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立于馆内路边，石碑加底座高约120公分，宽约60公分，碑额为盘龙雕刻，下部左角有残破修复的痕迹。碑阳整体是浮雕佛像，碑阴刻字。刻字为三行九个楷体字，内容为：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①，此外再没有别的铭文。
通过刻字得知此碑是唐代三阶教的一通禅师造像碑。至于碑文所记的“大德禅师”，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推测“大德”可能是对禅师的敬语，而不是禅师的法名②。
碑正面由上而下有三组浮雕图像。上部，盘龙中间龛内为一尊半跏菩萨像，高宝冠，左右有飞扬的宝缯，右手支台座，左手抚膝，左腿半跏，右脚赤足下踏莲花，斜披天衣，下系裙。身后刻有似乎是放射状的背光。通过位置和体量，可以判断，此像是碑的主体造像。中部造像又可分为两组，中间龛内为三尊一组的坐姿造像，中心主尊为如来相，着通肩袈裟，双手结智权印，跏趺坐，有桃形头光和大背光，坐高莲花座，通过手印可知此尊为大日如来像。大日如来左右为二胁侍跏趺坐姿菩萨，大日如来右边的菩萨，高发髻，宝缯很长，迎风顠举，菩萨右手持宝剑，左手抚膝，斜披天衣，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通过持物，判断可能是文殊菩萨像。大日如来左边的菩萨，高发髻，宝缯高扬，左手持长茎莲花，花上置金刚杵，周围有火焰纹。右手当胸，似持经书。斜披天衣，帛带飘举，结跏趺坐。通过标识，判断可能是金刚手菩萨。这组造像龛的两侧，是两尊胡跪、双手合十的供养菩萨像。最下一排为护法四天王立像，左边第一个像残，只有头部和持塔的左手，通过“持塔”这一标识，依据佛教图像传统，可以判断此像可能是四天王之北方毗沙门天王。第二像左手持腰处，右手当胸握剑。第三像左手持腰处，右手握杖(或金刚杵)，推测可能是东方多罗咤天王③。第四像双手合握拄剑，剑立于双脚中间，推测可能是西方天王④。
三阶教为隋代信行(540～594，河南魏郡人，或是今天河南安阳人⑤)创立，反对净土宗所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从信行圆寂后，至唐开元年间(594～725)前后百余年，三阶教曾遭到四次打击。最初是隋开皇二十年(600)，禁断传行，但未能完全禁绝。其次武周证圣元年(695)认为三阶教籍违背佛意，命尽数送礼部集中，作伪经符录处理。第三次是圣历二年(699)限制三阶教徒，除乞食、长斋、持戒、坐禅而外，其他行为都视为违法。第四次是开元十三年(725)，命诸寺三阶院除去隔障，和大院相通，使三阶教僧与一般僧侣同居，不得别住；所有三阶教籍，全部除毁(《开元释教录》卷十八)。武周时代(690～705)对于三阶教的活动虽曾两度禁止，但对于三阶教的无尽藏(提倡布施，积聚财物，分为三份，一份给全国修理寺塔，一份施天下贫穷老病，一份自由支配)行却有意推行。武周时代尚有三阶教徒的活动。玄宗开元元年(713)，对三阶教所创设的无尽藏开始取缔，禁此信徒对它施钱(《禁士女施钱佛寺诏》)。后又命令以化度寺无尽藏的财物、田宅、六畜等，分散与京城观寺，以修理破坏尊像及堂殿桥梁，有余归化度寺常住所有(《分散化度寺无尽藏财物诏》)。
代宗、德宗时代(762～804)，三阶教又有复兴的迹象，特别是德宗贞元时代(785～804)，可以说是三阶教最后活动的时期。
对于三阶教的研究，由于文献和文物并不多，因此研究成果相对来说并不丰硕，主要是日本和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一些成果。日本大正年间，矢吹庆辉在欧洲研究敦煌古写本，发现三阶教文献，乃依之写成《三阶教の研究》一书；并于大正十二年(1923)，以此书获文学博士学位。此书成为三阶教研究的首要成果，在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有日人西本照真的《三阶教の研究》等⑥。
笔者通过造像内容判断，此像的雕凿可能在晚唐，也就是三阶教最后的复兴时期，即代宗、德宗时代(762～804)时期，理由如下。
