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这里所讲的出土文物，是指两汉帝陵陵园周围出土的，有一些文物是否来自帝陵陵墓内，还不好确定，绝大部分是从其陪葬墓和从葬坑内出土的。
　　一、车马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从1991年开始正式发掘了阳陵南区第20—23号从葬坑。其中20号坑内发现木车一乘，但仅存左轮一只，散见有铜车*(上车,下口)、盖弓帽及车*(左车,右川)。21号坑发现有两乘木车马，从遗存迹象看，均系双马单辕轺车，车、马均木质彩绘，四匹木马为枣红色，较完整的长0.8米、高0.6米。车舆作长方形，车舆之上有撑开的圆形木质伞盖。车舆宽45厘米，舆内有朱红色织物痕迹，舆底为褐色网状结构。三件驭手俑头戴武弁，身穿战袍铠甲，左侧佩剑，小腿部扎有行滕①。在阳陵的其他一些从葬坑内也发现有彩绘木车马。
　　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曾发掘了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坑内出土一辆小车和十匹小马，均为漆木质，外髹黑、红、白漆。马、车厢、辕、衡等木质部分已朽。残留金属小车器、马饰等有十九种一百一十一件。同时，在坑内还出土了被人誉为“国之瑰宝”的鎏金铜马一件。铜马呈站立状，昂头，口微张，有牙齿六颗。两耳竖起，耳间有鬃毛，颈上也有鬃毛。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体匀称合度，造型朴实稳重。马尾与生殖器是另铸铆接或焊接的，肛门开一个小通气孔。由于表面曾经加工并鎏金，现已看不出它的浇口。该马通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2.5公斤。马身中空，双耳直竖，两眼正视前方，肌骨强健，四足有力。马尾根部微翘，再弯成圆弧下垂。专家们根据马头双耳之间有剪成三棱形的角这一显著特点，断定它是依据原产西域大宛的良马制作的。由于马身通体鎏金，虽埋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筋脉清晰、光亮如新，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鎏金器物中最大、最完好、技艺水平极高的稀世珍品。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曾对杜陵开展了调查、钻探并对其一号陪葬坑进行了发掘，其中在主室东南发现了车室。车室南北长3.2米、东西宽2.35米，有两辆明器木车叠落在一起。两辆车均为单辐，木质髹漆彩绘，车厢上有圆形车伞。车轴长78厘米、辕长144厘米、辐长28厘米、舆长33厘米、宽49厘米，左右輢前后各长27厘米、輢高22厘米、左右輢间宽45厘米、轼和軓各高15厘米。车室内出土遗物中兵器有：铁剑、斧、铜镞、弩机、承弓器等；车马器有铁车*(左车,右义)、方策、铜车*(上车,下口)、车輢饰、伞柄饰、盖弓帽、带扣、铜泡、铜衔及铁镳等③。
　　① 见《文物》1994年第6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
　　② 见《文物》1982年第9期《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天地》1984年第2期王兆麟文《汉武帝的姐姐随葬的两件珍品》。参见扉页彩照。
　　③ 见《考古》1984年第10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
　　二、陶俑陶塑
