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陕西咸阳原位于渭水北岸，地接秦之咸阳与汉之长安，故秦汉以来帝王将相多以此为归骨之所。西汉十一帝，即有九帝葬于原上。惟自汉末以迄宋初之千年间，原上墓冢曾经多次之盗发掘毁，《后汉书·光武纪》：
　　“建武二年春正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
　　又《魏书·文帝纪》：
　　“……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
　　然此犹仅为蜀汉以前之事，此后经过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长安故都历遭兵乱。其显著者如西晋建兴四年汉刘曜之陷长安，东晋永和七年秦苻坚之陷长安，唐至德元年安禄山之攻长安，广明元年黄巢之占长安，及乾宁三年李茂贞之犯长安。不仅宫室被焚，近在咫尺之陵墓亦必遭掘发。所有当日之金石遗物已一无可考。沧桑变化，不堪收拾。宋太祖立国后，对前代帝王陵墓始又有修整之议，并正名立石。但以当时戎马仓促，朝廷未安，仅遣使按址行之，因此难免求诸村竖道路之口，未深加考证。且长安咸阳二城址，历秦汉唐宋多有迁徙。如依册籍所载各陵之方位里数，每易错误。何况自宋辽金以后，宋代碑石又已不存，以致近代方志对各帝陵之方位距离，难免有东西错置张冠李戴之处。既成定案，人多习而不察，少有变章骇俗之士出而为之纠正。其谬误一如今日之周文武王陵，虽公认其误，但每年仍由政府派大员扫祭，绝未见有肯毅然加以改正者。
　　关于西汉帝陵之方位，如依据较古之史册记载，如《汉书》、《三辅黄图》、《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志》等，即不难索得其真实之所在。今日陵前所存碑石，最早者仅为明代，且十不存一。现在唯一可资辨识者，即清乾隆间陕西巡抚毕沅令各县知事代立之石碑。因时间甚近尚完存，前章汉陵探查纪实亦系依毕碑所指为据者，但其在咸阳原上九陵前所植之碑，除武帝茂陵与成帝延陵确为其原墓外，其外七陵均互相错植，著者于实地考察及参照册籍后，仍按照前列四区，分别加以考证并订正如下：
　　甲、茂陵区内义康二陵之误置
　　茂陵区内之哀帝义陵与平帝康陵，如依照《汉书》注、《三辅黄图》及《元和郡县志》所载之里程距离及《水经注》所载之东西顺序，则平帝康陵当为昭帝平陵之误。而哀帝义陵，当为茂陵或平陵之后妃将相陪冢。兹依据：
　　1、《水经注·渭水条》：
　　“渭水又东会成国故渠……东径汉武帝茂陵南，陵西北一里，即李夫人冢……故渠又东径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径平陵县故城南，又东径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径成帝延陵南，陵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又东径惠帝安陵南。”
　　2、《汉书·本纪》臣瓒注：
　　“义陵在扶风，去长安四十六里……康陵在长安北六十里，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
　　3、《三辅黄图》：
　　“哀帝义陵在扶风渭城西北原上，去长安四十六里，平帝康陵在长安北六十里兴平原口，昭帝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
　　4、《元和郡县志》：
　　“哀帝义陵在县北八里，平帝康陵在县西北九里，昭帝平陵在县西北廿里(按志中所指之县，为唐之咸阳县，即今之渭城湾)。”
　　依据以上各记载，今之康陵按《水经注》之顺序，《三辅黄图》所载距茂陵之里数，及《元和郡县志》平陵距唐咸阳之里数，则实为昭帝平陵无疑。推究此二陵误置之由来，盖为宋敏求《长安志》所记，考《长安志》卷十三《咸阳县志》载：
　　“哀帝义陵在县西八里，平帝康陵在县西廿五里，昭帝平陵在县东北十三里。”