首先，主尊像是半跏菩萨像，一手支座，一手抚膝，这种姿态通常是自在观音的样式，而这种样式的观音，出现的时间是在晚唐，由画家周昉首创了“水月观音”之后⑦，这种样式的各种变体才开始流行，成为菩萨造像的典型样式。而恰恰这个时期，是三阶教得以复兴的代宗、德宗时代，由于具有这样的条件，造像的工匠才有可能依据了当时流行的这种菩萨样式作了此碑的主像，而没有以三阶教崇拜的地藏菩萨为主体。按图像传统，地藏的形象通常有沙门形和披帽形，而在唐代，地藏的形象流行的通常是沙门形，而此尊造像头戴高宝冠，两侧有宝缯高扬，身披天衣，显然不是沙门形。另外，舒相的坐姿也不是地藏的通常姿态。
其次，中间组像是大日如来与文殊和金刚手菩萨，这种组合，可以理解为华严三圣崇拜，即毗卢遮那佛与文殊、普贤三尊。我们知道金刚手是普贤菩萨的秘密身形。不空译《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记：“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者，此菩萨本是普贤，从毗卢遮那佛二手掌亲受五智金刚杵，即与灌顶，名之为金刚手”⑧，也就是说，当普贤菩萨接受了毗卢佛传授给他的金刚杵，又受了灌顶以后，就成为金刚手菩萨了。因此在神格上普贤菩萨与金刚手是一菩萨二身。华严三圣是《华严经》中记载的三位主神。《华严经》主要由早出的文殊类经典和后出的普贤类经典构成，华严宗的创始人是唐代法藏。华严信仰在唐代通过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有的还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通过种种活动以传教。因此，文殊、普贤成为该经树立的两位最重要的菩萨。普贤是因，文殊是果，在奉持华严的历代学僧中，一直存在或重文殊，或重普贤的崇拜现象⑨。岁时节日在寺院里还多举行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主要就是《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由于《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对推动华严信仰在民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造像碑中的华严三圣，体现了唐代华严信仰对于三阶教造像的影响。
四天王是佛教护法神，针对三阶教的末法思想，此碑之四天王像，正反映了三阶教对于末法的焦虑。
关于此造像碑的意义。佛教又称像教，造像十分丰富，造像碑更是数不胜数，造像内容和样式往往成为一些佛教文物的断代依据之一。但如三阶教所认识的：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须尊敬，理论上讲此宗是不须礼佛造像的，但从现存的文物来看，三阶教的造像还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为佛像是泥龛，但并不反对造像礼佛。开皇三年(583)，信行在相州光严寺，曾发愿为皇帝、诸师父母乃至一切众生，施舍身命财物，其中就提出建立礼佛、转经、众僧、众生、离恶、头陀、饮食、食器、衣服、房舍、床坐、灯烛、钟呗、香、柴炭、洗浴十六种无尽藏行，“愿施无尽，日日不断”，直至成佛为期⑩，这说明三阶教在践行方面，并没有真的不礼泥佛石像，此通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就进一步说明了造像在三阶教中的普遍性。另外三阶教主张不念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理论上讲，如果造像的话应以地藏菩萨为主。但从此碑造像内容上看，主像是半跏舒相坐菩萨，更有可能是观音而不是地藏。这一点反映了三阶教“普法”、“普佛”、“普敬”的思想，即对一切众生皆作佛想，故一切众生都是‘佛想佛’。世界众生无不为佛，这就是普佛(信行《对根起行法》)。普法的教义，就是对人既无差别，对法又无爱憎，故对一切已成未成诸佛主张普敬。因此在造像中表现的是否地藏也就没有分别了。
