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一、长陵陵园的勘探①
　　长陵是刘邦和他的皇后吕雉的合葬茔地，按汉代制度，帝后合葬，“同茔不同陵”，所以有两个陵冢，刘邦的在西边，吕雉的在东边，两陵冢相距约250米，吕雉陵在前右侧，其大小形制大体相同。以东方为向，方向为12度。现存遗迹测得刘邦陵东西长165米、南北宽145米、高30米左右，顶上东西长40.5米、南北宽15.3米。吕后陵东西长148—157米、南北宽129—132米、高31.8米，顶部东西38.7米、南北175米。整个呈截尖方锥体，或称覆斗形。积土约32万立米。
　　长陵陵园略呈方形，南北1000米，东西900米，没有明显的门阙遗迹。四面墙壁都有遗存，以西墙保存的比较好，尚留存有长600米、高3米、宽6米左右的一段。陵园建筑主要在冢北边和两侧。在距北墙325米处的西墙一段，有大量的瓦片堆积和夯土台基，在这里发现了多枚“长陵西当”瓦当。在陵园西墙下，即西园建筑附近，墙下4米深处，发现东南西北向的用五条水道并列而修成的一组排水管。在陵园西墙，距陵园西北角556米，距刘邦陵80米的地方，发现陵园西门。门迹宽23米，残存路土。陵园南墙，呈东西向高崭的一道土墙，现长800米，距吕后陵164米。
　　陵园内及其附近的宫室寝庙建筑遗址共发现六处：
　　Ⅰ号建筑基址，位于西北角，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大部被修水库时挖掉。据当时在现场的同志讲，建基夯土深达4米多，上部有砖砌墙的抹角和门迹。现地面下深1米即见夯土，可能原为一高台建筑。
　　Ⅱ号建筑基址，位于西南角。东西长不清，南北宽80米，西部断崖露出夯土层厚达4.5米，暴露接水面、墙壁和柱洞等迹象。
　　Ⅲ号建筑基址，位于东南角，面积不清。深翻土地时，发现大量瓦片、瓦当和砖块等。
　　Ⅳ号建筑基址，位于吕后陵正南，北距南墙30米，东西长250米，南北不详。这里发现了大河卵石柱础5个，断崖上有夯土残迹和窖穴，穴中杂有瓦片、烧渣、红烧土和墙皮残块，墙皮水彩红色。当为一大型建筑基址。
　　Ⅴ号建筑基址，位于长陵冢南、油房沟北，距陵园南墙1.5里。这里发现方砖地面、陶圈窖穴，断崖上暴露出五角水道和圆筒水道各一段。
　　Ⅵ号建筑基址，位于吕后陵南，距陵园南墙1里。东西长150米，南北破坏不清。暴露出红烧土块、瓦片、五角水道和圆水道等。
　　在长陵陵园及其周围，发现了一些汉代或秦末的文物，计有砖、瓦、瓦当、水道等。
　　发现的砖有两类：一类是花砖，最常见的是回纹和菱形纹方砖，一种为方形，一种为长方形，大小在35—46厘米之间，厚3厘米左右，一面有纹，一面为光。另一类为空心砖，但只发现一些残片，均带花纹。花纹都是用花模印上去的，都作几何形且很规则。
　　在长陵附近发现了较多的板瓦和筒瓦，型号不一，粗细绳纹都有，内表为布纹或麻点纹。筒瓦长与板瓦相若，在50—70厘米之间，一端有凹边接头，有带瓦当者。
　　瓦当的种类较多，有半圆形、圆形、带字的和图案花纹等，其中以圆形的花纹图案瓦当为主。半圆形瓦当，多是素面无纹饰，制作较简单。圆瓦当又分文字和花纹两组：带字圆瓦当发现有四种，分别写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长陵西当”、“长陵东当”，以写有前两种字的为多；圆花纹瓦当又分为周边主饰纹样和中心圆圈纹样两组：其中周边主饰纹样有对称双圈纹、双圈上下两线交互缠卷组成的云纹、带中脊的卷云纹等三型；而中心圆圈纹样又有树叶或花叶纹、树枝纹、方格纹、斜方格纹或编织纹、米字纹、葵旋纹、旋涡纹、同心重圆纹、圆圈星点纹等多种型式。
　　陶水道在建筑基址附近出土较多，有数节或十数节连在一起的。有圆水道和五角水道两种。圆水道有下面几种规格：其一，长41.5厘米、大头径24.3厘米、小头径18.5厘米、厚1.5厘米；其二，长45厘米、大径40—35厘米、小径35—25厘米；其三，外径19.5、厚1.2厘米。五角水道小型的高24.5厘米、底宽24厘米、四边宽15厘米、厚3.2厘米，大型的高、宽各约50厘米。
　　① 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
　　二、长陵陪葬墓的发掘
　　1．长陵陪葬区概况