　　考古工作者曾对西汉长陵东北3.5公里的徐家寨老村的一从葬坑进行过发掘。从葬坑内东西共发现五排陶马，每排马的数目，有四匹一排，也有两匹一排。四匹一排者，由两匹红马与两匹黑马组成；两匹一排者皆为红马。排列的方式，每两排四匹马之间，置一排两匹红马，马头皆向西，陶马的大小基本相同。陶马通高65厘米、腿高28厘米、通长68厘米。黑马为烧窑之本色，红马是烧好后再涂红色。陶马的颈与前胛画有白色点纹，有的陶马在背部近臀处饰白色云纹。这些陶马分头、身、腿、尾巴、耳与额鬃六部分制作和烧制，在放于从葬坑时才拚合到一起，没有进行粘合①。
　　1965年于长陵东面，即今咸阳市秦都区正阳乡杨家湾村北发掘了两座南北并列的汉墓。这两座汉墓是“同茔不同穴”的夫妻合葬墓，考古学家大都认为基墓主人应是周勃或其子周亚夫。该墓南面70米发掘了十一个陪葬坑，出土文物以彩绘陶俑为主。其中有骑兵俑坑六个，步兵俑坑四个，战车坑一个。计出土骑兵俑583件，步兵俑1965件。骑兵俑身穿红、白、绿、紫等四色服装，上有彩绘图案纹饰，大多身披黑色铠甲。步兵俑一般呈站立状，右手持兵器，右手握拳下垂，腰部系带，足着革履，身披铠甲。这批汉兵马俑造型优美，颇有独特的风格。马俑黑、红、紫、白四色分明，马昂头翘首，姿态生动鲜活，或静立待命，或昂首嘶鸣，给人以威武的美感。而兵俑俑身比例失度，身长腰细，骑士的两眼、手、发、胡须、衣服等均未精雕细刻，只是象征性，粗轮廓，以此构成它们古朴的外貌。这批兵马俑，以其庞大的组合形式，磅礴的阵势，表现了汉初的兴旺景象，象征了西汉国威和军队特别是骑兵兵种的勃兴和无坚不摧的气势，并显示了和秦始皇兵马俑迥然不同的雕塑艺术风格②。
　　安陵东850米处，有一座长方形覆斗式冢，旧称鲁元公主墓。由此墓向东，为安陵陪葬墓区。考古工作者在其十一号陪葬墓封土下，发现有一方形的砖槽从葬沟，在清理已暴露的南沟中段时出土了一批彩绘陶俑。沟内陶俑共六行，靠北壁排列一行武士俑，面向东，其它五行排列陶羊、陶牛、陶猪。陶羊居中，每行五只，间有四只者。陶牛居西，陶猪居东。所有的陶羊、陶牛、陶猪排列整齐，头向东。武士俑共出土84件，保存基本完好。俑高44—46厘米，俑头戴紫色束发帻，两边有风带附系颏下，额前发际有黑、红两色抹带向后结发髻，被冠帻遮住。上身着淡绿色或红色短襦，右衽，外着红和白粉勾划的甲衣，腰束红色带子，腿上有淡绿色或紫色的行膝，上下有系带紧结，足着淡色芒鞋。武士俑体形修长，双目平视前方。陶牛共46件，高28厘米、长43厘米，一种涂黄粉，一种为灰陶，有的有角，有的无角。陶羊125件，大部分完好，一种高21厘米、长27厘米，一种高23厘米、长30厘米，全部灰陶，未着色。陶猪共23件，高13厘米、长17厘米，未着色。安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俑，是继杨家湾汉墓出土彩绘陶俑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③。
　　199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西汉阳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并对其中的南区以葬坑进行了部分发掘。在对十三号坑清理之后，露出了面向帝陵，排列密集的动物陶俑群，22米长的试掘方内按照动物陶塑的种类可分为四个区间。第一区间位于坑的东部，长约7米，均为彩绘陶山羊，共十九排，每排14件左右，共计235件。分黑色和橙红色两大类。山羊身长0.40米，高0.25米。其躯体肥壮，尾巴上扬，颌下有长长的胡须，神情温顺自然，造型生动逼真，雕塑工艺精湛。第二区间位于第一区间的西侧，长度亦约7米，放置彩绘陶狗28排，每排19—20件，共计458件。陶狗身长0.30米，高0.18米，有雌有雄。从物种上可分为狼狗和家狗两大类。从颜色上看可分为五种，即黄、白、黑、灰、橙红色，部分彩绘陶狗嘴唇和鼻子还涂有红色。狼狗竖耳怒目，长尾下垂。家犬短嘴小耳，尾巴上扬。陶狗均躯干粗短，丰满圆润。