本文旨在补充有关三阶教的一个材料，虽然此碑的碑文早在十年前的西本照真著作中已有刊出，但学者的关注多集中在教义的研究和信行传的材料考证上，对于三阶教的造像研究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而对于理论上不敬石佛泥像的三阶教来说，造像碑更具有解释上的意义。说明在三阶教的整个发展过程及最后的复兴阶段，一般三阶教徒，包括一些三阶教大禅师，对于造像的供养礼拜行为可能是一直存在的，据说信行晚年患病，体气衰弱，不能起床，乃请佛像入房观念。因此可以说，至少晚唐的三阶教，在刻碑的形式与遗像内容上，更是混同于当时流行的佛教其他宗派(11)。基于三阶教事实上可能一直存在的礼佛造像行为的考虑，笔者对于大德禅师碑的主体造像，即半跏舒相坐菩萨像的辩识有一个推测，或许此像表现的既不是地藏菩萨，也不是通常认识的自在观音菩萨，而是“常不轻菩萨”。常不轻菩萨是《妙法莲华经》中出现的主要菩萨之一，而《妙法莲华经》在三阶教中具有不凡的功用，“常不轻菩萨”为此宗极力推崇，是信行禅师奉为楷模而承习的榜样。但在佛教图像志中，没有常不轻菩萨的表现传统，工匠或许借用了当时盛行的自在观音样式，将之表现在三阶大德禅师碑的主像位置上。
本文尚存的疑点。造像碑中间组像，即华严三圣中的文殊、普贤菩萨。持剑的文殊像似乎不是汉地的传统。普贤菩萨是由他的秘密身形：金刚手的样式出现的，似乎也不属于汉地传统。通过敦煌壁画可知，通常成对的文殊、普贤变在盛唐、中唐是菩萨相、结手印、骑乘狮子和象的样式。持金刚杵的普贤，见存于晚唐的密教曼陀罗图像系统中，如敦煌晚唐14窟的北壁。成对出现的持剑文殊和持金刚杵普贤，可能见存于晚唐156窟西壁龛顶东坡的曼陀罗当中。而汉地华严三圣的图像，在唐代是否普遍存在这种表现组合样式还不清楚。
(本文的写作得到温玉成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①在[日]西本照真著《三阶教の研究》(春秋社，1998年)一书中刊有此碑的九字楷书碑文。
②在西本照真的著作中也没有对于此禅师的考证。
③图像可比对敦煌第98窟窟顶东南角之五代绘东方天王，有榜题。
④四天王为守护佛法之善神，又以其镇护国家、禳除贼难之誓愿深重，国难之际往往多造此像。
⑤关于信行的出生地参见[日]西本照真著《三阶教の研究》(春秋社)第41-42页。
⑥三阶教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整理成文，可参见朱云生、王惠民《三阶教研究论着目录》，载《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
⑦周昉的生卒年不详，或谓唐大历年间，即代宗时代(762-779)。
⑧《大正藏》第19册609下。
⑨宗密(780-841)时代，杜顺被当成文殊的化身。华严宗的三位祖师有着轻文殊、重普贤的特点。智俨讲因果，却有着重新安排华严菩萨位置的用意。认为“因”只指“普贤”，与此前的华严学僧的见解不同。而地论师的慧光《华严经义记》认为在十大菩萨中以“文殊”为首。《华严十玄门》从因果方面论述菩萨信仰为重视普贤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与地论师和五台山地区的华严信仰者、重视文殊形成区别，或重文殊，或重普贤，与倡导者的佛学思想有直接关系，华严学说导致的信仰思想具有相当的地域色彩。
⑩参见《信行遗交》。另外有关三阶教造像的材料还可参见张总、张保平《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载《文物》2003年第5期。
(11)相似的结论，参见张总《淳化金川湾唐代三阶教刻经窟初识》(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文中说：“三阶教徒曾强调念地藏，但其同时也有反对偶像艺术形态，认为佛像为泥龛不值尊重等。当然三阶教徒的一些特点也在改变，如此窟本身的刻经遗像，已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对佛像艺术有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