　　陪葬区是长陵的又一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帝陵制度之一。长陵陪葬人数之多，格局之严整，在诸汉陵中最大、最为典型。陪葬区由陵园东门一直到泾河西南岸、阳陵之西北，广延十五华里。陪葬在这里的大都是跟随刘邦定天下的文臣武将和王侯贵戚。唐代刘彦谦《长陵》诗中“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垒垒尽列侯”，指的正是这种情况。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工作者调查，汉初陪葬长陵的约一百多人，现在还留有七十三座墓冢，位次排列整齐有序，前后左右的行列间距亦大体相当。这说明当时埋葬茔地的范围和格局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据相关记载，汉代对功臣所赐葬地并不大，有一定区域。从长陵陪葬墓冢的排列位置而言，每个墓冢占地有限，间隔密集。其冢形常依地势而异。有单冢、双冢(一般为夫妻合葬墓)、三连冢的；有南北并列、东西并列的；墓道有直、也有曲折的。这些墓都被盗过，每个墓都有几个盗洞。
　　陪葬长陵者，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有十几个，著名的有萧何、曹参、周勃、周亚夫、张耳、田蚡、田胜、戚夫人等。但现在的墓冢究竟何者属谁，很难确定，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当而又没有直接的文物证据。据推测，大概所标的1号、2号、3号墓是萧何和曹参的，而被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过的4号、5号墓，推测是周勃或周亚夫的。标有21号的墓冢，当地群众称为大冢，它比周围的其他墓冢都大，现在保留下的方形底边每边长50米。在这个墓的周围，发掘出一组带有“齐”字的瓦当，计有“齐国”、“齐园宫当”、“齐一宫当”等，其主人当与齐有关。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应为武帝子齐王闳的墓。大概齐王闳封王后未就国而死于长安，就陪葬在长陵了。
　　长陵及陪葬墓周围，都有许多陪葬坑。根据杨家湾4号、5号陪葬墓发掘的情况，其陪葬物有生活用具、食物、粮食、衣物、车马、卫侍、杂役和珍禽异兽等实物或模型，应有尽有。
　　2．长陵陪葬墓的发掘
　　到目前为止，长陵陪葬墓中仅仅发掘过编号为4号、5号两座墓葬。
　　这两座汉墓位于长陵陪葬区的西南角，距咸阳市东北22公里，处于长陵和阳陵之间。
　　早在1965年8月，咸阳市红旗公社杨家湾大队社员平整土地时，在距4号墓南70米的阶地上发现了大批彩绘陶俑①。后经有关部门清理，在十一个随葬坑内，出土了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盾牌模型410件，鎏金车马饰1100多件，还有蚌、骨、陶、铁器等55件。陶俑作五列四行排列，前三列六坑为骑兵俑，后二列四坑为人俑。文官武士、舞乐杂役应有尽有，他们的服式、铠甲、武器，以及头巾和发式都描绘得很细致，是研究当时的生活习俗、士兵装备、兵种配合、骑兵军阵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总之，这批陶俑的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伍之严整，实为汉代出土文物之罕见。
　　在上述发掘的基础上，从1970年冬开始一直到197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又对这批陶俑的墓主茔地——即4号、5号墓及周围地区进行了全面发掘。②
　　4号陪葬墓整个结构分为：封土、墓道(包括墓门、中庭)、墓室(后堂)三部分。中庭和后堂部分，结构特殊，规模宏大。
　　封土是用五花土，杂以黄土，撒以少许木炭，略经夯筑而成。现封土留下四分之一，高4米、长20米、宽15米。据遗迹观察，封土内部似有建筑遗存。
　　墓道平面呈曲尺形，西头最宽处23米，南端入口处宽6米左右，东西长50米、南北残长44米，全长约100米。墓道向北以18.5度的俯角向下倾斜，至北40米、深12米处，向西转折倾斜至墓室。南墓道即墓门，西墓道即中庭。墓道口部沿周边却有条状凹槽，凹槽按墓道走向两边平行对称排列。墓道两边坑壁设有台阶，每层台阶的上下间距约3—3.5米、宽0.5—0.7米。
　　墓室已被焚毁，但形制尚存，构筑于墓道西头，是一个上下笔直带有一个二层台的方形深坑(自残存封土堆顶部至墓室底部深28.5米)。二层台下坑深2.5米，墓室顶部与西墓道西壁六层台面大致等高，底部东西长10.57—11.01米、南北宽8—8.75米。发掘时发现墓室顶部四周有一层宽约2厘米、厚约0.20厘米的木炭，木炭下为白色木灰。在墓室东部上端距顶部下约20厘米处，有南北横陈的四根长方形木，相互间距70厘米。据此推测，墓室口原来有一层南北铺设的横木。因为墓室被焚，室内棺椁和随葬品已难以复原。但从残迹分析，周围和棺椁上下均有积炭，外椁可能是用大型枋木相互交叠垒成的一个方形椁室。以残留的痕迹看，椁室在中间，两侧为边厢，放置食品、衣物和装饰品。这些东西都放在竹笥内。南边被烧的一个竹笥内发现盛有绘美丽花纹的绸丝衣物遗迹，其竹笥编纹还清晰可见。北边有一排烧过的兽骨碎片。从棺椁结构情况推测，可能是有“黄肠题凑”一类的墓葬。