且整体造型比例合度，模、塑、绘工艺精致，达到了形神皆备的程度。第三、第四区间在第二区间的西部，长度相当，均近8米。北半部为第三区间，出土六排33件彩绘陶绵羊，绵羊的颜色可分为黑色和橙红色两种，身长0.41米，高0.44米。双耳略垂，腿细长，臂肥大，细尾巴。造型栩栩如生，雕塑生动逼真。位于第三区间南侧的第四区间出土两排54头小乳猪，其身长0.16米，高0.06米，乳猪分黑色和白色两种，竖耳、长嘴、小尾巴，生动逼真，憨态可掬。在第十一号坑试掘了其中部的24平方米，发现了背靠帝陵面向东门的骑兵四列、木车两列，其中木车居中，骑兵分列两侧，共出土骑兵俑26件。第十九号坑试掘面积仅12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0余件、动物俑10多件。在第十六、十八号坑内发现了宦者俑。除了从南区从葬坑发现大量陶俑外，在一号建筑遗址和大中型陪葬墓中也有出土。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阳陵陶塑的大批出土是阳陵考古发掘的一项重大收获。而陶俑中大部分为裸体俑又是阳陵出土文物的一大特点。阳陵陶俑种类又是十分丰富的：根据其制作工艺的不同，可分为着衣式(即裸体俑，其陶俑原本身着的衣物等均与主体躯干一起压模成型，但两千多年后这些高级别、“衣纨绨”的着衣式陶俑木臂均残、彩衣尽蚀，显现出赤身露体的形象)和塑衣式 (即陶俑的主体部分压模成型后，再将诸如鼻、耳、阳具等小部件粘接上去，并对其面部进行捏、塑、刻等艺术加工)两大类；根据特别分类，又有男性、女性和宦者俑；就陶俑的形态分，有立俑、拱手立俑、执物立俑、跽坐俑、俯身俑、舞蹈俑、驭车俑、奏乐俑、行走俑、骑马俑等；就其身份分，又有将军俑、步兵俑、骑兵俑、宦者俑、门吏俑、侍女俑、伎乐俑、驭手俑等。总之，阳陵陶俑陶塑标志着汉代雕塑艺术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④。
　　① 见《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汉长陵陪葬墓又发现陶马》。
　　② 见《文物》1966年第3期《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
　　③ 见《考古》1981年第5期《汉安陵的勘查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绘陶俑》。
　　④ 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
　　三、玉器
　　1968年在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乡狼家沟出土了一方“皇后之印”玉玺。该玉玺白玉质，通体晶莹，采用珍贵的和田玉琢制而成。螭虎钮，方形，四面刻云纹，印面阴刻篆体“皇后之玺”四字。玉印高2厘米、边长2.8厘米，由于其发现地点距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的合葬墓仅一公里左右，故推测可能为吕后用印。它是已发现的最重要的古代玺印之一①。
　　在对阳陵从葬坑和陪葬墓的发掘过程中，也出土了不少玉器。东区陪葬墓园曾出土一枚玉印坯，边长为1.4厘米，高1.1厘米。该玉印质地为羊脂玉，白色，正方形印面，桥形钮，未刻字。整个玉印雕刻工艺精湛，洁白无暇。同时出土的还有长5.1厘米的一对洁白的玉蝉坯，长5.0厘米雕刻成形的花岗岩色的玉蝉，长9.4厘米、宽1.9厘米的玉剑璏，外径为9.2厘米的玉壁，长6.8—9.3厘米的玉圭一组(五件)②。