　　此处所指之县自是咸阳县。姑不论其所指是否唐之咸阳，而记义陵谓在县西八里，康陵则为廿五里。今之义康二陵相距实不及一里，同距今咸阳城十五里，又昭帝平陵是在今咸阳县之东北而唐咸阳之西北，实与事实不相符合，反令后人无所适从而有循误。考由朝廷表彰先贤帝王陵墓乃始于北宋之初。在宋以前，因唐末五代之乱，典章文物十失八九，咸阳原上之垒垒荒陵早已无人过问。宋太祖巧谋夺国，假饰仁义，对前代帝王陵墓一一遣使修庙致祭。当时由使者匆匆访问，置以碑石，其有错误亦为意料中事。且由昭帝平陵误为平帝陵更属可能。此正与今日咸阳原之秦惠文悼武王墓，误为周文王周武王陵同一原因。相沿成俗已不加更正，惟从事于史迹之考证工作者，则应详加考订并为辨正耳。
　　乙、延陵区内平渭两陵之误置及哀帝义陵之所在
　　此区域内之元帝渭陵与昭帝平陵，一在周陵之东南，延陵之正东，一在周陵之西南，延陵之东北。前在茂陵区内之平帝康陵既系昭帝平陵之误，而哀帝义陵亦为误置。则此康义二陵亦应在他处无疑，依《水经注》所载：
　　“故渠又东径成帝延陵南，陵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也。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
　　如此以延陵为中心，则延陵之东北之元帝渭陵实为平帝康陵。而元帝渭陵应在延陵正东，即今昭帝平陵所在处。哀帝义陵则更在渭陵之东，又《汉书》臣瓒注：
　　“成帝延陵在扶风，去长安六十二里，平帝康陵在长安北六十里，元帝渭陵在长安北五十六里，哀帝义陵在扶风，去长安四十六里。”
　　依照此所记之里数距离，其由西而东之顺序，亦应为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如下图所示者：
　　又哀帝义陵既应在元帝渭陵之东，今渭陵东北五里处有一巨冢。其形制同其他汉帝陵，村人俗呼为阳陵。而景帝阳陵绝不在此，致一般人多断为隋恭帝陵。因《隋书》：“炀帝幸扬州，留代王侑(恭帝)守长安，李渊起兵攻破之，执代王侑，饮以鸩毒。”当时为掩人耳目，以帝礼葬于咸阳北原，故人多疑此为阳陵，乃隋恭帝冢。但并无任何确证，而今依《水经注》及《汉书》注所记，则此冢实为哀帝义陵。且《元和郡县志》亦谓：“哀帝义陵在县北八里”，如以唐咸阳城计之，此陵适在其北八里，更可证其为义陵无疑。兹为易于明了此二区域内各陵之正误情形，特绘图如下：
　　附图：平渭义康陵位置图(见右图)
　　丙、长陵区内长安阳三陵之误置
　　咸阳原上之汉陵，茂陵区内有茂陵无误，延陵区内有延陵无误。而长陵区内三陵竟全部误置，实为遗憾。昔日人足立喜六氏实地踏查时，即已对今之高祖长陵发生疑问。阎文儒氏著《西京胜迹考》，对此三陵亦有所辨正。陈子怡氏之《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载《西京访古丛稿》)，对各汉陵之误置考订尤详。诸人主要之依据亦即为《水经注》及《汉书》注等书对各陵方位顺序之记载。关于长陵安陵及阳陵之东西误置，其可索得考证者，即：
　　1、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
　　“……成国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又东径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又东径长陵南……又东径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又东南径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
　　2、《汉书·地理志》：
　　“左凤翔长陵县，高帝置……莽曰长平，阳陵县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
　　“右扶风安陵县，惠帝置……莽曰嘉平。”
　　3、《汉书本纪》臣瓒注：
　　“长陵在长安北四十里，安陵在长安北卅五里，阳陵在长安北四十五里。”
　　4、《史记·集解汉本纪》皇甫谧注：
