青海。在塔尔寺，恩久活佛与塔尔寺法台阿嘉活佛等为心道法师授记，赐名“丹巴增贝堪布”，并颁发了“堪布”执照，上面有画师更登嘉错喇嘛所绘宗喀巴祖师像及周围的八供养等吉祥图案。1944年，又应恩久活佛之召，去塔尔寺再次接受灌顶和传法，并由恩久活佛和塔尔寺寺主阿嘉活佛授予“班智达堪布”的尊称。⑥这是藏传佛教寺院中汉僧修学密宗之最高称谓。心道法师学习藏传密宗取得如此成就，对他在西北的弘法创宗奠定了坚实佛学基础，也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在甘青等地弘法与创宗
心道法师在青海塔尔寺学习密宗期间，深居简出，刻苦攻读藏文密典，声名外传。不久前来请求皈依的，邀请讲经传法的络绎不绝。1934年6月，受鲁沙尔小学校长之邀请成立了西山堡佛教居士林，并讲《普门品》，开青海汉族僧人登坛讲经之始。之后，又相继成立了西北佛教居士林，青海省佛教会，湟源县佛教会，西宁佛学会等佛教组织20余处。先后闻法皈依者约万余众，依师剃度出家的僧尼20余人。由于心道法师的积极影响，青海汉族群众信奉的佛教，由佛道混杂，逐渐向正信佛教过度，使得青海地区的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心道法师给予了极高赞誉。如在《陕西佛化社通告》云：“今有心道法师者，……讲经东南，游化西北，乐说无碍，得未曾有。固释门之龙象，亦苦海之慈航也!”时有中央监察委员姚雨平先生也撰文赞曰：“年才而立，学契三乘。显密圆融，语文流利。精神饱满，照应周至。经义深微，浅显譬喻。忽庄忽谐，使人了义。发菩提心，普渡誓志。南北东西，说法不替。如是经师，得之匪易。文殊再来，玄奘转世，赞叹无文，五体投地!”⑦
1942年，应甘肃省民勤县政府咎健行县长之邀，心道法师从内蒙阿拉善旗(巴音浩特)骑骆驼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到达民勤县。其间，将民勤县枪杆岭山接引寺改名为“金刚岭山法幢寺”，这是心道法师在西北弘法时创建的第一个以“法幢”为名的寺院。当时有融开、融文、融通、融达四人在心道法师门下剃度出家，成为心道法师的上首弟子，金刚岭山法幢寺也就成了法幢宗的祖庭。有人认为，金刚岭山法幢寺的改名标志着法幢宗正式形成。法幢宗的正式形成是西北近现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有人认为，心道法师1944年第二次离开青海，前往兰州，才正式打出“法幢宗”旗帜。
心道法师前后在西北弘法长达15年之久，曾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创建以“法幢寺”命名的寺院10多座；在西北五省前后传授出家众三坛大戒和在家众居士戒20多次，在其门下剃度的出家弟子和接法弟子就有100多人，接受三归依的在家弟子近万人。仅西安大兴善寺就举行了两次传授三坛大戒，1939年4月第一次在西安大兴善寺传戒时仅出家二众就有二百多人，有《西京大兴善寺已卯法幢戒坛同戒录·序》云：“民国已卯冬，心道法师入住西京大兴善寺才周年，乃于讲经说法之余，又传佛戒。”⑧1941年9月，第二次在西安大兴善寺传授三坛大戒，仅出家二众就有近百人求戒。于1943年在张掖(今甘肃省张掖市)大法幢寺传授三坛大戒，有汉藏僧尼一百二十多人，在家二众三百多人。后来又在陕西武功海藏寺、兰州法幢寺、酒泉法幢寺、新疆法幢寺、宁夏承天寺等处传授三坛大戒。由此，法幢宗在西北地区声誉大振，发展很快。⑨直到今天，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新疆等地仍有较大影响。
四、法幢宗及其影响
法幢宗以“法幢正宗，圆顿法门，禅净双修，显密并宏，破邪显正，是其宗风”二十四个字为宗旨。至于“法幢”一名的由来，据法幢宗门人的说法，与心道法师在汉藏两地学习受戒时赐名有关。所说，1937年，心道法师赴沙市章华寺，拜侍恩师净月老和尚座下，某日，在请净月老和尚为新建寺院命名时，净月老和尚命为“法幢”，并嘱咐说：“汝去西北弘法，此亦汝之别名耳”。《无量寿经》云：“建法幢，震法雷”。《涅槃经》云：“法殿欲崩，法幢欲倒”。要遵佛祖之旨，所到处破邪显正，也合“建法幢于处处，破邪网之重重”之意。不意当年秋天心道法师二次入青海塔尔寺从恩久活佛受密宗大戒时，恩久活佛赐名“却吉坚参”，是胜幢、法幢的意思。两位传戒的显密高僧大德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语言既不同，风俗亦各异，但却心心默契，不谋而合，皆希望法师高建法幢，弘扬圣教，度众生出苦海，转邪外归正道，因此因缘，遂立名“法幢宗”。不谋而合，皆以“树大法幢，破邪显正”为其宗旨。净月老和尚又付给心道法师手书偈颂一首，计八十八字，取八十八佛之意。1942年，心道法师由宁夏到张掖弘法，受到张掖各界人士的欢迎，之后把西门外古佛禅林改为甘州大法幢寺。后来心道法师在张掖创立法幢宗时，即以此偈作为法幢宗之演袭派偈。“心融谛理，道振大千，法演三乘，师资一贯，止观双照，显密通圆，开示了义，体离言诠，信解清净，善超圣贤，彻悟实际，证入幽玄，海印发光，妙音普宣，六度齐修，福智庄严，应机设教，殊胜因缘，和敬温良，礼让益谦，戒定慧学，永远流传。”⑩
目前，对法幢宗的宗派所属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法幢宗是属于临济宗之支派，法幢宗之开祖心道法师，法名源福，法号心道，为临济正宗第五十代。也有人认为法幢宗是天台宗。但心道法师一生，广参博学，遍学大小乘经论，修净土，习禅宗，学戒律，得法于天台，并为禅门临济宗第五十世传人。后又在青海塔尔寺研习藏传佛教密宗，融通汉藏佛教显密教法，他首创的法幢宗真可谓是汉藏文化交流融通的产物，对今天汉藏佛教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①太虚：《汉藏教理融会谈》，《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册第437页。
②陈兵、邓子美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348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③参见王海燕：《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西饶尼玛央珍：《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01期。王海燕喜饶尼玛：《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索男才让：民国年间(1912～1949)汉藏佛教文化交流[J]，《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
④王运天：《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⑤王运天：《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⑥王运天：《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⑦王运天：《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第72页。
⑧王运天：《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第454页。
⑨王运天：《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第454页。中国佛学院理净：《心道法师与法幢宗》
⑩王运天：《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