　　1975年在茂陵陵园的外城范围内，发现了一件四神纹玉铺首。这件玉铺首是用一块完整的苹果绿色的玉块(经鉴定为兰田玉)雕琢而成，正面雕成兽面纹，张目卷鼻，牙齿外露，形象甚为凶猛。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10.6公斤。兽面两边为四神纹：左青龙，右白虎。龙、虎均作昂首、奔走状，长尾，姿态生动。在白虎之下有玄武，状作龟咬蛇；在紧靠青龙身躯处有一个回首钩喙的朱雀。兽面上端龙虎间饰有线刻流云纹。铺首的背面有突起的长方形钮，上有方孔，可以穿榫。孔内还留存着两端经过切削的金属，应是原在门扉上镶嵌的遗迹。整个铺首显得器形厚重，图案生动，琢工精致，是一件极为罕见的大型的汉代琢玉工艺器③。
　　① 见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
　　③ 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茂陵发现的西汉四神纹玉铺首》。
　　四、铜器
　　1953年，在茂陵附近出土了两件铜钟(现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这两件铜钟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均基本相同，圆形，侈口、鼓腹、圈足，腹部饰鼻钮含环一对，并有凸起的宽带纹两道。肩部亦有凸起的带纹一周，带内均刻有隶书铭文一圈。其中一件高45、口径17厘米、腹围112厘米，重10.15公斤，刻铭为“太初二年造第六十九中私官铜钟容十斗重*(左廿,右廿)一斤”。另一种高43.5厘米、口径17.8厘米、腹围113厘米，重10.75公斤，刻铭为“太初二年造第十中私官铜钟容十斗重 *(左廿,右廿)四斤”。腹内底部亦铸“中私”二字。两件铜钟应是西汉时皇帝宫廷中所使用的器物，很可能是汉武帝李夫人或守陵寝的后宫的遗物。这两件铜钟对研究西汉历史、官制、冶金工艺以及度量衡制度等，具有很高的价值①。
　　在发掘出“鎏金铜马”的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里同时出土了两件熏炉。其中一件即“鎏金银竹节熏炉。”该熏炉为高柄竹节豆形，子母口，盖如博山，炉盘如炉身分铸铆合，通体铜质鎏金银。底座作圈足形，高7厘米。座上透雕两条蟠龙，翘首张口，竹节形柄出自龙口，龙身满饰鎏金细纹鳞甲，仅眼、须、爪鎏银。炉柄分五节，节上刻出竹叶枝杈。柄上端又铸出三条蟠龙，龙头承托炉盘。龙身鎏金，爪鎏银，线条活泼流畅，形象生动。盘眼下部有十组三角形，内雕饰蟠龙纹。这十组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中部突出鎏银带一圈。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望，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盘口沿有鎏银宽带纹一圈。炉盖透雕多层山峦，云雾缭绕，再加以金银勾勒，宛如一幅秀丽的山景。炉盖口外侧刻铭文一周三十五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卢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刻铭文一周三十三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卢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熏炉通高58厘米、底径13.3厘米、口径9厘米、盖高6厘米。熏炉是皇家御用物品，参古学家断定其为汉武帝时期的产品。鎏金银竹节熏炉，至今仍光亮耀目，是我国古代铸造工艺中的杰作。另一件熏炉形体较小，通体鎏金。盖为半球形，上带环钮。盖面铸出柿蒂纹，并有三角形和菱形镂孔。炉身圆腹子母口，下有细柄，柄饰突出的带纹，用三个铆钉把柄固定在圆底座上。通高7、口径4、底座圆盘径9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钟，小口微外移，鼓腹，圈足，无盖。腹上部有铺首衔环一对。口沿、肩、腹和腹下部均有微凸起宽带纹各一周。肩部宽带纹上刻铭文竖行十二字：“阳信家铜钟，容十斗，重*(左廿,右廿)九斤”。钟高44.3厘米、口径16.5厘米、腹径34.2厘米、圈足径19.1厘米。除熏炉外，还出土有提链炉、温手炉、温手炉承盘、锭灯、甗、釜、甑、盆、鼎、温酒器等铜器，而且绝大多数均刻有“阳信家”三字②。