　　“长陵山东西广百廿丈，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长安卅五里，安陵去长陵十里，去长安卅五里。阳陵山方百廿步，高十四丈，去长安四十五里。”
　　5、《三辅黄图》：
　　“高祖长陵在渭水北，去长安卅五里，惠帝安陵去长陵五里，在长安北卅五里，景帝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
　　6、《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汉高祖长陵在县东卅里，景帝阳陵在县东四十里。”
　　7、《元和郡县志》：
　　“安陵故城在咸阳县东廿里，阳陵在咸阳县东四十里。”
　　8、《太平寰宇记》：
　　“汉高祖长陵在县东卅里，惠帝安陵在县东北廿里，景帝阳陵在县东四十里。”
　　以上所列举1至5为由唐长安至三陵之方位距离，6至8为由唐咸阳城至三陵之方位距离。再证以《水经注》上由西而东之顺序，及《地理志》左凤翔与右扶风之分界(长陵以北属左凤翔，渭城以西属右扶风)。则显然证明此三陵之位置，惠帝安陵最西，距长安近距咸阳亦近，景帝阳陵在东，距长安远距咸阳亦远。而高祖长陵，则应居于安阳二陵之中间。此为由各记载归纳之结果，绝无疑异者(由长安看三陵为东北，由咸阳看三陵则在正东)。乃今日毕沅所立碑，长陵居西，安陵居东，阳陵居中，将此三陵之方位完全误置。使近者远，远者近。至其错误之原因，亦由于宋敏求之《长安志》所记：谓长陵在咸阳东卅五里，安陵亦在县东卅五里，阳陵在县东十五里。完全颠倒，致有此误。
　　今既确知三陵之中间者为长陵，则又有一待考之处。即长陵之东，毕沅定为安陵者，实应为吕后陵，《史记·外戚世家》注引《关中记》：
　　“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各陵皆如此。”
　　又《三辅黄图》：
　　“吕后陵在高祖陵东，高后合葬长陵(注汉帝后同茔不合陵也)。”
　　如此得知长陵东之巨冢当为吕后葬地无疑。毕沅现立碑吕后陵在长陵西，是长陵为误置又多一旁证矣。
　　现在再就实地考察之事实加以订正，则长陵规模最大(即今之阳陵)，计陵域长三六五公尺，陵基(方中)长一五〇公尺，陵高二八·一公尺，陵垣四门基址较他陵高大。陵附近所遗留之砖瓦残片亦较他陵为多。此乃因为高祖为创业之帝王，死后吕后及萧何等复喜隆礼侈葬，且两汉各帝对长陵亦屡有修培，故有今日之规模遗迹。更可证明者即陵之左近陪冢特多，东西北三面均有高大之陪冢数座。据《通志》：
　　“长陵亦曰长山，其北有萧城，萧何所筑以守长陵，陪葬诸臣萧何张良曹参纪信在其东。”《咸阳县志》：“萧何墓在县东北卅七里，曹参墓在东北卅五里，张良墓在县东北卅六里，留侯陪葬长陵，距长陵五里。”
　　如此则前节所述周陵以北十五里处之萧何曹参墓以及戚姬冢等，实均系在此。又依《水经注》之记载：周勃周亚夫墓，亦应在长陵东，盖因汉初之功臣将相，莫不以得归骨于长陵之旁为荣。故由长陵之确定，而可知陪葬诸人墓，同时由各臣冢之星拱，亦可证明其中心为长陵也。
　　最后，又发生一疑问，即景帝阳陵据各种记载均谓在长陵之东。而今在长陵东之大冢已确定为吕后陵，且吕后陵东再无大冢，则阳陵究在何处?据《陕西通志·山川志》：
　　“高陵县鹿苑原一名鹿台，在县西南卅里，东西长十五里，南北阔一里……原自咸阳县来，当泾渭二水之间，一名奉政原，阳陵之所在也。”
　　今试一考察其地形，在今所指阳陵及安陵之东，已为咸阳县之尽头，即泾渭交流之所在。惟原之东端另有一兀起之高坡，孤立如山峰，村人通称为周赧王城。宋时建鹿台将军庙于此，故称鹿苑，一名鹿台。疑此地即汉景帝之阳陵所在。因其地在今所指安陵东约五里，距长安咸阳亦远五里，与前列各册籍记载之里数距离均甚符合。自应为真正阳陵所在无疑。
　　考孝景乃文帝子，文帝在位勤政恤民，力戒豪奢，其治霸陵，依山为冢，不另起坟。景帝继文帝之后亦以俭约见称，其治阳陵仍效霸陵故事，觅此泾渭交流之山坡以营寿陵，形势既胜，复不扰民，自是意中之事。兹姑假定如此，以待来日再为考证。

汉代陵墓图考/王子云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5