　　总起来看，整个墓葬结构，很像一座大型第宅建筑。封土堆，似整个建筑的屋顶。墓坑顶部至第四层台间似屋架。南墓道仅有屋架部分而无楼层，应属建筑物的“过道”。西墓道部分在屋架下，似有三个楼层，墓室系第宅的“后室”。因此，这座墓葬结构应是有过道、中庭、后室并有三个楼层组成的贵族第宅建筑。
　　在墓室南部边沿的一堆乱土中发现有200多块玉片，半块玉壁，一个长9厘米的残铁剑等。
　　除1965年发现的11个陪葬坑外，这次在墓坑内外又发现了7个，其中4个是砖坑，3个是木坑。放在墓室前的墓道中间的祭祀坑内发现有两辆彩绘漆车，车下压两只狗骨架。三个彩绘漆箱。圆形、长方形漆盒和漆盘各一个，盘内盛半个羊骨架。三个用具坑平行排列在距南墓道口9米处，这里出土有鸭蛋壶、谷物、三个陶俑、豆、盆、筒杯、耳杯、勺、盘、缸、鼎、甑、鉴、小壶、钟、扁壶、方仓、罐、陶囤、陶仓等。其中一个坑内放有25个方仓，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另一个坑内放置了35个方仓，仓内盛粮食，初步辨识有谷子、黄米、小麦、油菜籽、荞麦、豆类等。这些器物中，高大坚实的陶方仓数量多、体积大，在陕西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而陶鸭蛋壶、陶钟、陶耳杯等多是质地精良、造型优美的工艺品。
　　该墓葬共发现了4个车马坑，1965年清理了一个，此次又清理了3个。三个坑内各放置了两套、五套、八套车马。
　　5号陪葬墓在4号墓之北26米，虽也被盗，但未经火烧，保留着较完整的墓葬形制。
　　5号墓封土较为完整，成覆斗形，底面积约400多平方米。封土底部墓口四角有东西南北相对的四个坑。以第三坑为例，平面呈不规则形，深1.8米，底部留有少量朽木和树皮痕迹，说明原来立有木柱。
　　墓坑平面呈曲尺形，转折方向与4号墓相反，总长82米。墓道入口向南延伸26米处向西拐折。发掘范围从墓道西折部分5米处，以俯角55°沿墓道向下清理，经五层台至墓室顶部。墓室深3.25米，由口至底深17.25米，上口东西长16.50米、南北宽15.20米，底部东西长6.9米、南北宽5米左右。
　　5号墓葬具是一棺一椁。椁的周围及底下填塞木炭。椁室置于墓室底部深约1米的方坑中。椁室全用长木垒成，宽3.30米、长4.20米、厚0.16—0.18米、残高1.20米、底厚0.25米。椁盖板南北方向排列，每块宽约30厘米、厚7—10厘米。盖板上有两层漆皮，上黑下红。漆皮上有席纹印迹，说明在盖上原来铺一层席子。棺宽1.65米、长3.1米、边厚0.18—0.20米、盖厚0.08米。棺内涂红漆。棺的两端和椁板靠紧。两侧距椁板各60厘米，形成南北两厢。厢内放置随葬物，从残存遗迹观察，北厢置鸭蛋壶、玉器之类；南厢置钟、磬之类。
　　该墓出土的随葬物有玉衣片202枚，形状有三角形、梯形，长方形、菱形、不规则形，大小不一，质料较好，有碧玉、白玉等。从第193号玉片四角小孔内残留的银线断定，死者着银镂玉衣。棺内出土完整的玉璜一体，椁外有残破的玉壁三件。发现三枚钱币，其中一枚是四铢半两。乐器有编钟、编磬。陶器有鸭蛋壶、罐、钟、鼎等，有陶俑头残块。有带彩绘的各种饰物附件，如陶鸾鸟、兽头。铜制的鎏金饰物碎片很多。铁器有铲、刀等。
　　从出土的陶器、漆器和车马器表明，这些随葬物均具有西汉早期特征。从所发现的吕雉、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来看，初步可推断这两座墓应属于文景时期的。陪葬坑所发现的大量兵马俑似乎表明墓主武功赫赫，所以该墓葬很有可能为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葬。从墓葬形制、墓道方向对应和陪葬物品看，也有可能是周勃或周亚夫的夫妻合葬墓。《水经注》文中又明确记载：“(成国渠即后之渭惠渠)又东迳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谓之周氏曲，又东南迳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③可见4号、5号墓即使不是周勃父子墓，这一带也当是周氏家族茔地。
　　① 见《文物》1966年第3期《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
　　② 见《文物》1977年第10期《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
　　③ 《水经注》375页。
　　

两汉帝陵/阎崇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