　　阳陵的从葬坑和陪葬墓中亦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其中有一件刻有铭文的铜钟，其形状为侈口、长颈、鼓腹、圈足，肩部有对称的两只铺首衔环。铜钟高44.3厘米，腹径35.2厘米，口径16.1厘米，除肩部一侧阴刻有“般邑家铜钟容十斗重*五斤第二家工造”十七字外，通体素面。该钟器形高大，器壁厚实，制作精致美观。出土了多件釜、甑合体的甗，其中最大者通高38.6厘米，上部为甑，下部为釜。甑高16厘米，口径28.8厘米，平沿外侈，沿下有对称的两只铺首衔环。其底部有箅孔，底下的圈足套接在釜的口沿之外。釜高25.4厘米，由上下两部分插接而成。其上半部直领，敛口，溜肩，肩部有对称的两只铺首衔环。下半部为一折沿平底的盆，上半部紧密插接在盆中。其最大腹径29.4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4厘米。另外还出土了不少铜盆、铜钵、铜鍪、铜灯、铜匜、铜豆、铜熏炉、铜斗、铜升、铜弩机、铜镞、铜戈等。③
　　① 见《文物》1980年第7期《汉茂陵出土的西汉“中私官”铜钟》。
　　② 见《文物》1982年第9期《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
　　③ 见《汉阳陵》、《走近汉阳陵》。
　　五、陶器
　　1997年到1998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阳陵陵园东部陪葬墓区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清理，其中出土了钟、钫、罐、仓、灶、鼎、钵等陶器1283件，而南区从葬坑内以及其他一些陪葬墓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器。第13号从葬坑西半部出土了很多大型漆箱彩绘陶仓，其外形呈四棱柱体，通高均在1米以上。底和顶两面均为正方形，边长约60厘米左右。顶面中间有一径约30厘米的方唇直沿仓口。陶仓内涂红色颜料，外绘华美图案，彩绘颜色有白、红、黑等，但具体内容已模糊难辨。有的陶釜、甑、灶配套成一。有高16厘米、直径18厘米的陶井。有一高13厘米、腹径16厘米的陶罐内还盛有粮食。圆筒形陶仓亦有不少，有一高40厘米、腹径26.5厘米的圆筒陶仓底部还堆塑着模糊的胡人头像。房屋形陶仓有屋顶，有窗户，有收敛的屋基，形成上大的半圆状。还有素面的带盖陶仓，大体成四棱柱形。圆筒形带盖彩绘陶仓则美观匀称，整个陶仓被阴刻的三个带状线条分为四部分，最上一部分向上逐渐收敛成弧状，被一个倒扣的碗状陶盖盖住，底部为四个圈足支撑着，表面尚有红、白相间的颜色存在，图案已不清楚。一个茧形陶壶，高33厘米，腹径却达36厘米，素面黑色，有七个三条合为一组的经线状线条环绕腹部。还有釉陶壶、彩绘陶鼎、彩绘陶盆、陶魁、陶鱼等。有的陶灶上还刻绘有钩、铲、刀、鱼、龟、瓶、伙夫等造型①。
　　在茂陵一西汉空心砖墓中亦出土了不少陶器。其中有彩绘陶壶五件，均为泥质灰陶，直口，平底，鼓腹，假圈足。有的腹上部有对称两半环形耳。朱砂描绘，纹饰基本相同。口沿部平行弦纹两道，颈部饰三角形图案九组，腹部平行纹四道，中夹漩涡云纹，高20—29厘米。彩绘陶仓六件，泥质灰陶，上用朱砂描绘，仓身上下绘两组各二十六个三角形纹饰，中腹绘菱形中加圆点、圆圈几何形图案，高32—33厘米。釉陶壶十三件，泥质红胎，黄绿色釉。器形可分两种：一种九件，器形较大，火候高，器身、圈足为轮制，颈粗而高，圆腹，腹带二铺首，铺首模印，颈腹都有平行弦纹。高37—40厘米、腹径20—22厘米。另一种四件，器形较小，无铺首，口沿外敞微卷，短颈，纹饰简单。彩陶仓七件，泥质红胎，黄绿色釉。造型制法大致相同，瓦垅屋面，有檐，仓顶系一圆盖，上有一圆孔。屋面与腹连在一起，直腹，上有弦纹两道，平底，有三足。器高36—37厘米、腹径20厘米。出土时，仓内有粟、豆、麻、黍等的外壳。陶仓顶部有墨书题记，有“小麦一亰”、“大豆一亰”、“月粟一亰”、“麻一亰”等。釉陶鼎两件。其中一件直口、深腹、圜底。有弧面形盖，四小钮，盖上雕一走虎和草叶纹饰。口沿外有对称双耳，腹下有一棱，底有三兽首足，足外折内收，高19.1厘米、口径18.6厘米。另一件形式相同，只在盖中心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外又雕八只动物，有龙、虎、鹿、猪等。还出土有陶钵、陶灯等②。
　　① 见《汉阳陵》。
　　② 见《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第7期《陕西咸阳茂陵西汉空心砖墓》。
　　六、建筑材料
　　考古工作者曾在长陵的陵邑、陵园和陪葬区的范围内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建筑材料，其中有瓦当、板瓦和筒瓦、陶水道、砖等。瓦当的种类较多，有圆形、半圆形、带字的和图案花纹形等，这其中又以圆形的花纹图案瓦当为主。半圆形瓦当多是素面无纹饰，制作较简单。圆瓦当中又分文字和花纹两组。带字圆瓦当中，共发现有五种，一种是写有“长乐未央”的，一种是写有“长生无极”的，这两种为多，几乎各处都可见到。一种是写有“长陵西当”的，一种是写有“长陵东当”的。还有一种写有“齐园”、“齐园宫当”、“齐一宫当”的，看来这个墓主人与齐国有关。后面这三种发现数量很少。瓦当上的文字为篆体，古朴而有艺术性。花纹瓦当中，圆瓦当花纹组合又分两层：周边是主饰的、中间圆心是附饰的。虽所饰纹样不同，但均能协调匀称，为一完整之图案结构。其中周边主饰纹样中分对称双圈纹、双圈上下两线交互缠卷组成的云纹、带中脊的卷云纹三种类型。而中心圆圈纹祥又分树叶或花叶纹、树枝纹、方格纹、斜方格纹或编织纹、米字纹、葵旋纹、旋涡纹、同心重圆纹、圆圈星点纹等。品种繁多，对称美观。板瓦和筒瓦发现较多，型号也不一。粗细绳纹都有，内表为布纹或麻点纹。筒瓦长度与板瓦长度相差无几，大致在50—70厘米之间，一端有凹边接头，有带瓦当者。陶水道在建筑基址发现较多，有数节或十数节连在一起的。有圆水道和五角水道两种。圆水道有下面几种规格：其一，长41.5厘米、大头径24.3厘米、小头径18.5厘米、厚1.5厘米；其二，长45厘米、大头径40—35厘米、小头径35—25厘米；其三，外径19.5厘米、厚1.2厘米。五角水道小型的高24.5厘米、底宽24厘米、四边宽15厘米、厚3.2厘米，大型的高、宽各约50厘米。花砖中最常见的是回纹和菱形纹方砖，一种方形，一种长方形，大小在35—46厘米之间，厚3厘米左右，一面纹，一面光。空心砖带花纹，其花纹都是用花模印上去的，花纹都作几何形且规则。空心砖虽只捡到一些残片，但其制工都较精细，浓淡疏密配合得很好①。
　　阳陵陵园周围也发现了大量建筑材料。其中出土的瓦当主要有两大类，即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云纹瓦当当面布局中央多为乳钉钮，周围再饰以三角纹、菱形纹、方格形网纹、小乳钉纹、叶纹、花瓣纹等。绝大多数云纹瓦当都以双线或单线将当面分为四等份，以卷云纹、羊角形云纹、蘑菇形云纹、连云纹等形式多样的各类云纹充填其中，构成瓦当的主体纹饰。有的瓦当在云纹之外还有一圈形式多样的装饰带。阳陵出土的云纹瓦当皆为阳纹，其线条纤细秀丽，云纹图案多样且有规律。阳陵的文字瓦当皆为吉语当，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与天无极”、“与天久长”、“永奉无疆”等。其当面布局多为中心有一乳钉凸起，周围以或单或双的阳线分为四等份，然后以四字充填其间，其字体为篆书，均系模印阳文。阳陵所出文字瓦当，当面布局规整，文字严谨，字体拙朴，堪称中国古代书法和装饰艺术的杰作。出土的板瓦长约112厘米，筒瓦长50.6厘米、宽16.2厘米，“千秋万岁”文字瓦当长57厘米、瓦当面径18厘米，“长生无极”带瓦当筒瓦长48厘米、瓦当面径17.3厘米，“与天久长”文字瓦当面径17厘米，“长乐未央”文字瓦当面径20.6厘米，“永奉无疆”文字瓦当面径17.5厘米，云纹瓦当一般在15—17厘米之间。另外出土有回纹铺地方砖，边长34.5厘米，回纹细腻美观。回纹空心砖，长93厘米、宽35厘米、厚16.5厘米，古朴厚重。在古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奉为镇守四方、驱除邪恶的神物。而在阳陵周围出土的四种空心砖只见到青龙纹和玄武纹两种。青龙纹空心砖正面边沿以凸棱一周作为界隔，界隔内刻划出一腾飞的巨龙，龙作回首状，张嘴露齿，爪牙犀利，其左边有一玉璧图案，三个侧面图案与正面相似，残长66厘米、宽37厘米。玄武纹空心砖，仅留一正面，上为一龟蛇缠绕，龟作匍匐状，残长52厘米、宽34厘米②。
　　1979年，在茂陵附近曾采集到一件“泱茫无垠”瓦当。其为圆形，直径18厘米。边轮内饰一周单线弦纹，当心为一突起大乳钉。内外圆圈之间以双线构成“十”字栏界，四个扇状框内阳文篆书“泱茫无垠”四字吉语，书法简练古朴③。
　　1984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曾对杜陵五号、六号遗址，孝宣王皇后陵园东门遗址和杜陵四号陪葬坑进行了发掘。在杜陵五号遗址中发现了保存最好的一处地下排水设施，其地漏口小底大，上口南北0.46米、东西0.52米，底部南北0.56米、东西0.54米、深0.55米。地漏排水口宽12厘米、高11厘米、深40厘米。此外，还有一种大的地漏，地漏口、底大小相近，南北77厘米、东西75厘米、深56厘米。与地漏相连接的是五角形排水管道，一般通宽38.5厘米、内口宽27.5厘米、通高38.5厘米、内口高27.5厘米、两壁高18厘米。该遗址出土的砖有方砖、长方砖、长条砖、券砖、斜边砖、空心砖等。其中券砖分大小两种，大者底边长14.5厘米、圆弧边长22厘米、高14厘米、厚7.2厘米；小者底边长10.5厘米、圆弧边长16厘米、高10.4厘米、厚7厘米。斜边砖与长方砖基本相同，唯其一边削成斜坡面。空心砖的纹饰不尽相同，有绳纹、几何纹、方格与菱形格纹等几种。出土的完整瓦当计144件，均为“长乐未央”文字瓦当④。
　　① 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
　　① 见《汉阳陵》、《走近汉阳陵》。
　　② 见《陕西历史博物馆》。
　　④ 见《考古》1991年第12期《1984—1985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
　　七、其他
　　1．罗经石
　　在景帝阳陵东南约300余米处，有一大型西汉建筑遗址，遗址中部有一夯土台，其上有一石板，平面呈方形，边长1.7米，厚0.4米，石板面上加工成直径1.35米的圆盘。圆盘中心刻有“十”字形凹槽，槽宽3厘米，深2厘米，标示正北方向，当地群众称之为“罗经石”。有关专家研究考证后认为，罗经石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测量标石。而罗经石遗址周围是一处占地约67000平方米的大型礼制性建筑遗址，其平面布局呈“回”字形，其外围基址边长为260米，四角隅各有一座曲尺形建筑，边长60米，其外侧尚遗留有保存良好的鱼脊状鹅卵石散水。遗址中部的夯土台上还有一圈建筑，应为主体建筑的台基。该罗经石所在遗址正处于阳陵和王皇后陵正南正中方向，它似应为阳陵陵庙或寝殿之类的礼制性建筑遗址①。
　　① 见《走近汉阳陵》。
　　2．金印、铜印
　　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了一枚龟纽金印。金印印体较小，高0.6厘米、边长0.7厘米。龟纽，头前伸，作张嘴状，背部为椭圆形，有凸棱表现背部花纹，龟下横向有一圆孔。印文有篆体“车骑将军”四字。在东区陪葬墓园出土过两枚铜印，印面为正方形，阴文，桥形纽。其中一枚刻有“熊相胜胡”四个篆文，边长1.5厘米、高1.2厘米。另一枚刻有“周应”二字，高1.5厘米、面边长2.2厘米，纽宽1厘米。阳陵东侧第16号从葬坑还出土有“太官之印”铜印章①。
　　杜陵4号陪葬坑内出土了残铜印章一枚，长方形，桥形纽，印章通高0.95厘米、长0.9厘米、宽0.55厘米，印文为阴刻篆书“大仓”。“大仓”即“太仓”，系官署名，为公用印章②。
　　① 见《汉阳陵》、《走近汉阳陵》。
　　② 见《考古》1991年第12期《1984—1985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
　　3．石辟邪
　　1992年12月，孟津县群众在原陵神道上挖渠时，发现了重达2000多公斤的一石刻，经文物部门考证，确认是光武帝陵前神道上的石辟邪。这尊辟邪用一整块青石雕刻而成，通高1.9米，全长2.9米，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距今年代最为久远的一尊汉代石辟邪。该辟邪身若虎豹，头类狮子，嘴大牙利，头生双角，下颌一缕卷须，身生双翼，昂首斜侧，怒目而视，四肢矫健有力。汉代艺术匠师凭借丰富的艺术想象和简洁明快的表现手法，以形写神，着力刻画了辟邪那刚毅、无所畏惧、神秘的表情。四条腿的位置也搭配得非常自然舒适，加之撑地的弧形长尾，五个交点，显得更加稳定有力。这尊凭想象创造出来的禽兽合体的艺术形象，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堪称汉代雕刻艺术的精品是不为过的。现这尊石辟邪保存于洛阳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①。
　　① 见《一代英君光武帝》。
　　4．石象
　　在今洛阳白马寺的西北，“三汉冢”正南方的邙山山麓，有个象庄村，该村因有大石象而得名。石象位于象庄南门外道东侧的水池边，下座淹没在泥淖中。石象通长3.40米，宽1.05米，高约3.20米，作站立状，头向东，系用整块青石雕刻而成。整个石象造型显得古朴而呆笨，头部大大的两只耳朵紧贴象身向后外翻，耳朵内线条清晰，并对衬出两只极小的眼睛，还能看到眼睫毛的线条。嘴的两侧象牙吐露，夹着下垂的长鼻，可惜长鼻已残断。颈部和后腿部刻有皮皱，给人以真实的象皮质感。小尾巴贴身下垂，也已残断。远看整个石象雕刻线条洗炼，形象逼真，给人以稳步行进的动态感。据老乡们讲，在该石象对面约30—50米处，还有一只石象埋在地下，现还不能证实。
　　据《明一统志》云：“象庄在河南府。东汉时西僧以象驮经来洛阳，后化为石，今有石象。”说法虽神话化，但可说明石象是东汉之物。而且石象与邙山上的东汉五陵正好南北相对，说明其很可能是东汉帝陵前神道两侧的石刻。石象之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查证实①。
　　① 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
　　

两汉帝陵/阎崇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